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版前言

当我看到在黑板或纸上写下的几笔潦草的字迹是如何改变了人类事务的进程时，我至今依然会感到无尽的惊奇。

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的这句话特别适合形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由于乌拉姆在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核武器设计等方面的贡献，我们如今的世界变得与之前大不相同了。

当他还是那时尚属于波兰的利沃夫城[1]的一名学童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过这样的签名：“S.乌拉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早年就有这样一些兴趣，年轻的天才乌拉姆最终被数学吸引或许是很自然的；波兰正是在这门学科上做出了其20世纪最杰出的才智贡献。乌拉姆很幸运地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家人多是律师、商人和银行家，他们为他提供了必要的资源，让他能够发展他的智力本能和早早显现出的数学天赋。乌拉姆最终在1933年以纯数学博士学位毕业于利沃夫理工学院。正如乌拉姆自己说的，纯数学在美学上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证明和定理中的严密逻辑，还在于数学表述中清楚说明每一步时的那种诗一般的优雅和简洁。这种非常基本的、贵族式的数学形式，正是乌拉姆年轻时利沃夫的波兰数学学派所关注的东西。

理工学院的纯数学家们并不是独来独往的学术隐士，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利沃夫的咖啡馆和茶室里讨论和捍卫他们的定理。这是一个倾情投入的数学家群体，通过公开的集体讨论来推进他们的工作，这让像乌拉姆这样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得以观察到纯数学能给智力带来的兴奋以及它的创造力。最终，年轻的乌拉姆可以与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并肩参与其中。与斯特凡·巴拿赫、卡齐米日·库拉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马祖尔、雨果·斯坦豪斯等人在咖啡馆的长时间交流，为乌拉姆高度言语化的和酷爱与人协作的工作风格奠定了基调。乌拉姆这一早年的数学工作涉及集合论、拓扑学、群论和测度论。乌拉姆在利沃夫这个活跃的数学学派中的经历，使他终生都乐于对新的数学和科学问题进行高度创造性的探索。

随着战前波兰局势的恶化，乌拉姆欣然接受了访问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机会，并最终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职。随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程度的加深，乌拉姆的一些学生和专业同事开始从他身边消失，加入政府的秘密实验室。在尝试通过参加美国军队来为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贡献失败之后，乌拉姆应他的朋友、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约翰·冯·诺伊曼的邀请，前往洛斯阿拉莫斯。正是在洛斯阿拉莫斯，乌拉姆的科学兴趣发生了转变，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些他一生中影响最深远的贡献。

在他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天，他就应邀与爱德华·泰勒的小组一起做“超级炸弹”工程的工作，该工程是设计热核炸弹或者说氢弹的早期尝试。除了泰勒的小组外，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科学家正在设计和制造一种基于铀或钚原子裂变或者说分裂所释放的能量的原子弹。尽管在洛斯阿拉莫斯，裂变炸弹必须在“超弹”之前制造出来，以作为“超弹”的点火装置，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泰勒已经全神贯注于“超弹”的研究，并拒绝就裂变炸弹的计算开展工作。作为将泰勒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种手段，身为实验室负责人的奥本海默允许泰勒与几名科学家及助手一起研究“超弹”。泰勒在乌拉姆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后给他布置的任务，是研究自由电子之间的能量交换以及热核炸弹中预期将存在的、温度极高的气体中的辐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3年乌拉姆来洛斯阿拉莫斯第一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后来成为1950年乌拉姆与科尼利厄斯·埃弗里特合作开展的工作的关键部分，而正是该工作证明了泰勒为“超弹”所做的设计是不切实际的。

以他着手探究的第一个理论物理学问题为开端，乌拉姆开始了从深奥抽象的纯数学世界向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于物理学问题的可视化与解决来说十分必要的应用数学方向的转变。与洛斯阿拉莫斯那些物理学问题相关的数学涉及描述气体、辐射和粒子运动的微分和积分方程。很少有人尝试从纯数学到物理学的转变，能做到乌拉姆这个程度就更为罕见。他通过创造性的过程，以猜测为起点，带来了物理学中重要的新思想，它涉及超越了数学的严格逻辑本身的一个额外的尝试与判断的维度。“似乎很少的数学家能在较大程度上拥有”的物理直觉要受限于从实验中确定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乌拉姆声称，他从未体验到“在纯数学的思维模式与物理的思维模式之间有什么鸿沟”。的确，在回忆录中，乌拉姆讨论了他从纯数学到数学物理学的转变，并希望他“对科学思维的分析能够成为本书中可能比较有趣的地方之一”。

对于乌拉姆学习物理学来说，很难有比洛斯阿拉莫斯更好的氛围了。战争期间聚集在这里的科学家堪称现代物理科学的名人录。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如汉斯·贝特、恩利克·费米、理查德·费曼、欧内斯特·劳伦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等，组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智者集团。

在战争期间，乌拉姆通过对铀和钚的链式反应及其能量释放所依赖的、中子的分支和倍增过程进行统计研究，为裂变炸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乌拉姆与冯·诺伊曼合作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受外部化学爆炸影响后一团球状的铀的内爆或压缩情况进行详细计算。当铀被压缩时，通过随机的铀核裂变而自然产生的少量中子更容易与其他铀核发生碰撞。其中的一些碰撞会导致进一步的裂变发生，使中子的数量进一步增加，直到引发快速的链式反应，最终在一场强烈的爆炸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为了预测释放出的能量多少，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需要估计铀在被压缩时的具体行为。虽然这个问题在概念上很直白，但使用标准的数学分析方法是不可能得到准确答案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甚至连“内爆”一词在战争期间都属机密范畴。

不过乌拉姆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还是他对战后热核炸弹或者说氢弹的研制所做的贡献。在这种炸弹中，当两个氢核或氘核融合在一起时，就会释放出核能。1946年4月，洛斯阿拉莫斯举办了一次会议，对战时在“超弹”上所做的努力进行讨论和评估。乌拉姆也参加了会议。“经典超弹”的概念性思路是使用原子弹加热并点燃一定量的液态氘的某一部分。在这部分氘里积累的热能将引发氘核反应，进而依次加热邻近区域，引发进一步的热核反应，直到爆炸传播到全部的氘燃料。氘作为氢的质量较大的同位素，其原子核中有一个中子。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氘来反应，是因为它比普通的氢的反应温度要低很多。还有第三种同位素氚，它是一种质量更大的氢同位素，有两个中子，会在更低的温度下发生核反应。但与氘不同，氚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且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它成本极高。

在1946年的会议上，对泰勒的“超弹”工程的评价是谨慎乐观的，与会者意识到了技术方面主要的不确定性和“超弹”设计上存在的潜在困难。在就会议上的讨论得出结论时，J.卡森·马克这样写道：“对大家考虑到的装置运行的各个步骤及其衔接过程中的行为，可以做出的估计是相当定性的，并在细节上存在疑问。是否有一种特定的设计可以很好地工作，这一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1946年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超弹”的能量获得与损失之间的净差额是很小的，如果没有灵活的设计来提供足够的能量差额，就无法保证成功实现引爆。

据马克·卡克讲：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仅仅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基于现有的机制，在系统中产生的能量与无意义地损失的能量几乎是相当的。由于这一重要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有史以来最困难和最广泛的数学分析，而即使做了这样的尝试，也不确定是否能成功得出结论。

泰勒的团队在战争期间发展出的“超弹”的设计，其在聚变反应的点燃和维持方面的不确定性，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仍然存在。不过，泰勒正是基于这样的氢弹设计前往华盛顿游说，并使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初决定加快聚变炸弹研究的。

关于“超弹”设计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是否有可能将部分氘点燃，从而使热核反应得以启动；（2）液态氘中的热核反应一旦启动，是否能够自我维持下去，还是相反地，由于能量从反应区域损失的速率超过反应产生能量的速率，反应会减速并最终归于失败。“超弹”的点火需要一个起到扳机作用的原子弹，其中两团亚临界质量的铀能迅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超临界爆炸体，就像广岛的原子弹那样。点火问题很棘手。成功点火所需的非同寻常的高温，使得所需要的起扳机作用的原子弹的约当产量、其须达到的温度和要使用的可裂变材料的数量，都远远超过1950年时武器库中已有的炸弹。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氘也无法被直接点燃。人们认为，可以用少量的氚来帮助在最初被裂变炸弹加热的区域中启动氘燃烧。

“超弹”的第一个主要问题，即点火问题，乌拉姆是自己主动发起对它的挑战的，但开展工作时则是与科尼利厄斯·埃弗里特合作的。埃弗里特是乌拉姆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数学家同事，战后应乌拉姆之邀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这些研究详细地遵循了氚和氘的核反应的最初演变过程，包含了对热反应区加热尚未燃烧的核燃料的情况的估算，并考虑了膨胀和辐射造成的能量损失。乌拉姆和埃弗里特所做的计算既烦琐又精确。虽然计算的每一步都已被人们理解，但涉及的许多组件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使整个计算极为困难，其中就包括电子与辐射之间的能量交换。之前乌拉姆在洛斯阿拉莫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只是这一重大计算的一部分。为此，乌拉姆和埃弗里特每天要聚精会神地工作四到六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由于计算的每一步都依赖前面的工作，每个阶段都必须几乎无误差地完成；幸运的是，不犯错误正是埃弗里特的专长之一。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些计算是使用计算尺和老式的、手工操作的台式机械计算器来进行的。乌拉姆和埃弗里特必须做出许多近似和有根据的猜测，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此时乌拉姆显然已经具备了做出合理估计所需的物理学直觉和判断力。然而当计算完成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如果没有很大量的氚，氘就无法被点燃，而所需的量足以使整个“超弹”工程变得不现实和不经济。几个月后，冯·诺伊曼在普林斯顿使用一台早期的电子计算机，证实了乌拉姆和埃弗里特的计算的正确性。

“超弹”设计中的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氘燃烧区在整个液态氘中的扩展问题。假设点火的难题以某种方式得以解决了，之后聚变反应会自我维持下去吗？乌拉姆是与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合作解决了这个基础性问题的。还是利用计算尺和台式计算器，并非常小心地进行适当的物理近似，他们得出了又一个否定性的结论：氘燃烧区的热量损失过大，使反应无法维持。在讨论他和乌拉姆两人所做的这一计算时，费米谨慎地指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让核反应的截面较先前测量和假设的扩大两到三倍，那么核反应就会进行得更加成功。”事实上，泰勒的小组以及1950年乌拉姆和费米所使用的截面（它表征能够发生的反应的速率）比詹姆斯·塔克第二年通过实验获得的更精确的截面还要大，因此也就更能说明问题。近年来，人们已经用现代计算机以一种改进过的方式重新进行了乌拉姆和埃弗里特的计算，其结果证实了自我维持的扩展过程的边缘特性。

就在杜鲁门总统下令加快研究热核炸弹后几个月，泰勒“超弹”模型的两个基本假设就被乌拉姆和他的同事们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使人们不得不对这样一个在根本上有缺陷的，而且在乌拉姆的工作之前从未经过认真测试的工程采取应急措施。据汉斯·贝特说，泰勒“在洛斯阿拉莫斯遭到指责，因为他带领实验室乃至整个国家开展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工程。这个工程是建立在非常不完整的计算的基础上的，而他自己肯定也清楚这一点”。氘反应释放的能量会在邻近区域被点燃之前就损失掉，这是因为，按照乌拉姆的解释，“流体力学分解的发生速度比反应的形成和维持要更快”。作为在战争期间一直做“超弹”工作的人，泰勒后来扮演了一个单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角色，敦促人们为“超弹”的制造制订一项应急计划。他被乌拉姆、埃弗里特和费米的结论弄得心烦意乱，几乎一蹶不振。泰勒曾写道：“乌拉姆的工作表明，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认为最可行的氢弹设计根本行不通。”

以上事态引起的失望与危机被乌拉姆令人目瞪口呆地解决了。1951年2月，乌拉姆提出了一个对氘进行压缩的方法，能够同时使点火和自我维持的扩展成为可能。据在战争期间担任洛斯阿拉莫斯理论部门负责人的汉斯·贝特讲，乌拉姆的想法是利用裂变爆炸产生的“机械冲击”（压缩）波的传播，在热核燃料中产生强烈的压缩作用，随后热核燃料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压缩在提升热核反应效率方面的优势，早在1946年4月的会议上就讨论过，但并没有得到重视，因为所需的压缩程度远大于通过化学爆炸能达到的程度。当乌拉姆把他用裂变炸弹先将氘压缩，随即再点火的想法告诉泰勒时，泰勒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想法的价值。不过泰勒提出，与乌拉姆想到的利用机械冲击波的方式（这应该同样可行）相比，通过辐射的作用可以更方便地实现内爆，即所谓的“辐射内爆”。这个制造氢弹的新想法被人们委婉地称为“泰勒—乌拉姆构型”，它迅速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以及政府官员们所接受。自乌拉姆首先提出以来，通过内爆将初级的裂变爆炸与次级的聚变爆炸相耦合，一直是热核炸弹的标准特征。

所有这些关于氢弹起源的细节，我们能够用解密的信息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还原得到的事实真相凸显出，乌拉姆在其中的影响要比人们以前所知的大得多。他不仅第一个废除了多年来一直被顽固坚持的“超弹”概念，而且提出了解决点火和扩展难题的关键想法。这个事例比乌拉姆的科学生涯中的任何事情都更能显示，“黑板或纸上写下的几笔潦草的字迹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事务的进程”。

鉴于核武器库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乌拉姆在他的自传中多次回过头讨论武器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角色，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些科学家将自己封闭在绝密的实验室中，发明和制造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原子弹给日本城市带来的毁灭感到震惊，并选择在战后回归学术生活。许多留在洛斯阿拉莫斯或后来返回那里的人可能天生就不关心政治，像乌拉姆一样“主要对工作的科学层面感兴趣”，“对回到实验室，为发展原子弹的进一步研究贡献力量并没有什么疑虑”。尽管乌拉姆后来认为核武器的库存已经超过了必要的数量，但在他看来，制造新武器所用的数学知识或自然法则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坏处”。知识本身并不包含道德内容。特别是，在核武器领域，乌拉姆“对从事纯粹的理论性工作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他将为实现政治和军事目的而制造和使用核武器留给其他人去操心。

乌拉姆对科学家获取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知识，与更广泛地传播这些知识这二者做了奇怪的区分：“我真诚地认为，让这些事务掌握在科学家，还有那些习惯于做出客观判断的人们手中，要比掌握在那些煽动家和侵略主义者手中要安全得多，甚至也比掌握在怀着善意但在技术上一窍不通的政治家手中要安全得多。”然而，在像洛斯阿拉莫斯这种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里，武器技术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共生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尽管乌拉姆坚持认为“人们不应该发起可能导致可怕结局的工程”，但是他又说“科学家们回避技术问题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把问题抛到危险和狂热的反动分子手中”。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矛盾，但乌拉姆为自己在武器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辩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数不多的、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对其工作的最终成果的个人态度的机会。

由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与国防工作，乌拉姆享有那些一心做学术的科学家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很早就能获得对当时存在的最强大的、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的使用权。战后好几十年里，国家武器实验室中的计算设备都要远优于那些从事非机密性研究的大学科学家能用上的设备。乌拉姆以各种出色的方式利用了这一优势。

强大的计算机的发展最初是由战争推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只有少量机电继电器式的机器。战争期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在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研制了ENIAC机，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它含有专门为陆军计算火炮射表而设计的电路。用现代的标准看，这台早期的计算机运行速度极其缓慢，而且非常笨重：194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运行的ENIAC机重达三十吨，包含一万八千个电子管和五十万个焊接接头。冯·诺伊曼在1944年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受到了启发，设计了一台现代意义上可编程的电子计算机，它可以根据指令执行任何计算，而不局限于计算火炮射表。这种新型计算机将拥有能够执行加法和乘法等基本算数运算序列的电路。冯·诺伊曼希望有一台更灵活的计算机，以解决洛斯阿拉莫斯正在讨论的、在数学层面上十分困难的原子弹的内爆问题。不过，被称为“MANIAC”（数学分析仪、数值积分器和计算机）的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直到1952年才投入使用。

乌拉姆在这方面的早期洞见之一是，使用洛斯阿拉莫斯速度很快的计算机，可以利用随机数通过统计学的方式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方法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蒙特卡罗法”。乌拉姆在玩一种单人纸牌游戏时忽然想到，可以通过在计算机上编程模拟大量的牌局，来确定纸牌游戏中各种结果的概率。可以从剩余的牌堆中随机抽选新的纸牌，但要根据该纸牌有多大概率成为下一张被选中的纸牌来进行加权。每当需要做出公正的选择时，计算机都会使用随机数。当计算机玩了数千局游戏后，就可以准确地确定出成功的概率。原则上，单人纸牌游戏的成功概率可以使用概率论方法而不是使用计算机来精确计算。然而，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涉及太多的数学步骤和过大的数字。蒙特卡罗法的优点是，可以对计算机进行有效编程，让其根据已知概率执行特定牌局中的每一步，并且可以通过调整样本牌局的数量来让最终结果达到任何想要的精度。单人纸牌游戏是一个范例，显示了如何运用蒙特卡罗法，通过暴力计算的力量来解决其他棘手的问题。

蒙特卡罗法在高速计算机上的一项早期应用是对裂变炸弹中中子倍增情况的研究。实现的方法是：先随机选取一个会释放中子的放射性原子核的位置，再随机选择中子的能量、其运动的方向，以及其在逃逸或与另一个原子的原子核发生碰撞之前所移动的距离。如果中子与原子核发生碰撞，那么中子要么被散射，要么被吸收，要么引发核裂变，仍然依照这几种情况的概率来随机选择发生哪一种。通过这种方式，在计算了许多中子的生命历程之后，就可以确定在装置的任何位置、以任何能量沿特定方向运动的中子的数量。蒙特卡罗法也非常适用于计算材料的平衡特性、估算具有复杂几何形状的粒子探测器的效率，以及为各种各样的物理问题模拟实验数据。

乌拉姆在计算机技术的早期应用方面做出的另一项贡献，是解决确定可压缩材料运动情况的问题。的确，起初吸引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去利用高速计算机的优势的，就是原子弹中可裂变核心的内爆产生的压缩波的计算问题。乌拉姆的贡献之一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用一组有代表性的点来表示可压缩材料，而这些点的运动可以由计算机来确定。沿着类似的思路，乌拉姆首次对星团中的恒星那微妙复杂的集体运动进行了研究，其中的每颗恒星都通过引力与其他恒星相互吸引。沿着乌拉姆率先探索出的路线，应用计算机来对可压缩材料和恒星系统进行研究，这二者都是当今吸引人们研究兴趣的主要领域。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乌拉姆在1950年代中期与约翰·帕斯塔和恩利克·费米一起进行的具有远见的计算机实验，实验是关于连接着非线性弹簧的小质量链的振动情况的。所谓非线性弹簧，是指伸缩量与所施加的力的大小不完全成正比的弹簧。当计算机模拟的一组质点以一种特定的、相当简单的形式开始运动后，乌拉姆和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尽管经历了一段奇怪的、完全出人意料的中间演变过程，但那些质点最终会回到几乎与最初的运动完全相同的状态。如今，利用计算机开展的这类非线性系统的研究，已经成了跨学科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人们已经发现了动力学系统的许多奇特的性质，从而对遵循着看似简单的物理定律的非线性系统的长时特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受乌拉姆启发而出现的一个相关的计算机实验是对迭代非线性映射的研究。提供给计算机一个（非线性的）规则，可以将一个数学上定义好的空间区域内的一个点变换到另一个点，然后再将同样的规则应用在新的点上，进行多次迭代来继续这一过程。如果只经过几次迭代后就检查结果，其模式通常是无趣的。但当使用计算机生成数千次迭代后，乌拉姆和他的同事保罗·施泰因观察到，各种奇怪的模式会产生出来。在某些情况下，经过多次迭代，这些点会收敛到一个点上，或者在给定的空间区域内沿着一条曲线排列。在其他情况下，经过各步迭代依次产生的点的图像似乎具有无序的、混沌的属性。迭代图像的最终模式可能对生成它时所选择的初始点，以及（非线性的）迭代规则二者都是敏感的。近年来，乌拉姆和施泰因的这项早期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洛斯阿拉莫斯现在是非线性研究的主要中心。

乌拉姆对数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也很感兴趣。一个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的例子是冯·诺伊曼和乌拉姆两人创立的细胞自动机这个子领域。作为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想象一下把一个平面分成许多小方格，就像一个棋盘，在邻近的方格中放置几个物体。然后，根据相邻的方格是否被占用，来制定每个方格中新物体出现（或旧物体消失）所遵循的规则。一次次将规则应用于所有方格，被占用的方格所组成的图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根据初始的配置和生长规则，一些计算机生成的细胞自动机会演化出类似晶体或雪花的图案，另一些似乎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运动之中，仿佛它们是活的一样。在某些情况下，自我复制的物体组成的图案，其领地会不断扩大，填满所有可用的空间，就像珊瑚或细菌在培养皿中生长一样。

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是一个有着很多想法、想象力丰富的人。他的创造力和远见卓识，从利沃夫到洛斯阿拉莫斯一路都播下了智慧的种子，这些种子已经开花结果，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的研究科目。乌拉姆的科学工作以一种高度基于言语交流的研究风格为特点，这种风格来源于他早年在利沃夫的咖啡馆里的经历。书面材料的使用对于乌拉姆来说也确实不那么重要，因为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好几十年后，他还能一一说出当年同学们的名字，并能引用他还是一名学童时学到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诗歌。乌拉姆那种高度倚仗言语和社交互动的工作方式，实际上非常适合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环境。那里有许多天才的同事可以与乌拉姆合作，为他勾勒出的想法补充缺失的细节，并帮他完成那些改变了人类事务进程的科学论文和报告。

威廉·G.马修斯、丹尼尔·O.赫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