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创新：海派文化的核心内涵阐释

走进张园，我们首先能够感知的是它物质空间的一面。作为上海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风格最丰富的石库门建筑群之一，它坐落于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90弄，地处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东至石门一路，南为威海路、西为茂名北路、北至吴江路。按照控详规划调整方案，张园区域用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6.2万平方米，地下空间总建筑面积为8.2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3处，24处区文保点及5处规划保留建筑。然而，当“张园”之名在人们口中传颂、唤起情感共鸣，不只基于它的物质空间，更在于它历经百年历史沉淀、所凝结的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

张园，究竟是一段“海上第一名园”的传奇往事，还是一抹石库门里弄的乡愁记忆，又或者是周末与好友同去打卡的海派时尚新地标？不妨让我们同去追寻、体验。

从晚清“海派”一词兴起，到海派文化成为上海城市三大文化定位之一，何为“海派文化”一直是上海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反复讨论的议题。作为时空经纬交织中诞生的词汇，在历史的变迁发展中，它不仅是独特的地缘、史缘背景下上海城市精神的集中凝练，更是当下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关键内涵支撑。

因而当我们尝试在海派文化的思想谱系中为张园定位，进一步探讨张园内涵与海派文化的内在勾连是什么；我们试图借由张园这一文化元空间，探寻海派文化折射出了怎样璀璨的光芒？这就不得不从“何以海派”开始讲起。

一、何以海派

众所周知，海派一词最初产生，并非为一种文化命名，而是对绘画、戏曲、文学等艺术门类特定的风格、种类的称呼，后又逐渐延展开去。晚清上海文人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是较早提及海派的笔记文献，书中“戏剧类·海派条”记载了京剧伶人称外省之剧为“海派”，指出在艺术形式上“海派京剧”不守规矩。在书画领域，大致相同内涵的称谓形成更早。早期的史笔著录多用“海上”的称谓，记述外省籍书画家汇集上海的画坛景象。这一现象大概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之时开始产生，到20世纪初上海书画家群体逐渐成形并开始被冠以“海派”之名。这一时期的“海派书画”特征大致以“能出新意”“善于会通”著称，同时也具有迎合新型市民阶层口味的商业化、世俗化成分。

1930年代，“海派”从绘画、戏剧领域传导至文学、媒体界，在文学界以“京派”“海派”笔战的方式又一次引发讨论热潮。“两派”之争最先由沈从文1933年10月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发起，在文中他对京、海两地作家以“玩票白相”态度对待文学的态度提出批评。同年12月作家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驳斥沈从文对于上海文人的批判有失偏颇，在此前后周作人等也对上海作家有所批判。沈、周二人认为上海地区一些文学者沾染了商业习气，由此文学界“京海之争”拉开帷幕。此后，上海作家曹聚仁、徐懋庸等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海派”“京派”一时成为当年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鲁迅在1934年先后撰写的《“京派”与“海派”》和《南人与北人》两篇文章最为著名，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其实，沈从文本意并非挑起北京上海两地文化争端，但是事态的走向却从南北作家的来往笔战逐步转向不同城市文化类型的差异分野。这场著名论争，也为“海派”一词定型为城市文化类型的代名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近代文坛上“京派”与“海派”之争，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标志。1之后，海派的称谓从艺术领域逐渐延展至生活方式、言谈举止、社会风尚的层面，成为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专用名词，虽无确切定义，却在当时人们心中取得了海派文化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之意的共识。而且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海派文化也向江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快速传播。1920年11月3日《晶报》上刊登《北平社会的上海化》的一文，就鲜明地表现出海派文化向全国的辐射和影响，连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北京也受到海派文化的带动和影响。逐渐的，“海派”作为上海城市精神气质的代名词，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被书写实践，在学者的学术研究中作为城市品格产生文化批评，甚至在民众口碑中成为广泛传扬的城市集体人格。

但是也有观点称，“海派”是一个逐渐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它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随着上海城市身份自我认同的发展，以及全中国语境下文化相对主义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当然，其复杂的变化过程并非本文重点，我们的重点在于捕捉不确定中的那一点确定性，也即试图总结百余年来海派文化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涵与“元叙事”。

当我们回到最初的“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可以发现，当时上海京剧不拘一格，从文明戏、外国歌剧、苏州民歌小调等各种可以吸收的艺术资源取材，使作品更加生动活泼、浅白通俗。上海京剧不再是为了取悦皇族而是获得观众喜爱并争取票房，便不再受到“四功五法”的限制，而以破格、创新的方式追求更强的娱乐性、更曲折丰富的情节、趣味来吸引世俗观众。在绘画、文学等领域也表现为相似的趋势，整体呈现出标新立异、光怪陆离、贴近世俗的特征。

而在官方话语中，1985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有关部门、《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发起召开了“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在那次讨论会上，归纳出“海派”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等五大特征。 2021年12月《解放日报》曾邀请过沪上学者进行过一场大讨论，各个访谈嘉宾的讨论结果以《“海派”：吐故纳新，再造传统，成为传统》发表在2021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大量学者专家围绕海派文化撰文归纳、论述、解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虽表述莫衷一是，但“创新”却始终是学者聚焦的关键词。就如同近代流传的那首儿歌：“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我们认为，创新，而且是持续的动态创新是海派文化的“元叙事”。“动态创新”作为一种底层动力，塑造了海派文化异质杂糅、变动不居的文化特质，赋予了海派文化极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而海派文化的这些特质又进而反哺和强化了“动态创新”的文化发展逻辑。

二、作为海派文化核心内涵的“动态创新”

从思想脉络来看，中华传统文化本就包含着创新的文化基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派文化，可谓创新文化基因的显性表达。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实物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实物，所以“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开启了“和同思想”的脉络。之后晏婴与齐景公之间的一场“和同之辩”，进一步对史伯的观点做出注解：“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婴虽意在劝导君王应接受来自臣子的不同意见才能做出科学决策，但也包含了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相融合才能产生新的统一和新的事物这一辩证思想。当“和同思想”发展至孔子时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一观点只局限在了君子的自我修养，或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仁爱关系，但其深层包含了矛盾冲突趋向和谐统一，从而推动事物、社会、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一哲学性思考。

为何“和同思想”的文化基因在海派文化中得到了凸显？这离不开近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杂居之下异质文化不断碰撞、激荡的独特社会土壤。“近代上海，由于特殊的时代因素，特殊的政治格局和人口结构，形成异质文化共存融合的独特局面。从国际范围来看，寓居上海的外国人口，最多时达到15万，来自东西方40多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伦理道德，不同的建筑样式，不同的民俗风情，在这里有共处共存，有冲突，有融合。从国内范围来看，上海人口85%来自全国各地，来自江浙粤赣闽皖等18省市，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也被带到这里，在这里共存共处，相互交流、融合。近代中国先后存在过23个租界，而只有上海形成了这一独特的局面。”学者熊月之提供的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近代上海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和而不同、动态创新成为海派文化内核成为可能。也让“上善若水”这另一中华文化基因同样在上海码头林立、河网密集的地缘背景下有着更加具象的表现，为海派动态创新注入深层动力。

“上善若水”是老子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华智慧的独特表述。水是自然事物的基本构成，于思想角度而言，水具有“随物赋形”“润物无声”“以柔克刚”等特性，体现了万物运行之道，水之道本身具有哲学属性：水是不停流动的，极具生命力的，历经千难万险不达目的不罢休，最终百川归海；是灵活的、开放的，能够与异质事物共存、包容甚至充分融合而成新的事物。江南地区是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地区，位处其中的上海又恰恰坐落在长江和太平洋的汇集点。由此上海深得水的气质、水的属性，“海纳百川”也自然成了其城市精神的表述之一。

综上所述，海派文化以动态创新为内核恰恰源自对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基因的持守。在面对新兴异质的文化资源时，它并没有随波逐流，任其发展，而是接受、融汇、吸纳，并进一步熔铸到自身的主体性文化中，实现了主动的自我迭代和动态创新。就如同《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一段经典的表述：“虽然上海是按照近代西方城镇摹本建立起来的，但是并没有像其他殖民城市那样失去自我。古老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相撞以实用主义达到了平衡。在撞击中，现代性逐渐融入了上海的肌体。上海人以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经验来对抗西方的挑战，即以现代性来迎击西方。”

从上海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动态创新亦是其发展主旋律。从地理环境来看，海洋区位与江南传统奠定了其地域文化原型，也推动了上海在历史演进与发展中的三次飞跃。

上海以“沪渎”显名于史册，其“沪渎”之名来自吴淞江汇集百川、一注入海。“沪”原本有“捕鱼用的水中围栏”之意，后由于吴淞江改道使扬帆而来的船只从南岸近海支流“上海浦”入口，到南宋末年船务往来、上海浦活跃、形成聚落、发展市镇，“上海镇”正式建立。这也意味着在不断演进壮大的航运船业经济中，“沪”从一个海纳百川的地理实体，发展为具有行政建置的市镇，“上海”开始彰显其名，完成了第一次量变到质变的地位飞跃。而后从元代置县、黄道婆“衣被天下”，再到明清时期松江府的繁荣，在大约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上海在中国古代社会晚期靠棉纺织业这一支柱产业，逐步发展为“东南壮县”，又完成了第二次量变到质变的提升。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从最初不得不承受西方文化侵入，到主动接纳并为己所用，上海从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三次发展。其中这“大上海、小市民”的人文环境为“海派文化”兼容并包、雅俗共赏提供了必要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发扬红色基因传统，努力发展工业“上海造”，改革开放以来浦东大发展及城市化加速，直到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进程正在路上，这座城市又面临着新的极速飞跃。

回顾历史，在一次次的地理变迁、时代变换和形势变易中，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的“纳”的行为与实践内涵，彰显出开放多元、勃勃生机的时代使命。正因为“动态创新”的城市及其文化发展逻辑，才使得这座古老而又年轻、传统而又现代的城市，在新旧之际、中西之间融合创新，迭代更新，不断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