第一节 《古文孝经孔传》的文本与思想

《古文孝经孔传》为伪几成学界共识，本节另以“新证”说明这一共识是可以成立的。此“新证”即指《孔传》阴袭《管子》以解《孝经》之内容占《孔传》篇幅达50%，而国内学界对此竟茫然不察。据此可为《孔传》非孔安国作而是魏晋时人伪托之说定案。由于《孔传》多引《管子》以释《孝经》，故其诠释未免带有法家化及糅合儒法之色彩。将《孔传》与《管子》的援引关系揭示出来，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孔传》在《孝经》学中的地位问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清代中叶，自日本回传中国的《古文孝经孔传》（下简称《孔传》），甫一面世，其真伪问题便引起了广泛争议。虽然如此，四库馆臣还是将其收录于《四库全书》经部中[4]。从历史上看，在《孔传》尚存的唐代，其真伪便已引发时人关注，以至于在争论《孝经郑注》[5]和《孔传》何者当置于学官时，由于没有定论，唐明皇不得不亲下御笔，撰成《御注孝经》。从文献目录学的角度看，《古文孝经孔传》并不见载于《汉书·艺文志》，其首见于身份本即可疑的王肃注本《孔子家语后序》[6]，至《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关于《孔传》真伪的问题，学界目前的共识是：《孔传》绝非孔安国（约前156—前74）所作，亦非王肃或刘炫伪作，伪托孔安国之名者另有其人，此书之成当在魏晋时代[7]。有研究表明，《孔传》成书尚在王肃之后，其中内容多参酌郑玄、王肃注《孝经》语，依违其间以敷畅己说，且《孔传》释《孝经》非止训释字义，而重在发挥义理，与六朝义疏体同[8]。唐代司马贞奏议亦言：“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9]荀昶为晋末宋初人，故可推测《孔传》成书当在王肃与荀昶之间的魏晋时代[10]。

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孔传》抄袭《管子》但隐去后者之名的事实，进而揭示《孔传》在以义疏体形式注解《古文孝经》时，借由吸收《管子》内容而使其思想带有糅合儒、法之浓厚色彩，甚至体现出法家化的鲜明倾向。若从汉代经学传统以观，经学讲求师法与家法，孔安国为经学名家，且是孔子十一代孙，断不会阴袭《管子》以变乱儒家之说。且孔安国以《尚书》名世，而《孔传》却不见引及《尚书》，反而对《管子》似有特殊之嗜好。总之，《孔传》非孔安国所作当不复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