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寻找“我们”的天空

在上述四所学校中，历史选择了春晖中学作为开明派的发源地。

就其一所县级私立初级中学的程度，春晖中学原不足以在文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它档次高的学校比比皆是。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能够聚集一批在文化教育界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和文人，一个原因是它的由私人出资建成的精美校舍和较为充足的经费，这使它在当时显得鹤立鸡群；另一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有了夏丏尊。

1921年，受同乡也曾是同事的教育界开明人士经亨颐邀请，夏丏尊从湖南一师返回家乡，在新建的春晖中学担任了教职。并且他在白马湖畔盖屋安家，显然做了在此安身立命、终老是乡的打算。不论是为了回报经亨颐的倚重，还是为了实现服务乡梓的愿望，夏丏尊对春晖中学的建设有着宏大的构思，为春晖中学延揽人才起到了关键作用。叶圣陶曾说：

他还有一种想法，要把春晖办成全国的模范中学，招集多数学者，一面教育青年，一面研究学问，从事著作；每个教师的教授时间定得很少，薪水数目定得很低，用著作的稿费和版税作为生活费的补助。欣羡他这种理想的人一时很不少，因此大家都知道春晖中学是浙江的优良学校。1

而夏丏尊的老大哥身份、他的宽厚慈悲心肠和在中等教育界的声望，使他具有很高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由他引荐或因他而来的教师为数相当不少。朱光潜明确地说，“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被打垮了，我就由上海文艺界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 2。丰子恺是夏丏尊的学生，受老师召唤而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还效仿其师并紧靠其师的“平屋”建起了住宅“小杨柳屋”。朱自清也是因了夏丏尊的推荐，而同时在宁波浙江第四中学和春晖中学任教的，这在朱自清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3匡互生是湖南人，在担任湖南一师教务主任的时候与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夏丏尊有同事之谊。后来匡互生因不满于学校陈旧的教育模式而去职，先后在杭州上纤埠和宜兴凌家塘进行新村运动实验。这些实验虽都因经济困难遭到失败，但他对于新式教育的执着探索和实干精神仍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1924年在夏丏尊的邀请下，匡互生来到春晖中学，担任了学校的训育主任并兼舍务主任。可以说，夏丏尊为学校注入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也因此成为学校新派教员的核心和旗帜。

到1924年，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已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匡互生、朱光潜、方光焘等人。这一批有理想也有热情的青年齐聚白马湖之后，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

一是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造途径的探索。

以夏丏尊爱的教育、匡互生人格感化的教育理念为主导，他们在学校生活的各个层面，推行了不少颇有探索性、实验性的制度，诸如在教材上引入新文学、在教学上采取“道尔顿”制、鼓励学生建立课外社团、男女同学、“五夜讲演” 4、以学校和师生合作的“协治会”代替学生自治会来处理学生事务等等。学校还有校刊《春晖》，专门登载师生作品，记录校园生活。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制度使得师生关系融洽，学校也在短期内声誉鹊起，许多学生慕名转学而来，甚至宁愿降级从低年级读起。到这里任教刚一个月的朱自清就非常感慨地说：

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5

应邀前来访友的俞平伯在参观学校后也大加赞赏：“校中不砌垣墙，亦无盗贼，大有盛世遗风。学生多朴实，理解力亦好。”“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 6

二是创建文艺社团的探索。

一群在教育和文艺方面志趣爱好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无形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诱发了他们创办文学社团的冲动。1924年4月，春晖中学的朱自清、丰子恺，与北京的俞平伯、顾颉刚，上海的叶圣陶、刘大白，宁波的刘延陵，和以前浙江一师的学生潘漠华、张维祺等人组织了我们社，并由俞平伯和朱自清负责编辑出版《我们》杂志。

关于这个团体，目前留存下来的资料极其有限，他们当年的真实想法已很难窥见，这个团体的全貌和完整历程也难以重现，我们只能依赖1924年7月出版的《我们的七月》和1925年6月出版的《我们的六月》所隐含的些许信息。

《我们》所载，以散文、诗歌为主，兼及小说、诗话、评论、通信和理论文字，甚至还有摄影和绘画，门类相当广泛甚至略显芜杂；作者有成名作家，也有文坛新人，还有偶一露面就再也不见踪影的匆匆过客。主要作者有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丰子恺、顾颉刚、刘大白等人。但两本刊物的编者署名均为“O. M.”。“O. M.”者，即“我们”也。这两本刊物相隔11个月，基本上是一种年刊的性质。《我们的七月》所刊作品无署名，其缘由在《我们的六月》中曾加以说明：“本刊所载文字，原O. M.同人共同负责，概不署名。而行世以来，常听见读者们的议论，觉得打这闷葫芦很不便，颇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我们虽不求名，亦不逃名，又何必如此吊诡呢？故从此期揭示了。” 7

就现存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没有发现我们社有成立宣言或社团章程，但基本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宗旨不很清楚、组织也颇松散的新文艺社团，是一群喜爱新文艺的青年的自然聚合。他们无意在文坛上掀起多大动静，却也想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可从他们个人不署名而以集体负责的想法略窥一斑。俞平伯说：“其所以《七月》号不具名，盖无甚深义。写稿者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后来觉得这办法不大妥当，就在《六月》号上发表了。” 8从作品的广泛和任意来看，他们也许想造就一种无所顾忌、随意而谈的格局，并主要以小品文来体现这种追求。9不过，由于作品太少，他们所追求的这种特色并未形成，这种特色倒是在我们社成立不久出现的、与我们社并无渊源的雨丝社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有意思的是，“雨丝”的得名，便来源于《我们的七月》。10

对于这样一种基于兴趣、看似随便的团体和刊物，组织者自己倒是认乎其真的，起码对负责杂志编辑的朱自清来说是如此，所以他不同意别人对《我们的七月》的批评，认为这个刊物“并不随便”，仍然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刊物自比为“优美的花草”，觉得在文坛上应该有它存在的价值。11

但这个团体面临着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使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几乎注定命不久长：一是宗旨不明，难以引起文坛瞩目；二是阵容不够强大且不齐整，这使它靠杂志内容特色以吸引别人的做法短期内很难奏效；三是人员分散，组织松懈，集稿不易，造成刊物出版时间跨度太大，形不成较大声势；四是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刊物出版后继乏力。从朱自清与俞平伯的通信中可以得知，《我们》由书店负责出版，以出版后的销量所得版税支付编辑费和稿费。由于印数有限，所得版税无几，作者的稿费和编者的编辑费也就少得可怜。至于由中国社会的动荡所引起的种种变故，属于非人力可抗因素，则根本不必列出。

种种的困难使得我们社步履维艰，难有大的作为，但成为我们社解体诱因的，却是1924年冬发生在春晖中学的由“毡帽事件”引发的风潮， 12和匡互生、刘薰宇等人的去职。

匡互生、刘薰宇等是坚定而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坚信教育事业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作用，也执着地进行着教育方法的改造，尝试着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思路。几年来他们辗转各地，不断进行着教育改造的试验。在公立学校的教育改革失败之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春晖中学这样在教育界素负声望、颇为开明的私立学校。但校方在处理风潮时的顽固立场和蛮横态度，以及由此暴露出的教员和学生之间、新派教员和旧派教员之间、校方和教员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让他们非常失望。匡互生力争无效，愤而辞职赴沪。他的辞职在学校造成连锁反应，一批与匡互生志同道合的教师如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朱光潜、刘叔琴、方光焘等人都相偕去职并先后到了上海，几十名学生也尾随而去。

朱自清没有辞职。其原因不是他不愿响应匡互生他们。除去生活上的困难，《我们的六月》正在集稿之中，很难说走就走。朱自清一直到1925年7月，在《我们的六月》出版之后，才离开春晖中学。而随着朱自清的离去，我们社便自然解体，无疾而终。

对于我们要论证的开明派来说，春晖中学意味着教育改造的失败和组织社团的失败，开明派的形成还未见出眉目。

但在开明派的发展历程中，春晖中学还是有着重要意义，即它通过组织社团和教育改造试验，为开明派集聚了队伍，并形成了开明派在教育方面的文化立场和基本思路。此外，在白马湖，他们中的不少人为自己的人生事业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夏丏尊完成了他最著名的翻译《爱的教育》，确立了他作为教育家和翻译家的声望；朱自清出版了他第一部诗歌散文集《踪迹》，坚定了他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决心，也决定了他由诗歌到散文的样式转换；丰子恺获得了从事漫画创作的最初灵感并以井喷式的爆发而在文坛崭露头角；朱光潜也写下了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由此确立了他毕生从事美学研究的志向。春晖中学在现代文学史、艺术史、教育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是令人惊叹的。

就此可以说，白马湖春晖中学时期是开明派的酝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