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官半日”与“三起三伏”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謇与大他9岁的盛宣怀粗看起来，两人相似度极高，为同时期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三次乡试而未考中举人的盛宣怀，不仅想做官，而且想做大官。他的“官念”是，通过办大事进而做大官，做了大官再办更大的事。他利用其父与李鸿章是好友这层关系，加入李鸿章幕府并被委以重任，在洋务道路上干得风生水起，还纳贿银30万两买到邮传部大臣的职位。与官迷盛宣怀不同的是，张謇做官是为了做事，如果做不了事，他宁可不做官。张謇说自己进退多次，“虽未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而且在做官与操守之间，更看重后者。在张謇73年生涯里，担任实职的时间不长，他自嘲说：“读书三十年，为官半日，可笑人也。”

张謇把家乡作为自己政治进退的基地，“进”时，背倚家乡而影响全国；“退”时，蛰伏江海“自营己事”，同时关注全国。张謇的一生起起伏伏。早年，作为孙云锦、吴长庆的幕宾长达十年，为问鼎全国政治积累资源和经验，后避居乡里近十年，一方面准备科举应试，一方面热心地方事务，为以后从事实业和地方自治做准备，这是“一起一伏”。中年，金榜题名后，被光绪帝授予翰林院修撰，这也是状元被钦赐的最高官位，不过三个月后便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回家。在此前后，他参与翁同龢为首的帝党的活动，四年后回京销假仅逗留两个半月，就离开京城湍急的政治旋涡，这期间，他在故里创办大生纱厂，走上实业之路，这是“二起二伏”。晚年，他是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担任过两三年的民国政府总长，诀别洪宪帝制后，张謇将主要精力投入地方自治，这是“三起三伏”。

从政的序幕

从1874年起，张謇出外游幕十年。40岁前张謇的人生经历，特别是跟随孙云锦和吴长庆的幕僚生涯，成为他参政的“见习期”、人脉的“积累期”和跨入政坛的“预备期”，拉开从政的序幕。

第一，熟悉政情社意。张謇广泛接触底层百姓生活，观察外部世界动向，进一步拓宽社会视野，增长见识。比如张謇曾随孙云锦到淮安办理疑难案子，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发现淮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南通还要艰苦，由同情进而催生出远大的政治抱负，留下了“建炎时事重江淮，故垒萧萧说将才；欲问中兴宜抚使，愁云无际海潮来”等诗句，表达了经营江淮进而中兴国家的期许。

第二，锻炼从政能力。通过参与孙云锦、吴长庆政事，在辅助幕主同清廷和封疆大吏打交道的过程中，张謇加深了对政坛情况和运作规则的了解。尤其是面对“壬午之役”等重大考验，在对一些棘手问题处理和复杂军事斗争中，提升了应变处置、组织协调、化解危机等实际能力。后来，作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的张謇，为河南巡抚代拟了治理黄河方案，提出“治水、务工、理农”的对策，显露出宏大的气魄。

第三，显露政治才华。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年轻的张謇就密切关注时政，大胆评点时局，开始在政坛发声。他尖锐地指出，在手握重兵的权臣中，坚持民族大义死战到底的唯左宗棠一人，其他的人都是纸上谈兵，而不能让天下人信服。他还认为“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在参与赴朝平叛时，撰写出《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超人的见识。

第四，积累政治资源。张謇在“壬午之役”中的表现使其声名鹊起，李鸿章、张之洞、张树声等对其很是看重，后来还有意把他招为幕僚。吴长庆对张謇十分信任，连被提拔为浙江提督赴京城拜见光绪帝时也带着张謇，张謇因此结交了不少政坛高层。他的《代吴长庆拟陈的中日战局疏》等给翁同龢留下深刻印象，翁同龢在致吴长庆信中，时常附笔问候张謇。

吴长庆去世后，张謇返回故里，把主要精力放在科举备考上。同时，开展蚕桑、林木等商业经营活动，组织地方上的士绅商贩减免丝绢、布绢。他还时刻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不忘士子责任。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在朝鲜策划“甲申政变”，身在家乡的张謇，心忧边疆安危，他恨中国之不振，屡提建议，希望驻朝将帅不要再赔兵折将，重蹈覆辙，建议清政府时时有必战之心，事事图能战之实。为防范法军北犯，张謇在家乡参与筹办滨海渔团。在这“一起一伏”中，拉开了张謇从政的序幕。

短暂的翰林生涯

1894年，42岁的张謇高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尽管只是朝廷中枢文书，并无实权，但毕竟可凭借这个平台观察全局，直接参政议政，张謇由此也算是正式步入政坛。

1894年五六月间，新科状元张謇经历了礼部宴请新科进士的“琼林宴”、往孔庙行释褐（脱下民衣）礼、“公请房师”等一系列繁缛礼仪，7月1日才去吏部和翰林院听旨。从张謇这段时间所写日记里，读出的不是欣喜，而是忧心忡忡。如7月2日的日记，“闻朝鲜事大棘”，寥寥数字，却耐人寻味。此时，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图谋越发明显，7月25日，日本对清军不宣而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围绕“战”还是“和”，清廷“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激化。十多年前，作为吴长庆幕僚的张謇到过朝鲜，并和日军交过手，对日本侵略野心已有相当了解。他当时就预言，日本会“以中国为其演试军事之地”。因而，当日本再挑事端时，张謇力主抗击日本侵略，对李鸿章妥协退让、主和误国，进行了猛烈抨击。作为“翁门六子”之一的张謇，成为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骨干。张謇在写给翁同龢的二十件信件和多次晤谈中，详细阐述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对战争走向的判断及具体军事主张。张謇不仅参加翰林院35人合疏弹劾主和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而且还单独上奏弹劾李鸿章，指责他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无一不坚持和议，请求另择重臣，以战求和。

还没等到张謇有进一步举动，他就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仅当了120天翰林院编撰的张謇，在悲愤中匆匆离开京城。回乡守丧期间，他和翁同龢联系密切，时刻关注时局。同时，张謇的父母官、两江总督张之洞交给他两件事，“总办通海团练”“总理通海一带商务”。

此时，维新运动兴起。当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时，丁忧在家的张謇同意担任“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发起人，以雪国耻，声称“中国之士大夫之昌言集会自此始”。他十分关注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赏识它通“官民之情”，因担忧“议论渐弱”，主张设法扩大其影响。张謇相继撰写了《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和《请兴农会奏》，宣传变法应以吏治和民生为要务，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主张效法西方，在各行省设立农会、商会和工会，“实办”商务，“开导”工务，“振兴”农务，倡导去除官场的毒害，以保君权，认为整顿吏治乃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保证。同时，为倾向变法的翁同龢出谋划策，提出变法的原则及具体革新建议，帮助草拟开办大学堂的章程。

作为老成持重的改良主义者，翁同龢和张謇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基本主张，但又不赞成康梁急躁冒进的做法。张謇一再申辩，“与康梁是群非党”，主张变法应该是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对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并不赞成，极力反对维新派提出的“速变”“全变”，甚至发动宫廷政变的主张，他认为“药太苦，则吃药者愈不开口”，一再奉劝康梁等人不要轻举妄动。

1898年5月，张謇丁忧期满回京销假。当时，受光绪帝重用的康有为等人推行新政。张謇协助翁同龢写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发展洋务，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维新运动夭折，翁同龢被御令解职还乡，张謇担心政局剧变而忧心忡忡，劝翁同龢“速行”。半个月后，他自己借口“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在吏部宣旨任他新职的第二天，便辞谢再度南归。不久，政坛巨变，维新党人被彻底镇压。从这个过程看，张謇有着非凡的政治智慧，既要改革又很务实。

从1898年翁同龢开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张謇七年间三次专程到常熟看望恩师。翁同龢去世后葬于虞山脚下，张謇则在与之隔江相望的南通马鞍山东岭之巅，专门建造虞楼，以示永远的怀念。在翁同龢生前，张謇还以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宁俞“自愚得当，进退自如”的典故开导他，实际上也反映了张謇自己的处世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早在青少年时期，张謇的父亲就告诫他，“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这种进而科举入世、退可终老家园的祖训，深深影响了张謇的一生。张謇达则从政、穷则经商，进则谋全国大政、退则经营地方。

如果说康梁变法是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形势下政治上的激进表现，那么，张謇重商办实业则是这种危机感在经济上的体现。他在家乡致力于实业，奔波在南通与上海、江宁之间，与各地名士交游，向东南督抚陈言，同时仍然注目京师，关心国事。尤其是在“东南互保”中，张謇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1900年，义和团运动狂飙突起，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面对北方纷乱的形势，张謇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招抚盐枭徐宝山，消除东南不稳的隐患，推动订立《东南保护约款》。刘坤一在“互保”问题上起初犹豫不决，他问张謇，“两宫（指慈禧、光绪）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在常人眼里，皇帝和太后在哪里，哪里就更重要，而张謇看问题却高人一筹，他答道：没有西北，东南就无法生存，因为名分不够。而没有东南，西北也难以存在，因为实力不够。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是清政府命脉所在，与西北同样重要，保东南实际上就是保清廷。张謇力促“东南互保”，从大者而言，是出于对国家存亡的担忧；从个人来说，当然也是出于发展实业的考虑。作为封疆大吏的刘坤一，实质上是以这种形式，在做决策前的道德论证，而张謇以“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解开了刘坤一的心结。“我就这样定了，”刘坤一猛然醒悟，指着自己的脑袋，对张謇说：“我这颗脑袋姓刘！”下决心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实施“东南互保”。张謇还曾谋求“退敌迎銮”，企望争取到刘坤一的支持，让光绪当政。

推动立宪“三部曲”

20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张謇成为主张立宪的活跃分子，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渐进的方式改良政治。在张謇看来，光绪皇帝是开明的力图革新的皇帝，要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那时，张謇在南通的实业才步入正轨，“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追求宪政的经历对张謇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他晚年总结说：“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1904年3月，清廷上谕，加赏张謇为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尽管这是虚衔，不过可以抬高社会地位，增强他在朝野的话语权，不仅对张謇经营实业“小有裨益”，也对推进立宪运动大有好处。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张謇凭借自己亦商亦士、半官半绅的身份，奏响了推动立宪“三部曲”，算起来，这是张謇在政坛第三度活跃的开始。

第一步，张謇围绕立宪进行思考和考察。早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宣布开办新政，要求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寻找维护统治的出路。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下，1901年，张謇费时半月，写出2万余字的《变法平议》，主张效法日本，上设议政院，下设府县议会，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条陈了42条变革事宜，系统提出了改良主张，体现了张謇一贯的渐进式改革思想，即与其“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不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实地考察，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取得的进步感受极深，称“日人治国若治圃”。回国后，张謇“在与官员友人谈论和通信中，经常交换对各种立宪问题的看法”。1904年5月，张謇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拟请立宪奏稿》。张謇之所以热衷于立宪，固然有其在戊戌变法时就有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基于其自身考虑与境遇变化。此时，大生集团已初具规模，而在创业过程中张謇则深刻感受到办实业在中国之艰难，缺少适宜的温床。所以，张謇热衷立宪，不仅是因为立宪是一种“政治理想”，也不仅是此时“变法之机枢”已备，而是由于政治变革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张謇把立宪参照的重点确定为日本，原因在于：其一，张謇一直把日本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日本学习西方颇有成效，日本崛起给张謇极大的震动。1903年张謇日本之行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迅速强大起来，其病根在于有权位者昏惰，因而必须改良政府，如不变政体，枝枝节节的补救也无益。其二，1905年日俄战争，对张謇的刺激很大。庞大的沙皇俄国败给弹丸小国日本，实质上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的君主立宪打败了沙皇专制体制，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是立宪、专制的胜负，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其三，张謇花精力把中国与西方、与日本做对比。他说欧美“种族各殊，宗教互异，党派又复纷歧，宪法即不能尽合我用，惟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大致不远，明治维新当时亦由外侮激迫而成，其国势与今日中国亦复异地同揆”。他还将日本与两江总督的辖地做比较，发现两者面积相等，而日本致力实业、教育不过30年，就能和大国、强国相抗衡，而中国依然昏睡不醒，畏缩不前。张謇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抱着专制体制不放，而日本更弦改张，实行君主立宪。立政宗旨相异，治国效果也截然不同。因而张謇主张，“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日本宪法规定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上，张謇建议采用日式立宪，客观上也能让统治者相对容易接受。

第二步，张謇双向发力，开展立宪宣传鼓动。一方面，张謇自下而上，推动“立宪运动”。用自身的影响，广泛呼吁“立宪救亡”，和立宪派同人通过办报、出书、结社等方式，宣传普及宪政知识，壮大声势，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张謇自上而下，设法左右“预备立宪”进程。通过撰写奏稿、编译国外资料等方式，千方百计让清朝统治阶层接受立宪主张，用各种途径劝说清朝各级官员赞成立宪，借机影响最高统治者。他与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时常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拉下脸面，写信给20年不通音讯的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让人给军机大臣瞿鸿禨写帖，请其促使朝廷颁布有关立宪诏令。张謇等人组织翻译刻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宫廷重臣和达官贵人。张謇甚至让好友赵凤昌设法通过关系把这些书呈送慈禧。1905年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和张謇的舆论宣传密不可分。次年7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带头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以显示“众心希望立宪也”。他还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扬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

第三步，张謇通过民间社团和官方组织，双管齐下把立宪主张付诸行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在民间层面，张謇通过组织政治团体，在全国鼓吹与推进立宪运动。“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组成，是国内第一个结社性质的立宪团体，张謇等人借用预备立宪上谕中“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一语，来确定会名，在申请备案时，宣称该会的设立“愿为中国立宪国民之前导”。还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报》和有关书籍，宣传宪法、国会、官制、自治、政党等宪政知识。开办法政讲习所，招收学员，培养宪政人才。推动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呈请清政府尽早颁行。张謇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灵魂人物。在官方层面，张謇利用担任具有官方背景的江苏谘议局议长职务之便，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于1907年10月下令筹设谘议机关，为筹办江苏谘议局，张謇对办公场所的设计建造等倾注心血。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定1916年正式召开国会。张謇既从中看到了期望，又深感不满，九年等待实在太久。张謇联合各省谘议局发起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他召集各省谘议局代表到上海，推举代表三次赴京请愿，要求清政府立即召开国会。

张謇在为16省议员代表饯行时，发表演讲，“秩然请礼，输诚而请”“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张謇定下和平请愿的基调，不成不收兵。第一次请愿，未能得到清政府重视。半年后，150多位请愿代表团成员带着30万人签名，开始了第二次请愿，张謇也上书摄政王载沣要求速开国会，但遭到清廷的拒绝。第三次请愿，声势更为浩大，先是各省举行千万民众的游行活动，并带着上百万民众的签名向各省督抚请愿。然后，各省代表分批到京请愿。迫于压力，清廷宣布提前到1913年召开国会。

从立宪转向共和

辛亥革命后，张謇的思想经历了从立宪到共和的深刻变化，他亲身参与了结束清朝统治和建立民国的历史转折，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政治建树的时期。

清政府所作所为，让张謇一再失望。张謇心心念念的是成立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并不断为此努力。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了内阁名单，13人中满族有9人，其中皇族7人，全国哗然，立宪派更是深失所望。立宪派千呼万唤所期待的责任内阁，竟然是皇族内阁，立宪派望速开国会，朝廷却以9年为期。张謇彻底失望，感到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他忧心忡忡地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张謇又说：“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在张謇的心目中，清廷已病入膏肓，迟早会亡，只是对百姓而言，立宪后亡国所承受的痛苦要小于专制而导致的亡国后果。6月8日，赴京办事的张謇，不忘觐见此时清王朝的实际操盘手载沣，苦口婆心一番忠告，幻想最后关头能有奇迹出现。只要有一线机会，张謇仍不放弃最后的努力，“皇族内阁”出笼后两个月还是未见任何动静，张謇上书道：“循是不变，国家前途之危险，有不忍终言者矣”，一度陷入绝望之中。

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超乎张謇的想象。武昌起义时，张謇正在武汉忙于新组建的大维纱厂开机。1911年10月10日夜，在离开汉口的“襄阳”轮上，张謇目睹武昌城内大火冲天，他在日记中记载，“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想起昨日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以为这火是闹事者余党的报复。此时的张謇哪里会料到，他无意之中见证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那些大火是武昌塘角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火焰。当他顺流而下到达安庆的时候，革命军已经占据了武昌城。张謇还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请朝廷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以稳定局势。他以江苏谘议局的名义致电各省，呼吁不得借助外兵，防止列强干预。此时，张謇仍对清廷心存幻想。革命的烈焰燃向各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武昌首义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有近一半的省份宣布独立。张謇暗自算了一笔账：“计自8月19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省独立，清朝已如“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燃”。张謇感到独立之势难以阻挡，清朝大势已去。

“和平光复”的现实，消除了张謇的担忧。张謇原本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以至在武昌起义时，张謇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不希望看到战争和内乱，不愿看到流血。作为实业家的他，担心工商业因战争受到破坏。因此，他对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想尽快平息这种局面。同时，张謇赞同革命派发展实业、富国强兵的主张。各地宣布独立，并未对工商业造成大的损害，在他的家乡南通，革命军只是象征性地用刀劈下办公案桌一角，而“地方秩序如常”，他的大生企业毫发无损。“和平光复”让张謇卸掉包袱，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两者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当时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人合作，来稳定社会和控制局面。因而，他的思想最终转向了共和。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与革命派、立宪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博弈。张謇在清政府、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最终做出了选择。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讥讽道：“何宣何慰耶？”对农工商大臣之职，认为“理无可受”，公开表明了对清王朝的决绝。对于新生的民国，张謇满怀期待，他自撰春联“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把民、国两字嵌入其中，并将它贴于自家大门上，表达出喜悦和祝福之意。当南北对峙相持不下之时，各方普遍看好袁世凯，张謇也认为“非洹上（即袁世凯）不能统一全国”，让清帝退位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因而“拥护不遗余力”。2月12日，清帝退位。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总长的“三板斧”

1913年10月中旬，年过六旬的张謇，应邀就任熊希龄“一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张謇表示，“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其工作之勤勉，从他的《客约》中可见一斑，他谢绝“宾客往来雅宴清谈之酬酢”“晤时谈话，勿逾十五分钟”。对两年多的任期，尽管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所做的，“内不过条例（即制定经济法规），外不过验场（各种试验场）”“日在官署画诺纸尾”。其实，还是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为中国经济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巨大努力，也把自己一生的从政生涯推向了高峰。新官上任三板斧，张謇的这三板斧相当精准和奏效。

第一板斧，对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进行改革。上任伊始，张謇发布《就部任之通告》，“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他将农林、工商两部合并，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对现任部员中，“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和“以任职谋生”而来者，必须加以裁减。具体的办法是，“用人之标准，当视办事之范围，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于事”。所用人员仅为原来农林、工商两部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鼓励“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要求“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张謇裁撤冗员，精简机构，节省经费，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增加了技术官员，完善了部属专职机构，加强对农林工商业务指导。

第二板斧，加快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张謇认为，“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他结合自身办实业经历总结道，20年来，亲眼看见许多企业失败，原因在于缺少法律的引导。因而他提出，健全经济法制是发展工商业的首要前提，“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张謇上任之初，就向袁世凯提出加速经济立法的主张，建议由农工商部代替法制局制定经济法规，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广泛吸收工商界意见，延揽通晓工商法的人才，认真编制了20余部法律，涉及公司、外资、商业、矿业、产业、税收、投标、度量衡、货币、银行、证券、农业、森林、渔业、水利等各个方面，在立法实践中较好地体现了民本主义、环保主义、保育主义、棉铁主义、开放主义等法治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是在清末全国各商会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经农商部邀请原来的起草人员，反复修改后制定的。在张謇的推动下，民初经济法制建设成效明显，许多立法开历史先河，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立法高潮。

第三板斧，推出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首先，提出经济发展纲领。明确经济发展重点，从“法律、金融、税则、奖励”四个方面，“扶植、防维、涵濡、发育”本国农、工、商业，拟订发展实业的计划，制定出一套既有目标、又有措施的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制度。其次，完善金融和税收。通过建立国家金融体系、维护民间金融市场、改革货币制度，缓解金融困难，“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心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张謇提出，对进出口海关税收和国内商品流通税收等制度进行改革。最后，发展民营企业。张謇认为，欲振兴实业，就必须对民营企业实行必要的奖励和补助。张謇强调，“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采用“合资”“借贷”“代办”等多种方式引进外资。全面改革官办企业制度。从洋务运动起，清政府开办了一些企业，这些官办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效益低下，民国后更是每况愈下。张謇首次明确，政府开办企业的目的，除了保证军需和财政必需，主要在于引导民众兴办企业。

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以“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交易和复辟帝制企图，在再三规劝无效的情况下，张謇坚决辞去农商总长等职务。一年前，熊希龄辞职时，有人问张謇是否“同进退”，张謇意味深长地说：在就职的时候，我就当众宣布，我本无做官的志趣，这次来不是为了当总理、总统，而是为了自己的志愿。我的志愿是什么？就是依据自己所读之书，以及思考和追求来行事。愿景能够实现就做下去，否则就走人！可见张謇把做官当作做事的手段，当做不了事时，他就坚决不做官。此时深感“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的张謇，毅然决然地与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分手，回到了家乡南通。已逾花甲的张謇，从此退出了政坛，在专注经营地方事业之中，燃烧着他的余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