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嗨，我叫马修，不过你认识我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名字。朋友们叫我马蒂。
原本，我应该已经死了的。
如果愿意，你可以把接下来将要读到的内容当作一条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我。
今天是疼痛的第七天。我所谓的疼痛，并非踢到脚趾或是《整十码》带来的那种疼痛。我之所以加粗疼痛二字，是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感受过的极限之痛——是柏拉图式的理念之痛，是对疼痛一词的最佳示范。我听人说过，至痛莫过于分娩，那这么说吧，这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极限之痛，但痛到最后我也没能收获怀抱新生儿的喜悦。
而且，这不仅是疼痛的第七天，也是无法动弹的第十天。你如果明白我的意思，我已经十天没拉过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事情出了错，非常严重的错。这不是头疼那种隐隐的一跳一跳的疼痛，甚至不是我在三十岁时经历过的胰腺炎那种尖锐的刺痛。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疼痛。就像我的身体即将爆裂。就像我的五脏六腑都想强行挤出我的躯壳。这是一种“绝他妈不是闹着玩”的疼痛。
还有那些声音。我的神啊，那些声音。一般来说，我是个相当沉默的人，凡事都闷在心里消化。但是这天晚上，我在声嘶力竭地喊叫。有些夜晚，当风向正好，汽车都停好过夜的时候，你能听到在好莱坞山中，有什么被土狼撕碎，发出凄厉的叫声。起初，那些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孩子们的笑声，但最后你意识到并不是——那声音来自死亡的山麓。当然，最可怕的要数啸鸣平息的时刻，因为你知道，不管刚刚遇袭的是什么，此刻都已死亡。这里是地狱。
是的，地狱是存在的。不要听信任何人的不同言论。我去过那里，它存在，讨论到此为止。
这天夜里，遇袭的动物是我。我那时仍在号叫，拼命作战以求生存。沉默意味着尽头。只是我不知道，我离尽头已多么近。
我当时住在南加州的一所戒瘾治疗机构。这没什么奇怪——我有半辈子都是在这种那种治疗中心或戒瘾机构中度过的。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你二十四岁时，那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发生在你四十二岁时，情况就不那么妙了。我那时四十九岁，仍在奋力摆脱泥淖。
在那个时候，我对药物和酒精成瘾问题的了解，超过我在那些机构看过的任何教练和绝大多数医生。遗憾的是，这类自我认知毫无用处。如果通往清醒的金色门票需要的是勤奋和掌握详尽的信息，那么这头野兽将不值一提，只能给人留下一段不甚愉快的模糊记忆罢了。为了活下去，我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专业的病人。我们还是别粉饰太平了。在四十九岁那年，我依然害怕独处。独自一人时，我疯狂的大脑（顺便一提，疯狂仅限于这个区域）便会寻找各种借口，做那些不堪设想的事：喝酒和用药。眼看着我人生几十年的岁月都被这些事毁了，我很害怕重蹈覆辙。我不怕在两万人面前讲话，但把我一个人丢在电视机前的长沙发上，我会吓坏的。那种恐惧源于我自己的大脑；我害怕我自己的思绪，害怕我的大脑会催促我去用药，这种事以前曾发生过很多次。我的大脑极欲除掉我，我知道这一点。我的内心总是充斥着一种潜藏的孤独感，一种渴望，固执地以为身外的某种东西能治愈我。但我已然拥有身外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
朱莉娅·罗伯茨是我的女友。那不重要，你必须喝酒。
我刚买下梦想的房子——它能俯瞰整座城市！不找个药贩，可没法子享受这一切。
我一周能赚一百万美元——我赢了，对吗？你想喝酒吗？何必问，当然想。非常感谢。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但它们全都是骗局。没有任何东西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用了好些年才明白，还有解决方法这种东西。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所有那一切——朱莉娅、梦想之家、周薪百万美元——都棒极了，我将永远心怀感激。我是这颗星球上最幸运的人之一。我真的很尽兴。
只不过，那些事情不是我要找的答案。如果我必须重新来过，那我还会参加《老友记》的试镜吗？你百分百能赌对，我会。我还会酗酒吗？你百分百能赌对，我会。如果没有酒来抚慰我的神经，帮助我找乐子，我可能在二十多岁时就从某座高楼上一跃而下了。我的祖父、了不起的奥尔顿·L.派瑞是在一个酗酒的父亲身边长大的，但结果是，他一生从未沾过一滴酒，他活了九十六岁，真是了不起的一生。
我不是我的祖父。
我写下这些，不为博取任何人的同情——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它们是真实发生的事。我写下这些是因为，旁人可能会困惑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戒酒——像我一样，他们了解所有信息，他们理解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他们依然无法停止酗酒。你并不孤单，我的兄弟姐妹。（词典里“成瘾者”一词的下方，应该印上我写满困惑的、四处张望的脸。）
在南加州的那所戒瘾机构，我的窗外是西洛杉矶的风景，我有两张大双人床。另外那张是给我的助理兼最好的朋友埃琳睡的，埃琳是同性恋者，我珍视与她的友谊，因为这段关系能让我体会到有女性陪伴的喜悦，而不涉及爱情会带来的压力，那样的压力似乎曾摧毁过我与异性恋女性的友谊（更不用说，我和埃琳还能一起谈论性感女人）。我是四十七岁时在另一家康复机构认识埃琳的，她之前一直在那边工作。那一次我没能戒瘾，却发现她在方方面面的表现都异常出色，于是立即将她从那家康复机构抢了过来，让她做了我的助理，她后来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埃琳也明白成瘾症的本质，慢慢变得比我看过的任何医生都更能理解我的挣扎。
在南加州的那段岁月，尽管有埃琳的安慰，但我依然度过了许多无眠之夜。睡眠于我而言是道真正的难题，尤其是身处那些机构时。确切地说，我想在我整个人生中，我从没有过连续入睡超过四小时的时候。那时我们除监狱纪录片外什么影片都不看，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阿普唑仑[2]用量过大，戒断之后我的大脑极度疲惫，以至于确信我真的是囚犯，而那家戒瘾机构真的是一座监狱。我有一位心理咨询师，他常说“现实是一种越品尝越有风味的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对于现实的味觉和嗅觉我已双双失去；我的理解能力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彻底陷入了迷惑之中。
但我说的疼痛绝不是妄想，事实上，我疼得连烟都戒了，如果你知道我抽烟抽得有多凶，那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相当确定的信号，说明事态非常严重。戒瘾机构的一名职员，不妨将其胸牌上的名字读作“臭脸护士”，建议我洗个泻盐浴，以缓解“不适”。就像你不可能拿创可贴去治疗车祸造成的伤，你也不会让一个如此疼痛的人去掺满了他自身苦汁的水里泡澡。但记住，现实是一种越品尝就越有风味的东西，所以我真的洗了泻盐浴。
我坐在那里，光着身子，疼痛难忍，号得像一只被土狼群撕成碎片的狗。埃琳听到了我的号叫——真要命，圣迭戈的人都听到了。埃琳出现在浴室门口，低头看着赤身裸体的我疼得直打滚的可悲模样，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想去医院吗？”
如果埃琳觉得情况糟到得去医院的程度，那事实就是那么糟糕。况且，她已经观察到，我连烟都戒了。
“我觉得这想法棒极了。”我在号叫的间歇答道。
埃琳于是设法帮我挪出浴缸，给我擦干身上的水。我开始穿衣时，一个咨询师——大概是听到了刚刚狗被残杀时的嘶吼——正好出现在门口。
“我带他去医院。”埃琳说。
咨询师名叫凯瑟琳，恰好是个金发美人，据说我一到这里就向她求了婚，所以她可能不太喜欢我。（不开玩笑，我们过来的那会儿，我迷糊得厉害，前脚向她求婚，后脚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这只是觅药行为而已，”我继续穿衣时，凯瑟琳对埃琳说，“他是要去医院开药。”
我心想，唉，这桩婚事算是完蛋了。
到这个时候，号叫声已经点醒了其他人，他们意识到浴室地板上可能到处都是那只狗的内脏，要么就是有人遭遇了真正的疼痛。首席咨询师查尔斯——请想象：这是一个模范父亲、流浪母亲般的男子形象——也走到门口来了，同凯瑟琳一起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是什么人，十二岁的捣蛋鬼吗？
“他是我们的病人，”凯瑟琳说，“你没有权利带走他。”
“我了解马蒂，”埃琳坚持道，“他不是要去开药。”
接着，埃琳朝我转过身来。
“你需要去医院吗，马蒂？”我点点头，又号了几声。
“我要带他去。”埃琳说。
我们设法从凯瑟琳和查尔斯身边挤了过去，出大楼进了停车场。我说“设法”不是指凯瑟琳和查尔斯为了阻止我们而大动干戈过，而是因为我的双脚只要一着地，疼痛就变得越发难忍。
在天上，有一个明黄色的圆球，正无视我的痛苦，轻蔑地看着我。
那是啥？我在一阵阵的痛苦中思索着。哦，是太阳。对……我不怎么出门。
“有个名人要来就医，腹部剧痛。”埃琳开车门时对着手机说道。汽车是俗不可耐的蠢物，但等到你被禁止驾车之后，它们就变成了自由的魔法盒，成了此前的成功人生的标志。埃琳将我扶上副驾驶座，我躺了下来。我的肚子一阵绞痛。
埃琳钻进驾驶座，转身对我说：“你想快点到那儿，还是希望我避开洛杉矶的烂路？”
“能到就行，女人！”我挣扎着说道。
这时候，查尔斯和凯瑟琳已下定决心要加大力度阻挠，他们此刻就站在车子前方，堵截我们。查尔斯还举起了双手，手掌朝向我们，像是在说“不能走！”，仿佛靠他手掌的力量就能拦停三千磅重的机动车。
更糟的是，埃琳发动不了车。让车打着火的方法是，扯着嗓子命令它出发，因为你知道，我演过《老友记》。凯瑟琳和手掌哥纹丝不动。一旦埃琳搞清楚该如何启动那该死的破车，接下来就只剩一件事要做了：埃琳发动引擎，挂上挡，一个急转把车开上了路缘石——光是这个动作所引发的颠簸，就震得我全身发麻，几乎让我当场死亡。她让两只车轮轧着路缘石，加速从凯瑟琳和查尔斯身边开了过去，开上了街道。他们两个只能干看着我们驾车离开，而我本该敦促埃琳从他们身上轧过去的——无法停止尖叫是非常可怕的状态。
如果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去开药，那我的演技值得拿一个奥斯卡奖。
“你是专门瞄准减速带在开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有点儿吃不消。慢一点儿。”我求她。我们两个都已经泪流满面。
“我得开快些，”埃琳说，她那双满怀同情的棕色眼睛关切又恐惧地看了看我，“我得尽快把你送到医院。”
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渐渐失去了意识。（顺便说一下，疼痛量表中的10级指的就是失去意识。）
（请注意：本书接下来的几段将是一篇档案记录，而非回忆录，因为我当时已经不在现场。）
离戒瘾机构最近的医院是圣约翰医院。多亏埃琳有先见之明，提前打电话提醒院方有贵宾要就医，所以急诊室停车处有人接车。埃琳打电话时并不知晓我的病有多严重，她担心的是我的隐私。但医院的人看得出来，问题很严重，于是赶紧将我推进了治疗室。他们说，进去以后听到我说：“埃琳，沙发上为什么会有乒乓球？”
那里没有沙发，也没有乒乓球——我那完全是在幻想。（我不知道疼痛会让人产生幻想，但现在你知道了。）接着，地劳迪德（世界上我个人最爱的药物）击中我的大脑，我短暂地恢复了意识。
我被告知需要立刻接受手术，突然间，加利福尼亚所有的护士都来到了我的房间。其中一个转身对埃琳说：“准备开跑！”埃琳做好准备，我们所有人都跑了起来——好啦，是他们跑了起来，我只是躺在轮床上，被高速推进了一间手术室。我刚对埃琳说“请别走”，几秒钟后她就被请了出去，接下来我闭上眼睛，整整两周都没再睁开。
是的，没错：女士们先生们，我昏迷了！（而戒瘾机构的那些混账竟然想堵我的车？）
我陷入昏迷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是，我通过呼吸管吸气，那相当于把十天分量的毒素直接灌进了我的肺里。我的双肺不太喜欢那种呼吸方式——立刻感染了肺炎——而我的结肠就是在那时破裂的。让我再说一遍给那些后排的听众：我的结肠破裂了！之前有人说过我满嘴喷粪，但这一次我真被说中了。
我很庆幸我当时昏迷了。
那一刻几乎可以肯定，我就要死了。结肠破裂是我的不幸吗？或者该说，破裂发生在南加州的一间手术室里，而现场就有医生能够处理，那是我的幸运？不管怎样，现在我面临的是一场七小时的手术，这至少给了所有我爱的人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可以赶来医院。每一个人到达后都被告知：“马修有百分之二的概率能挺过今晚。”
每个人都情绪激动，有几个人甚至在医院大厅当场瘫倒。我母亲和其他人竟然听过那样可怕的通知，我不得不怀着愧疚度完余生。
医院告知，手术至少要持续七个小时，并保证一定会尽其所能，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于是当晚就回家补觉了，而我的潜意识在手术刀、管子和血液中挣扎求生。
剧透警告：我的确熬过了那一晚。但并未脱离险境。家人和朋友们被告知，唯一能让我在短期内存活的只有体外膜氧合器（简称ECMO）。上ECMO的这一步往往被唤作“万福玛利亚”——首先，那一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有四个病人上了ECMO，但是这四人全部去世了。
让情况愈发棘手的是，圣约翰医院没有ECMO。他们给西达赛奈医学中心打了电话——中心的人看了一眼我的病历，回答显然是：“马修·派瑞不能死在我们医院。”
谢了，各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也不肯收治我——可能出于相同原因？谁说得准？——不过，他们至少愿意送一台ECMO，并派一个团队过来。我被连上机器，治疗了几个小时，这似乎起了效！接着，我被推上一辆载满医生护士的救护车，转送进了分校医疗中心。（如果上的是一辆普通汽车，那我绝对撑不过这十五分钟，尤其是考虑到埃琳开车的架势。）
在分校医疗中心，我被送进了心肺重症监护病房，在接下来六周里，那儿将成为我的家。当时我仍处于昏迷状态，但老实说，我可能很享受那段时间。我躺在病床上，整个蜷成一团，而他们在给我注射药物——还有比那更好的事儿吗？
我被告知，在昏迷期间，我从未有过被单独撇下的时候，一次也没有——病房里总有一个家人或朋友在守护。他们举行了烛光守夜会，围成圈祈祷。爱就在我身边。
最后，我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
（回到回忆录部分。）
我最先看见的是我的母亲。
“怎么回事？”我挣扎着发出嘶哑的声音，“我究竟是在哪儿？”
昏迷前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和埃琳在车上。
“你的结肠破裂了。”妈妈说。
听到这个消息，我做了任何一名喜剧演员都会做的事：我白眼一翻，又昏睡了过去。
有人告诉我，人在真正病重时，会出现一种断片反应——一种名为“神只透露你能处理的信息”的机制会发挥作用。至于我，怎么说呢，刚从昏迷状态中醒来的那几周里，我拒绝听任何人讲述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太害怕听到这是我的错，听到这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我没有谈论这件事，而是做了我感觉自己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白天我让自己投入到家庭之中，花时间与我美丽的妹妹埃米莉、玛莉亚、玛德琳相处，她们逗我笑，关心我，守在我身边。晚上则有埃琳。我永远不会孤身一人。
最后，有一天，玛莉亚——派瑞家族的核心人物（我妈妈是莫里森家族的核心人物）——觉得，是时候让我知道真相了。玛莉亚讲述之时，我仍卧床不起，像机器人一样连着五十根电线。我那些担心都是真的：事情是我造成的，是我自己的错。
我哭了——哦，天哪，我真的哭了。玛莉亚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安抚我，但这件事是无可安慰的。我差一点杀死自己。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派对狂——服用所有那些药物（的确是相当多的药）都只是一个徒劳的尝试，想让自己感觉好受些。想来，我是把“尝试让自己感觉好受些”这个想法带到了死神门口。但我还在这里，依旧活着。为什么？我为什么能被赦免？
但是，触底之后才会反弹。
似乎每天早上都会有医生走进我的病房，告诉我更多坏消息。会出错的事，就总会出错。我已经装了一个结肠造瘘袋——感谢上帝，至少我被告知这东西还能拿掉——但这一次，显然又出现了一根瘘管，也就是我的某段肠道上有个裂口。问题在于，他们找不到在哪里。为方便起见，我又被装了一个有恶心的绿色物质渗出的口袋。而新装的这个口袋意味着在他们找到裂口之前，我不能吃也不能喝。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那根瘘管，我则变得越来越饥渴。我简直是在求着要喝健怡可乐，还梦见一罐巨大的健怡雪碧在追捕我。整整一个月后——一个月！——他们终于在我结肠后面的某段肠道上找到了那根瘘管。我心想：嘿，伙计们，既然你们要在我的肠子里找一个裂口，那为什么不从已经破裂的那根死玩意儿的背后开始找呢？既然他们已经找到裂口，那就能开始修补了，我也可以重新学习走路了。
当我意识到我被他们指派给我的心理治疗师给迷住了时，我知道自己在回来的路上了。的确，我的腹部有一个巨大的疤，但反正我从来都不爱赤膊。我不是马修·麦康纳，冲澡时我只需要确保闭上双眼就行。
如我所说，在那些医院住院期间，自始至终我从未被单独撇下——一次也没有。所以，黑暗中是有光的。它就在那里，你只需要仔细寻找。
在度过了非常漫长的五个月后，我获释了。我被告知，一年之内，我体内的一切都将会痊愈，那样我就能接受第二次手术，拿掉结肠造瘘袋。但是现在，我们收拾好了我所有的过夜旅行包——过了五个月的夜——我们踏上了回家之路。
那么，我是蝙蝠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