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任何一位伟大作家若远离了根深蒂固的习俗，必定被后人神化。在这方面，艾米莉·狄金森尤甚。她的隐居生活、原创性思考，以及对印行其作品的不情愿态度，恰好留下了信息缺口，使她越发成为一个传奇。但我们实无必要勉强接受那些被充作真相的简化形象，包括不可避免的神秘形象。尽管存在这些空白，我们仍有足够的材料为她的一生提供可靠的记录，包括那些塑造了她的艺术与思想之内在动态的条件。
至于本书的缘起——我觉得时机现已成熟，需要有人来评估关于狄金森的新近发现和论述，全面评述目前已知的原始材料，并寻找新线索。理查德·休厄尔[1]当年曾在狄金森庞杂的故纸堆中爬梳整理，而事隔20年之后的1994年，我诧异地发现，在狄金森实属不多的传记作者中，休厄尔仍是最好的一位，正是这一现状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在那之后，女性主义变革催生了一些新鲜的洞见、推测和视野，其中不乏令人拍案叫绝之作。
彼时，富兰克林也即将编辑完成狄金森诗集的一个新版本[2]，加之一些“理论”方法和零散独立的发现，皆为进入她的生活和作品开辟了新路径。然而，我读得越多，教得越多，再掂量各家的意见，就越发觉得她奋斗的一生和她的才华，还是没有被完整地讲出来。
理解狄金森的思路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两种思路特别突出。一种思路是将她视为一个先锋：她孤立地工作，先于其时代50年发展出断裂的思想和语言，这些成为后来的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典型特征。按照这个现代主义的视角，狄金森不可以被归入“古怪”之列，或解释为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产物，值得重视的是她的创作，而不是她这个人。另一种更为新近的思路则将狄金森视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即一位美国的维多利亚人，与女性网络有亲密接触，与女作家们热情呼应。这种思路建基于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于1975年发表的开创性文章《爱与仪式的女性世界》（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以及发掘出的大量专业历史文献；该思路恰当地强调狄金森有不少朋友，她常常给他们寄送书札与诗作。
这两种思路都不无道理，但彼此对立，无法调和，而且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关于狄金森的历史真相，其不足之处将在本书里陆续呈现。事实上，预先将这位独一无二的作家归入任何一边都是可疑的，无论是归入当时的闺中密友交际圈，还是归入未来的超然独立的现代派。
更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我们应当从始至终认清，是什么造就了狄金森的与众不同之处——她的天才，她恒久不灭的热情，她对公众生活的逃避，她对公开出版的不以为然。狄金森身后留下近1800首诗歌，若是换成大多数作家，我们当然会认为，作者寄希望于人们的阅读和理解。可是不论狄金森最后作何打算，她的大量诗作并未跟友人交流过，这一事实警告我们：不可臆测。乔治·斯坦纳对保罗·策兰[3]的一首诗发表过一个评语，这个评语可以更贴切地适用于狄金森的大部分诗作：“在某些层面上，（此诗）根本不指望我们理解，而我们的阐释（即我们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侵扰。”我们对狄金森的阅读就是一种侵扰，一直以来，这一不言而喻的认识是构成她的吸引力的部分原因。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以极大的热情回应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读者觉得对她的生活和性格已然有所了解，然后就带着这些印象去读她的作品。一次又一次，读者感到，尽管她的作品难以索解，而她本人又离他们如此遥远，可他们还是一门心思地想要了解她。他们感受到了心跳，他们觉得那些词语都是原始的、直觉的，似乎从生命中直直逼来。不幸的是，这种阅读方法大体说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若幻想着可以调焦，可以放大她的生活图景，看透她的秘密本质，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关于狄金森的一个悖论是，她一边邀请你，一边又躲闪着不让你跟她亲密——她将“无可奉告”做到了极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正是本书试图追索的一个方面。
完成了詹姆斯一家[4]之后，我开始着手狄金森传记的写作。在关于这位诗人的大量批评分析中存在着一种假设，令我颇为吃惊。对于其他作家，比如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或T.S.艾略特，批评者都理所当然地认定，无论一个人的生活多么复杂，都有某种形状或曲线，而我们一旦了解一件特定作品是建基于曲线的哪一个点上，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作品。换言之，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发展，这种标示方向的趋势最终成为一幅地图，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但对于狄金森却不然，人们常常认为这里没有地图、方向或发展——她的艺术是静止的，要理解她的艺术，我们不必了解她的人生阶段、手稿顺序、大小语境。狄金森的批评家们习惯性地在其60年代初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作品之间来回穿梭，仿佛事先就排除了一件件特定作品跟她写作时所处的位置点的关联，也排除了这个和那个位置点之间的关联。这位作家又似乎鬼使神差，不能从自身经历中累积经验，以至于她一生的写作都缺乏某种牵引力。前些年，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狄金森批评家戴维·波特分析了作为现代派的狄金森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写作年表尚无法确立”，“在20多年的写作中，她的艺术没有变化”。
众所周知且无可置疑，狄金森一生只用同样的几种诗歌形式写作。她的诗听起来很“狄金森”，以至于读者们很容易被麻痹。但是，她生前缝制的手稿册、散页的抄本和草稿，以及寄赠出去的诗歌，其创作时间虽精确程度不等但已基本确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粗略的年代顺序来追踪她的轨迹。读者觉得她的创作没有什么发展变化，这种感觉与其说出自她的全部作品所呈现的形态，不如说出自我们阅读时所遇到的困难。姑且不论她的某些作品天生晦涩，首先我们就遇到了两个实际问题：编辑和传记。她的创作既不标注时间，也不为出版而写，相反，她只将一小部分诗作托付给密友，而大部分自己留存，这样我们就不知该怎样组织、怎样排印。传记的问题同样令人生畏：她的许多信件没有注明日期；写给几位关键通信人的信件已被销毁或被篡改；她收到的信件也遗失殆尽，因而她的某些回复我们几乎不能释读，也无法对一些人物关系做出评价。她的隐居所引发的后果也无据可查。任何人若想忠实地叙述她的一生，尤其是特定阶段的经历，应该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些难处。
不过，还是留下了一部分确切日期，可以推断出大致情状。本传的一个前提是，在理解艾米莉·狄金森的过程中，年表至关重要——不仅她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她的作品也常常反映出人生不同阶段的状态。她的诗歌表现出一种显著而生动的演变。发展，是根本的一点：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读她，需要思考离她最近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如何塑造了她不久的未来。尽管诗歌不是日记，却仍带有许多当下经验的痕迹。她的诗歌差不多都和日记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们若错失二者的联系，也就可能错失其意义。
要理解狄金森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她与那些诗歌接收者之间的联系，传记必须完成两项不同的任务。其一，广泛调查档案，除了她本人以外，还要获取关于她的朋友们的历史事实；其二，探究她从这段友谊中明显期待的是什么，在这方面，她少女时代的信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线索。唯有做到这两点，才可能领会她和他人之间的距离，她是如何用书信和诗歌架起桥梁，又是如何精心打造出那种特别的写作口吻，让我们感觉如此直接，且被深深吸引。我们唯有从最初，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她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父母之初，一步一步地追踪，才能理解她在各个阶段的挣扎与成就。
以亲友为依据将狄金森打包分类，如今已成为一个惯例。1894年，玛贝尔·卢米斯·托德[5]出版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书信集，她为书信分门别类时，为每个通信人专设一章或一节。尽管托德在编排时也遵循了先后顺序，但尺素之间终究无法呈现诗人一生的连贯写照。80年后，休厄尔撰写了两卷本狄金森传记（他幸运地接触到托德的女儿米莉森特·托德·宾厄姆[6]拥有的内部资料），同样遵循了这一组织原则，把整整一个章节都留给一个家人或朋友。25年来，休厄尔这部两卷本传记所设立的标准长盛不衰，它的一个长处是，审慎地调查了大量传说和谜团。然而，它们将诗人的一生仅仅呈现为一种彼此分散的人物关系和信件的混合，而未能勾勒出她的人生和作品的基本脉络。埃伦·露易丝·哈特和玛莎·内尔·史密斯合编了一本书《小心地打开我》（Open Me Carefully），这是狄金森致其嫂子（亦密友）苏珊·吉尔伯特·狄金森的书信选集，该书也沿用了类似的思路，试图透过单一镜头窥探狄金森。此外，还有大批印刷的和电子媒介的制品也采用了同样的组织方式。
如果说传记是这样一种叙述文体——将无论多么复杂的一切都整合到一个单一生命向前延伸的编织物里，那么艾米莉·狄金森的传记还有许多尝试空间。我的目的是，根据我们可获取的档案资料，描述出一条隐含其中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希望给读者一个走到幕后的机会，了解这些记录在何处发生了断裂。我希望拙作对一般读者和专家都有用——不是对每一个侧面、每一位熟人和每一首诗作给予百科全书式的考察，而是对实质性的事实加以全面叙述。当然我也留意了新近的洞见和争论，以及鲜为人知或尚未开发的重要资源，如1894年狄金森书信的印刷底本[7]。对于狄金森的若干诗作，我颇有心得，然而限于篇幅，未能详述，实为憾事。
在我全职写作传记的第四个年头，刚好写到1850年时（狄金森现存最早的诗歌就写于那一年），富兰克林编辑的狄金森诗歌异文汇编本出版，这真是一场及时雨。虽然对于大部分诗作写作日期的认定，编者未能提供证据和理据，且谬误在所难免，但编者格外仔细地考察了原始手稿和早期抄本。总之，在约翰逊和其他人的版本基础上，富兰克林确定了较为可信的年代和诗作的接收者，他的工作成果已大大超越前人。他还纠正了一些关键性的错误，这大大简化了我的工作，至少，周边大量嘈杂的噪声顷刻间戛然而止。
不过，给我恩惠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内莉·哈贝格，没有她热切、有力、机敏的帮助，这本传记就不可能完成。春去秋来，“哈贝格夫妇”像狄金森的小鸟或蟋蟀一样，往返于各家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内莉帮我展开落满灰尘的书卷档案；在点着煤油灯的书桌前，我笨拙地想把一切付诸笔端，她读后提出批评和建议，也不避取笑；在本书中，她虽沉默，但不可或缺。
文本说明
狄金森在私人的诗歌手稿中有时会列出多个可选的词语或表达，似乎并未决定采用哪一个；但若是寄给友人的诗作，她总会给出一个最终选择。大体上我也遵循这一安排，推测并选定一个她希望呈现在他人面前的诗作。如果她对某个特定的选择表示青睐，比方说加了下画线，那么我就选择该版本。有时她对某些待选诗行做了特别排版，其外观也会强烈地暗示出诗人的偏好，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倘若诗人未表露出任何倾向，我就依据我自己的品位和判断进行选择。此外，依照惯例，我引原文时一字不差地保留了大写字母和标点方面的特征。狄金森还常常在物主代词中插入撇号，偶尔在复数名词中也是这样，对此我都悄悄抹去了，因为这些错误与她想表达的意思毫无关联，反倒对阅读造成干扰。和富兰克林一样，我也再现了她的“连接符”，不论它们是长是短，是升是降，还是有折角，都只用一个短横线表示，前后分别留空（－）[8]。
凡引自约翰逊编选的《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缩写为Let）的书信，皆采用字母“L”加页码的格式（如L92，表示所引文字见于约翰逊编选的《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第92页）。至于诗歌，考虑到有些读者习惯约翰逊的编号，我在附录中提供了诗歌首行索引，囊括了本书讨论的全部作品；同时，我给每一首诗作都标明了富兰克林的编号。“Fr”代表富兰克林，我采用的即是他的分类系统和顺序。
[1]理查德·休厄尔所著《艾米莉·狄金森传》（The Life of Emily Dickins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首次出版于1974年，被公认为当时最完整、最权威的狄金森传记。——译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这里指拉尔夫·W.富兰克林20世纪末出版的狄金森诗集。此前，托马斯·H.约翰逊于1955年首次编辑出版了三卷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共收录狄金森诗歌1775首，包括当时已知的各种手稿中的异文，因此又称为“异文汇编本”，为狄金森学界提供了最完整的研究底本。1981年，富兰克林编辑出版两卷本《艾米莉·狄金森手稿册：影印本》（Manuscript Books of Emily Dickinson: A Facsimile Edition），以影印图片呈现手稿原貌，收入诗人手工缝制的手稿册或“诗笺”（Fascicles）40册和未缝制成册的“分组诗稿”（Sets）15组，共计1147首。1998年，富兰克林又编辑出版了一套三卷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异文汇编本》（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Variorum Edition），共收录诗歌1789首以及当时已知的各种手稿中的异文，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完整可靠的研究底本，而且，富兰克林以他重新考订的系年顺序为狄金森诗歌做了新的编号。随后，富兰克林又为大众读者出版了一部一卷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阅读版》（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Reading Edition）。以上作品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富兰克林编订的诗集出版之前，学界皆采用约翰逊编号（缩写为J），近年来则多使用富兰克林编号（缩写为Fr）。本传所引诗歌编号皆为富兰克林编号。
[3]保罗·策兰（1920—1970），德语犹太诗人，生于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今属乌克兰）。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策兰历尽磨难，战后流亡巴黎，以《死亡赋格》（Todesfuge，1945年）等诗作震撼诗坛，后期诗歌更加沉重、隐晦。1970年投河自尽。
[4]本书作者于1994年出版了《父亲：老亨利·詹姆斯传》（The Father:A Life of Henry James,Sr.）。这部传记描写了父亲亨利·詹姆斯的一生及其对子女的影响，三位子女包括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小说家亨利和日记作家爱丽丝。
[5]玛贝尔·卢米斯·托德（1856—1932）是阿默斯特学院天文学教授戴维·托德（David Todd，1855—1939）的年轻妻子，1881年随丈夫迁居阿默斯特，后来成为艾米莉·狄金森的哥哥奥斯汀·狄金森的情妇。在诗人去世后的十年内，她编辑了狄金森的第一批诗集（共三部诗集，大约550多首诗作）以及第一部书信集（两卷本）。
[6]托德夫妇的女儿米莉森特·托德·宾厄姆（1880—1968）继承了母亲的工作，继续编辑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并出版了几部相关著作，提供了大量诗人的传记资料。
[7]托德所抄录和编选的诗作在送到印刷厂之前，很可能出于狄金森的兄长奥斯汀的意愿，做了多处删节，留下了大量用蓝色铅笔勾画删削的痕迹。由于这些有删节的原件多数已毁，这份有污点的印刷底本对于狄金森的一部分更为私人的书信文字来说，就是唯一的资料来源了。该版本现存耶鲁大学手稿与档案图书馆，仍未发表，亦未被批评家或传记作者所用。——原注
[8]本书所引狄金森诗歌均为本书译者王柏华所译。诗歌编号统一放在中译文下方。对于有些诗作，作者注明了年代，中译本一律放在编号之后的括号里。读者若想查阅狄金森诗歌的英文原文及其手稿，可登陆狄金森手稿电子数据库：Emily Dickinson Archive （edickinso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