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第一代女作家
1.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
翻阅“五四”时期的文献，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人”的发现。在此之前的辛亥革命时期，个人虽然已经从“奴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是以“国民”的身份隶属于“群”。梁启超在《论功德》中所强调的“道德之义，所以利群也”1，反对“独善其身”，所谓“新民”就是要爱国、爱群。“此身拼为同胞死，壮志犹虚与愿违”2，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上。而真正人的意识的觉醒，则是由李大钊借进化论提出，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3就这样，“五四”时期，人的价值开始得到充分肯定。人，开始成为具有个体意识的存在，不再是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国家利益必须做出自我牺牲的“国民”，也不再是囿于封建伦理道德中的“忠臣”或“孝子”，而是值得尊重的个体生命。“人”是同时具有灵与肉的二重属性动物。“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4其中的“兽性”，即人的欲望，第一次被人视为“自然的人性”，几千年来被压抑的人的天性由此解放出来。正如陈独秀所说：“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5呼唤纯然的、美的情感，张扬人的天性，成为“五四”鲜明的主题。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这种自由奔放的情感表达和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发乎情，止乎礼”的节制有着极大的区别。于是，便有了诗人汪静之对爱情纯洁而热烈的表达：“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6这种真挚情感的表达和“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
在文学方面，“发挥个性，表现自己”7成为“五四”作家的信条。周作人也在《人的文学》中申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从这种人道主义出发所做的文学即是“人的文学”；反之，则是“非人的文学”。人性价值，人生的意义，都成为“五四”作家笔下的话题。如冰心早期的代表作《超人》提出的疑问：“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探讨人生的“烦闷和困扰”，以“母爱”化解人性的冷漠。总之，“五四”时期的作家无论风格如何迥异，无不受到“人”的觉醒的启蒙，他们的作品也因此沾染上时代的“葱茏”之气。
在“人”的觉醒的议题之下，妇女的觉醒也同时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虽然早在清朝末年通商口岸开放之时，妇女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外国传教士的注意，但那时传教士对中国妇女还仅限于同情。法国著名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在《中华帝国纪行》中写道：“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随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然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则将妇女问题，特别是兴女学与“保国、保种、保教”联系起来。梁启超曾明确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9女子对生育和教育子女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妇女只有放足才能拥有强健的体魄生育优良的后代，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培养优秀的子女。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问题是从属于政治的。与此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诗人宗白华在《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中提到要从“健全妇女高尚人格”出发，少年中国之女子不应再像旧式女子一般局限于“一花一草一灯之间”，而“应以大宇宙间自然境界为美感范围，造成博大的胸襟”。另一位作者王会悟女士在《中国妇女问题——圈套——解放》里再次重申：妇女在思想上不应再受“三从四德”束缚，应该接受教育，“有了自己的职业，就不再怕男子的压迫”。同时她也为新时代里虽受过新式教育，但是却怀抱着“一出洋就可以嫁一个有钱有势，有学问，有名誉的男人了”的女留学生感到痛心。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妇女问题的探讨上，更侧重妇女“人”的属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从此，妇女问题被纳入了“五四”个体自由意志与人类（世界、宇宙）意识的觉醒中，具备了全新的视野。有关这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论无疑为石评梅在内的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与新旧夹缝中生长着的女性文学
1920年初，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人”的觉醒和“女性”的觉醒已经悄然在青年一代的心中播下了启蒙的种子。新文化阵营内部，已经从宣扬新思想和新文学，逐渐转向了政治的一面，但胡适依然坚持应以文学为重，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仁多做文章不可。”10此时的文学创作多半是为配合“运动”进行的。而此前新文化阵营所一向倡导的“人”的觉醒、“女性解放”思潮以及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和以“白话”代“文言”等理论主张，也都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上。除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等人的新诗创作之外，最令人振奋的要数鲁迅刊发于《新青年》上的几篇重要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既契合了“运动”的需要，又蕴含作家对社会人生深沉的思考。为了进一步唤醒青年的自觉，推进社会现代的进化，陈独秀不惜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也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随着西方“人权、平等、自由”思想的引入，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宗教、道德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正是这种“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激烈讨论，也让中国的青年们从封建礼教中解脱出来，拥有了广博的视野和自由的精神。
无论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人的觉醒”，还是让千千万万女性走出家门的“女性解放”运动，抑或是“传统”与“现代”之争，都让现代初期的女性们充分感受到了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冲突。处在两个时代夹缝中的女性，也不得不如男性一般，用她们柔弱的肩膀掮住历史黑暗的闸门。而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和以白话代文言的“文学革命”，更是让女性拥有以现代的姿态登上文坛的可能，这就有晋域第一代女作家石评梅和她的伙伴“女高师作家群”的出现，有参加诗社团“湖畔诗社”“晨光社”的吴曙天，有关露担当《新诗歌》《女声》编辑，这样一群觉醒的“娜拉”们终于从新旧时代的夹缝中以崭新的面貌向我们走来。
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与之前时代的闺阁文学有着明显不同。明末清初的闺阁才女多生于诗礼传家的簪缨世家，所受教育多是旧式的私塾和女学，她们的诗集和文集如上所述基本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母女、姊妹、姑侄之间的合集十分常见。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多受到现代女子学校教育，以石评梅为例，其从太原的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女高师读书，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一起，已不再受限于家族血缘姻亲。如生于山西平定的石评梅由太原女子中学至北京求学，而庐隐则来自福建，冯沅君和苏雪林分别是河南人和安徽人。不再以亲缘和地缘因素聚集在一起的新式女学生，得以在更为开放、多元的环境接受教育。因此，这些高校的女学生们与闺阁才女相比也拥有了更多机会接触更为广阔的社会。事实上，能进入高校学习对于当时的女性是意义非凡的。从此，她们不再只囿于家庭生活，而是能够走向社会，成为一种从人格上到经济上都摆脱依附关系的新女性，这可以说是迈出了历史上重要的一步。也正因如此，她们的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上，与之前的闺阁才女已不可同日而语。诸如婚恋自由、女子独立、反对旧家庭旧礼教等内容，都时常出现在她们的笔端，即使她们内心的挣扎、痛苦与彷徨，也不再是古代女子感春悲秋、顾影自怜之类的感叹。这群信奉“我是我自己的”新女性不禁发出这样的呐喊：“我若出了牢笼，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11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她们走出家庭成为接受现代教育的新女性？是什么带给她们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特征？又是什么促使她们创造出完全不同于前代“闺秀诗人”的新文学呢？
所有这一切都要从“兴女学”说起。虽然20世纪初，兴办女学已经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拉开了序幕，但是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女学”并不等同于“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觉醒。诗人宗白华对“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的想象已悄然浸染上“五四”的时代气息。女性内在独立精神的自觉无疑与外部环境的改变密不可分。新式的女学堂，成为让闺中女儿成长为新女性的重要场域。1898年5月31日，上海的“经正学堂”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发起，梁启超、康有为等开明官绅赞助。虽然在教学内容上“中西兼顾”，西文课程已涵盖英文、算学、地理、图画等科目，但是中文教材依然包括《女孝经》《女四书》等守旧内容。即便如此，它的成立仍对后世女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3年以前，女学堂的设置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直到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尤为豫教之原”，但是对女子接受学校教育仍持反对态度：“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
壬子癸丑学制不仅是在学制上划分细致，其中女校的设立和男女同学的规定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的求学。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石评梅、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关露、吴曙天等人，都得益于此学制：“规定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均可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各级师范生均可享受公费待遇。”12越来越多的新式女子学堂建立起来，这时学堂里的女学生已经和她们的母亲脚上以帛缠足如新月形、头上梳着“用发油抿得光光的元宝髻”13大不相同，“年轻的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到处可见穿高跟鞋的妇女……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14。她们学习的内容也和闺阁女塾有很大不同，如高等师范的课程包括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和体操。由于涉猎广泛，她们的兴味自然也不会再拘泥于披风抹月、拈花弄草或集结几卷旧式的诗词。她们阅读的内容早已从《女论语》《女四书》变成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少年维特之烦恼》《新青年》《女神》和《小说月报》。
3. 太原“新文化”孕育到北京“女高师作家群”——石评梅的女性创作
“五四”初期的第一代女作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文坛关注，她们的出现既填补了现代文坛女性创作的空白，也暗合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女性解放”思潮，更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可以这么说，女性地位的提高从女子能够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开始。纷纷走出家门投入更广阔天地的女性自然也拥有了原来不曾有过的更为宏阔的视野。不仅如此，即便是男性与女性在反抗封建时已结为同盟，在表现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冲突的时候，女性作家的书写也更为细腻，“情”与“智”的冲突也更为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像同辈的男作家一样，她们也要承受“重估一切价值”的形上哲思与寻找现实立足点而不可得的矛盾。正如叶圣陶在《倪焕之》中所说：“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15由此可见，现代女性作家心中难以调和的矛盾与那个变革的时代是密不可分。而她们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如此紧贴时代的脉搏，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现代女子高等教育。20世纪初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为青年女性提供教育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众多女子高校中无疑是引人注目的。现代初期文坛上，以石评梅、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等女作家为代表的“女高师作家群”皆毕业于此。
应该说，“女高师作家群”的创作主体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她们社会身份的转变。在古代，女性的创作通常被认为是吟风弄月、伤春悲秋之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多半只能幽居闺阁。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让她们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个人情感的寄寓上。而公民、学生、作家等社会身份让新女性们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国家和社会问题。正如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中指出，女性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从过去局限于住宅的、个人的中心，转向非个人的方向，而她的小说，自然就具有更多社会批评和更少的个人生活分析性质。”16因此这种转变也不完全是“为人生而艺术”理念的影响，也自然地反映出她们社会身份的转变。虽然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理解，还未能避免表面化、平面化的弊端，但是她们对社会生活关注的热情依然值得肯定。以庐隐为例，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就有不少揭露社会黑暗，对底层受难者投以关切和同情的作品。无论是车夫、佣人、妓女还是小工，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物都成为庐隐关切的对象。如《王阿大之死》中开茶馆的王阿大原本幸福的生活毁于军阀混战，因直系军阀攻打牌州不下决定掘开堤岸，几百户人家皆死于非命，王阿大一家也未能幸免于难。“阿大惊极大叫：‘水来啦！快逃吧！’他们三人踉跄前奔，可怜他们的腿已经软了，如何跑得动！……等到阿大左腿登上去的时候，那白茫茫的大水，已如倒峡倾海般地奔逐而来，奔逐的潮声，呜咽幽恻，似乎为人们诉说无限生命的惨运。”17正因此，庐隐被茅盾誉为“‘五四’时期女作家中能够关心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18。
而晋籍女作家石评梅便是“女高师作家群”中的一员。石评梅是来自山西太原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爆发后，太原同样处于鲁迅所说的“新文艺开垦时代”，石评梅即濡染于这一文化氛围中。1919年8月，山西省立一中的王振翼等人在早期党的领导人高君宇的指导下创办了《平民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1920年4月，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成立，随后创办了《新共和》期刊，石评梅的第一首诗《夜行》便发表于1921年12月该刊创刊号；1921年成立的“晋华书社”更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集散地，不仅出售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革命书刊，还秘密翻印发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刊，与北京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遥相呼应。这样的一种新思想氛围，无疑浸润和孕育着石评梅一代新女性的心灵。就在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石评梅进入北京女高师求学，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不仅近距离地接触新思想，受到新思潮洗礼，并且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位女会员。经过这一场启蒙运动，无论是“人”的觉醒，还是“女性解放”思潮，都无不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石评梅可以说是冲在最前沿的新女性。因而，在北女师活跃的新文化思潮中，她已然成为“女高师作家群”中的文学骨干。
像“五四”初期的其他女作家一样，石评梅在书写她们自己的历史时亦自然带上了女性的视角，体现在写作手法上，便是第一人称“我”的出现，这种“我”以叙述者或故事的亲历者的身份出现，可谓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最鲜明的特点。至此，女性开始独立地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发出“我是我自己的”呼声。例如石评梅的《夜行》《别后》《墓畔哀歌》等一系列作品，都写到黑暗凄怆和“我”的内心渴望，发出了女性的心底强音。1982年《石评梅文集》再版时邓颖超曾作序说：“我向同行的人们讲述了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由于对高、石两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19石评梅是最早在思想上与新时代合拍的新女性，面对腥风血雨她勇敢地去追求和捍卫真理，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反传统、“人”的觉醒和“女性解放”等新思想都体现在她发表在各大杂志的作品中，诸如1922年创作的剧本《这是谁的罪？》，1924年写的《〈妇女周刊〉发刊词》，“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散文《血尸》《痛哭和珍》等，都开启了现代女性文学写作的新维度。
4. 太原“新文化”孕育与沪杭新思潮下关露、吴曙天的女性写作
以往谈到现代初期的山西女性作家，大多只知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20，似乎孤零零的，很难再找到有影响的晋域女作家。但就在近年来，得之于山西著名学者段崇轩先生对20世纪初新文学史的发掘和整理，发现了另外两位重要的山西女作家关露和吴曙天。其中，关露成就尤为突出。她出生于晋北右玉，与石评梅一样都是在太原读书，从小于并已接受新文化、新气息的影响，后被誉为沪上文学界“四大才女”之一，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齐名，并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吴曙天少时信息不详，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被称作山西“翼城才女”。可以说，她们都是晋域这片热土成长的第一代女作家，在其情感世界和写作中故土已潜入为生命底色，早年生活体验往往成为描写对象或作品的背景，影响着思想的倾吐。这一点在关露身上尤为突出。关露同石评梅年龄相仿并同样在太原学堂读书21，无疑也处于前述石评梅一样的新文化、新思潮浸染中，像上述《平民周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革命书刊的传播，自然会影响到在校的青年学生们。例如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中，就反映了她早期在太原的成长过程，其中即写到从童年时代开始接触新思潮和对太原学堂的回忆：“比方说这里就没有那样一个好的学堂，上起课来的时候先生给我们讲许多故事，讲每天报上有的事情，讲许多世界上底新闻。”22正是在这许多新知的启蒙和孕育下，作者走向挣脱封建牢笼的道路，追求着现代新女性的生活，如同她在《后记》中所说：“是拿我自己作中心，写一个在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当中，在我们的全民族都在反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时候的女性的生活。”吴曙天虽然资料缺乏，但从她的《断片的回忆》中亦可知少时新思想对她的启蒙，如《黄昏》中曾谈到童年时病愈后“能走能跑，能绘画，能读书”，在《“绘画的想象”教授》中谈到少时对绘画临摹的厌倦23，也足见新知自小对其自由个性的孕育。
当然，关露和吴曙天走上文学道路，尤其与当时所处沪杭新文化氛围、新思潮的激发有关。毫无疑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上海包括南京、杭州可以说是新文化和新思潮传播的另一个中心地。人们一般多知北京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心，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还有另一个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即如左玉河教授所说：“除了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之外，上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同样重要，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中心。”24在许纪霖、周武和瞿骏等学者的一次对话中，他们详细谈到当时上海的情况，周武谈道：
近代中国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发祥之地、来源之地，一直在上海。上海与北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新”。上海的重要性和优势，即在于“新”。这个“新”，就文化而言，就是新知新学。清末民初，上海是新知新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也可以说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中心。25
这的确是事实。其一，《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刊；其二，《新青年》在随陈独秀、胡适到北大任教而迁京后，并未割断与上海的联系，其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诚如许纪霖所揭示的，虽然《新青年》的鼎盛时期在北京，而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传播中心却是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报业和出版业。如所周知，上海当时已经有了强大的新文化的内容、市场与氛围，诸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以及《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学灯》，都在传播新文化。26正是这些新文化的传播，营造了整个沪杭一带思想自由、多元和个性解放的文化生态。例如当时轰动全国的杭州一师学潮运动、沪杭的文学社团活动，都彰显新的时代潮流。这在魏金枝先生写的回忆录《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陈武先生所著《回望朱自清：朱自清在江南的五年》等传记中都有反映27，也就是说，朱自清能到浙江一师任教，与一师学潮有关。1920年初，由于一师的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对孔孟之道发起攻击，触怒了当局，当局要解聘作为“四大金刚”的国文教员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李次九并欲罢免校长，引发了轰动全国的学生运动，虽然经过学生的激烈斗争，当局图谋未能得逞，但校长和“四大金刚”却因此而相继去职，最终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调停下，风潮得以平息，遂后有朱自清、俞平伯等来到一师任教。这段史实说明，当时杭州一师是如何聚集着一大批有新思想的现代学人，又是如何冲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前锋，包括学生社团“湖畔诗社”的新文学开拓。而沪杭的这种新文化、新思潮，无疑像一股激流，浸染和激发着关露、吴曙天这些新女性的理想追求。
据有关资料记载，关露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南京，1927年至1928年，她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现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此后在上海多家杂志当编辑，像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女声》月刊等，并秘密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身处上海新文化和进步革命的前沿，她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洪流，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联”进步文艺组织。当时著名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即出自关露之笔，该片主要讲述几个失业大学生的故事，他们由彷徨到深明民族危机，最后离开彷徨的十字街头走向革命。关露的歌词写出了一种不能泯灭的年轻人特有的光芒和搏斗精神，一时间这支歌成为广为传颂的流行歌曲，鼓舞了无数青年学生的斗志。从此，关露的文学才华和以笔为戈持续发酵，使其创作始终伴随着时代节拍，无论自身承受什么样的艰难曲折，她的笔锋都健朗明快，从早期的《归途》《牛郎的故事》到抗战时期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以至许多呼号妇女解放和自强的檄文，代表着那一个时代女性文学的高度。
吴曙天其实比关露更早受到沪杭新文化洗礼，其活动和创作最早在杭州，后来又主要在北京，活跃和往来于南北新文化人士之中。其1922年在杭州读女师时即与新文化前锋的杭州一师交集密切，常常参加主要由一师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活动，如在现代文学史早期见证人魏金枝先生写的回忆录《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中就可看到吴曙天的影子，朱自清是在1920年杭州一师学潮后从北大毕业去任教的：“这时的一师，新来的先生颇多，除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魏仲车、范耀文等先生外，陆续进来的有叶圣陶、俞平伯、单不厂、刘延陵等先生，朱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接着文中写到杭州新诗团体“湖畔诗社”的活动：“记得那时加入湖畔诗社的人数非常之多，大多是一师的人，如汪静之、姚雪峰、漠华等都是，也有女师的人，好像吴曙天也是。”28湖畔诗社于1922年初成立，并出版了冯雪峰、应修人等合集《湖畔》和汪静之诗集《蕙的风》，表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天真烂漫单纯，由此可知，吴曙天在那时已进入新潮文学圈。不仅在沪杭活动，1923年随新文学青年章衣萍北上北京，成为鲁迅、孙伏园等主办的著名新文化杂志《语丝》的成员和撰稿人，如川岛先生《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中写到“每月月底必有一次集会”即有吴曙天，而且“曙天女士长期撰稿”。29所以，吴曙天的新文学写作显然比关露更早，几乎是与石评梅同时期的最早冲击在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潮头，因此而形成她的文学更多天真浪漫、追求爱情自由与前卫叛逆的色彩，如其代表作《恋爱日记三种》，即主要记述了她与章衣萍的缠绵情爱和日常生活，表现出无拘无束的“情史情话”，但也由于新文化初期对自由恋爱的幼稚理解，比之关露的创作成就也黯然一些。但无论如何，作为走在新文化运动潮头的一代新女性，作为现代晋域生成的第一代女作家，她们与石评梅共同创造了中国女性文学的辉煌。即如段崇轩先生所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出现了‘三大才女作家’，这在全国也是鲜见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