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书的缘由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记载的汇集，并非成于一人一时。大约在春秋末期，弟子们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记载下来；通过口耳相传，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追记下来；后人编纂成不同的简策（篇章）。大约在战国早期就有了汇集本。传至汉朝，至少有了鲁、齐、古文三种汇编本。今传本源于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或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们的对话，平易亲切，恬淡中寓意深长。

近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发掘、整理出楚简《论语》，拟名为《孔子曰》，与安徽大学收藏的楚简《仲尼曰》相近，估计是战国中期在南方流传的《论语》。

《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多半是师生共同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真实记录。它是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被列入经部，在汉至唐代是妇女、学童的启蒙读本。《论语》是我国第一重要的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书。

《大学》是《礼记》（《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很有可能出于孔门曾子（曾参）及其弟子。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弟子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曾将单行本赐予新第进士王拱辰等。司马光著《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大学》《中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

据程朱的解释，古代王公贵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学习待人接物之礼，大学则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之理兼通内外，内则详说修身的步骤，外则讲明做人的规模，是初学者的入门书。先学《大学》，以明学习的次序，其要点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穷理，诚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独。《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礼记》（《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毫无疑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了《中庸》的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邢昺向宋真宗陈述《中庸》大义，为真宗采纳。宋仁宗以《中庸》赐进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张载，启导张载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行。程颐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区别，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该书讲天命、率性，即是讲道心，所谓“择善固执”，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谓“君子时中”，即是执中的意思；所谓“率性”，只是循天理而已。

五代后蜀石经残片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记录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的注有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汉书·艺文志》虽将《孟子》放在诸子类，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它是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赵岐尊孟子为“亚圣”，把《论语》《孟子》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为“传”。中唐以后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统说。五代后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被列入经书。北宋第一流的学者与政治家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响应韩愈的道统说，尊崇孟子，重振儒学的工作遂为士子所认同。到二程时，已将《论语》《孟子》并提，其地位已凌驾于六经之上。

《孟子》一书，主要是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求其放心。韩愈说：“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四书章句集注》）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四书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士子必读的书。

我们认为，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

先说文化的原因。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

自唐代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孟子、孔子、周公的过程。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亮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其他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迭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道学）重建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问题。

再说社会的原因。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他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四书当然不可能取代五经，宋代以后，士子有关五经乃至十三经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颇多创构，然而从整个社会文化来看，四书已成为家传户诵之学，成为朝野、城乡文化的主流。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群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借用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高的关键词，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颜”）与五经，宋以后则是“孔孟”与四书。这也是钱穆先生说过的。北宋确有扩大经学范围和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于是有了四书的形成与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