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仕途坎坷
宣和七年张九成游学京师，次年金兵攻打北宋。张九成亲历了靖康之难，战火后，他与沈元用同舟归钱塘。沈元用，名晦，钱塘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第一，善用兵，胆识过人，但仕途颇坎坷。途中二人曾谈及殿策，沈元用指导他：“廷对问目既多，不可泛答。当立一大意以总扩之，庶几首尾襁属。”(23)
经历了战火和国难，张九成返回家乡盐官，仍以教书为业。绍兴元年，张九成四十岁，参加两浙类试。当时刘一止任秘书省校书郎，考试两浙类试进士，他对同僚言：“科举方变，欲文学之外，通时务尔，凡言涉浮靡者，尽黜之。”(24)大家听了刘一止的标准，都暗暗担忧无人能及。刘公看到一份策论，认为当居第一，待开启名字，正是张九成。
绍兴二年，张九成参加殿试，言及对金之战、国库亏空、兵多冗籍、吏员贪腐、民心不稳等多项当时急务。他劝高宗“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国事则应“先定规模，以定大事”，主张亲贤者，远小人，广开言路，行屯田之法，设精锐之军，节财保民，卧薪尝胆，力图中兴。论及二帝被掳，殷殷恳恳；论及当世要务，纵言古今成败为戒。其文宏伟，言辞恳切，针砭时弊，高宗大为感动。当时尚书右仆射吕颐浩认为凌景夏文采更佳，应擢第一。高宗言：“凡士人当须自其初进别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张九成对，上自朕躬，下逮百职，言之无所回避，擢在首选，其谁曰不宜？”(25)乃擢张九成殿试第一。
张九成的状元策现收录在《横浦先生文集》中，因为正值南宋选士标准变化，所以这道策论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王安石变法以来，科举以王安石新学作为标准，汪应辰在《吏部郎樊茂实墓志铭》中言：“初临川王荆公著《三经义》《字说》以同天下之学，举世颂习如六经。然范阳张先生以为学者贵于自得而躬行，可以为天下国家用也。今守其穿凿附会之说，而修身治人析为两途，则何贵于学矣。先生以此数见黜于当时之有司，贫至飦粥不给。”(26)张九成不肯附会王安石新学，遂屡试不中，这也是坚守良知的广大士人在两宋之际的共同遭遇。经历了靖康之难，朝廷仓促南迁，金兵步步紧逼，南宋政局不稳。为图中兴，高宗希望以科举来作成人才，以为异日之用。因而科举考试一改以前以诗赋和经义取士的惯例，提倡士人对时务提出见解和对策。张九成状元策正代表了这一时期科举文风的变化，在当时被广为传阅，时人乐道，交口称颂。杨时也在书信中称赞他“廷对自更科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27)。此前在两浙类试中赏识张九成策论的刘一止也有《答张状元启》《答特奏名张状元启》两封书信，沈与求有《贺张状元启》。
殿试唱名之日，张九成在殿阶上叩头乞求高宗奖赏陈之茂。陈之茂，字卓卿，无锡人，与张九成同时参加殿试，由于他在廷对中忤逆秦桧被黜。张九成对高宗言自己的学问不及陈之茂，陈之茂廷对所言也是自己所不敢言，应受奖赏的是陈之茂而不是自己。于是高宗赐陈之茂同进士出身。
关于张九成殿试的影响不止上述几点，颇令高宗及士人感动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绍兴二年，金国在北方的傀儡政权伪齐势力正盛，南宋叛臣刘豫出任伪齐皇帝。张九成廷对中言：“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28)且将刘豫比作狐狸、鸱枭，鼓舞南宋进取。刘豫知道此事后大怒，欲派刺客刺杀张九成，然而张九成毫无畏惧，言：“欺天罔人，恶积祸稔，殆自毙矣。”(29)高宗大为感动，称赞道：“非卿有守，岂能独立不惧？”(30)
绍兴二年五月，授左宣教郎，签判镇东军公事。张九成就住在签书判官厅，在屋内墙上写：“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以此激励自己勤于政务。他在任期间由于究心公事，明辨是非，沉积的案件大都得到了解决。浙东诸郡凡有不能决断的案子都请求交给张九成来决断，认为他“明敏无蔽，平反为多”。当年冬天，杨时曾以书信告诫张九成，言朝中已有对其侧目者，盼他多加留意，并引《易经》复卦说明君子自处之道。次年，朝廷责成各地派遣宣谕考察官吏政绩，举荐人才。浙东宣谕朱异上奏张九成治理最具成效，绍兴三年七月，转奉议郎。稍后，高宗召见张九成，他请求辞去恩典，认为政事都是自己与知州、官吏共同完成的，加之这些也本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不应受赏。再辞不允。
张九成任内，婺州发生犯法卖盐一案，株连甚广，浙西提刑张宗臣要逮捕平民数十人。张九成认为该案当受罚者不过数人，坚持恤刑为上，不应追及无辜。张宗臣以此事受宰相之命来威胁，张九成回答：“九成但知有圣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屡下恤刑之诏，惟恐无辜被系。公身为部使者，不能上体圣意，而观望宰相耶？”(31)闻者莫不快意。张宗臣大怒，同僚劝张九成妥协，他说：“事不可行，岂宜苟徇。”(32)遂弃官还乡。
张九成回到故里海昌后，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一时学者云集，从者日众。张九成推辞而不获，对门人言：“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大学》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逾矩之道自志学入。一心之所营，即经纶天下之业；一身之所履，即绥定国家之事。耳目乃礼乐之原，其可弗正？梦寐乃居处之验，其可弗思？诸君曷亦深求而自得之，以无愧所学。”(33)门人佩服是训，奉以周旋。当时张九成门下出了多位著名学者，如绍兴五年，南省奏名第一的樊茂实，同年进士第一的汪应辰登第时才十八岁，都是他的弟子。绍兴五年十月，高宗召见张九成，特地就省试、殿试状元多出自其门下一事询问他教学的方法，张九成回答：“昔夏侯胜矜语门人，谓‘士患不明经，经旨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臣尝鄙之。明经所以立身行己而致君泽民，倘以是为取青紫之资，则得失乱其中，荣辱夺其外。始焉苟得则终必患失。汉儒经学之弊正在于此。张禹、孔光沿袭为常，而阿合苟容以成汉室之变，是皆志在青紫所致也。臣不佞，不复以利禄之说耸诱其徒，惟知讲明经术，景行前修，庶几克尽忠孝耳。”(34)高宗嘉叹久之。
绍兴四年赵鼎任左丞相，广泛进用洛学者。绍兴五年，赵鼎举荐张九成，除太常博士，陛对曰：“踈远小臣，自非圣明灼见微隐，则举族已殒鈇钺。臣所居距阙下不远百里，嫉臣者犹以不忠为辞，况僻远之人，飞文中伤，无以自辩，故凡毁誉之际，惟陛下加察。”(35)改著作佐郎。参与撰写赵鼎监修之《重修神宗实录》，绍兴五年九月先呈上五十卷，张九成因为在馆阁不到一个月，所以辞去进一官的奖赏。次年正月，全书二百卷完成，升著作郎。
绍兴六年八月，张九成因为父亲已经七十岁高龄，身体不适，乞求归乡照顾。除直徽猷阁、提点浙东路刑狱公事。十月，上《辞免直徽猷阁奏状》：“秩卑职重，非所宜受，敢固辞。”(36)改直秘阁。绍兴七年正月，左司谏陈公辅弹劾张九成屡次辞官，矫伪沽名，应给以闲职，为矫伪者之戒。张九成再次辞职，返归盐官。有人劝他不要辞官，家中清苦，还需俸禄来赡养家人。他还是浩然辞去，虽然财用不足，但毫无悲戚之状，对父亲敬养备至。
绍兴八年三月，因常同举荐，除宗正少卿。张九成曾上疏谓：“朝廷敦化，自亲者始，玉牒当详加刊正，以本支百世。”(37)迁礼部侍郎兼权刑部侍郎。他在礼部曾谓：“天下节义，本于朝廷劝激，因条古今忠义死节表著之士，请为庙食者数所，天下之义士奋焉。”(38)在刑部则明断轻刑，当时刑部官吏滥用死刑，他明察秋毫，有很多罪行较轻者免于死刑，且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朝论欲以平反为赏，张九成辞曰：“职在详刑，可邀赏乎？”(39)
八月，兼经筵侍讲，再辞不获，为高宗进讲《春秋》，现存《迩英春秋进讲》，收录在《横浦先生文集》卷十三。担任经筵侍讲，可谓是实现了儒者教化君主的愿望，张九成在讲授《春秋》的过程中，将《春秋》一书作为“性命之文，史外传心之要典”(40)。向高宗讲明王道与圣贤之心，劝高宗以圣王为宗，三省吾身，选贤任能。一日论及日食，他以其一贯的思想向高宗讲明日食的根源在于人主内心有所遮蔽，有恶念萌发。“日食之变本于恶气，恶气之萌起于恶念。不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将奔腾四达。”(41)劝高宗正心术、去恶念，且言：“臣以谓日有食之，人君素服、减膳、避正寝，岂无谓哉？其意盖将使人君退而自省曰：非心起而邪意萌乎？嬖臣预吾政乎？女子荡吾心乎？权臣执吾柄乎？奸臣窃吾鼎乎？夷狄将外侵，盗贼将内起乎？”(42)高宗为之耸然。秦桧等人认为张九成影射自己，遂生嫉恨。加之张九成进讲时曾劝高宗当用贤人，台谏应相对独立，不可以逢迎宰相、君主等，更加深了秦桧对他的仇恨。
高宗在张九成进讲《春秋》期间，多有感触，曾对后来的侍讲陈渊说：“朕于张某所得甚多。”(43)每次讲课结束，高宗常常要留张九成继续聊天，这期间他或开陈治道，或就时事劝谏高宗，情感恳切，辞气婉转。一日高宗问：“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谓‘是心足以王’，朕窃疑之。”张九成回答：“陛下不必疑，疑则心与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见，此则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则华夏蛮貊根荄鳞介，举天下万物皆在陛下仁政中，岂非王道乎？”(44)还有一次，向子諲陛对，已经过了晌午还不退去。右史潘良贵大骂：“向子諲以无益之言久劳圣听！”呵斥再三。高宗惊怒，要处罚潘良贵。常同帮潘良贵求情并指责向子諲之错，这更触怒了高宗，要连常同一起罢免。在场官员无人再敢进谏。第二天张九成侍讲，与高宗论及此事时说：我刚开始听说潘良贵在朝中呵斥向子諲，非常震惊，就去拜见潘良贵问其缘由。良贵说，已经过了正午，天气又热，子諲却一直进谏久久不退去，皇上尚未用膳，又因暑气重一直在流汗。我怕圣体劳累，情迫于中，不自觉声音就大了。高宗听了张九成之言，说：良贵用心却如此。又问二人是不是平时关系不好？张九成回答：以前向子諲任馆职时，我还不认识他，那时潘良贵为少监，我曾尝问良贵向子諲为人如何，良贵说子諲是个正人君子。现在我和子諲是邻居，有一天子諲来我家，曾经说，幸好朝廷中有良贵这样的大臣。这样来说二人之间并没有矛盾。高宗继续问道：常同曾经举荐子諲，现在反而又议论子諲的不是。张九成回答：常同也曾举荐在下，按理说，常同的事情，我不该评论。但之前举荐子諲是因为子諲之才值得举荐，这次事情议论的是国体。高宗之意渐释。张九成继续说：最近朱震去世，陛下命国公往祭之，尊师重道，天下叹仰。又命子諲治其葬，士大夫称赞子諲能眷眷于善类。如果现在因为子諲之故而罢免潘良贵和常同，势必会引起大家对子諲的不满。汉代公孙弘谄奉武帝，汲黯也曾当廷呵斥，现在子諲不是公孙弘那样的谄媚小人，良贵依然能够不畏其他当廷斥责，如有怀谄佞之心的小人，知道良贵在朝中，必会更加惊恐害怕。这番谈话之后，高宗心情好转，对此事不再气愤(45)。
作为帝师，张九成有直言不讳的一面，劝高宗要时常警醒内心所存，以圣王之学为宗旨；有耐心和蔼的一面，向高宗反复开陈王道，讲明人人具圣王之心，高宗若能保有此心，则天下万事万物均在仁政之中；有言辞婉转的一面，从多个角度向高宗阐明是非利害，在和颜悦色之中向高宗讲明事理。他非常重视经筵侍讲这一机会，苦心教化高宗。但可惜的是，高宗虽自认为从张九成学到很多，但终非圣王之才，加之内忧外患，最终也没能实现南宋的中兴，而且用人不当，导致大量忠臣遭到陷害。
绍兴八年秋，金派使者提出议和，朝中主战、主和两方形成对峙局面。当时赵鼎为左丞相，张九成鉴于北宋的教训，认为金人不讲信誉，当初盟墨未干，就出兵攻打北宋，此次议和亦不可轻信。他曾就此事向赵鼎献策，并提出十则策略，认为如果能够实施这十则策略，议和的主动权必会掌握在朝廷这边。但是朝廷中两派争执不下，最终赵鼎罢相，右丞相秦桧独掌实权。秦桧知道张九成曾向赵鼎献策，向他询问对议和的看法，张九成将此前对赵鼎所言之策告诉秦桧，秦桧便想借机拉拢他，他断然拒绝，说：“事宜所可，某何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46)他日，张九成与吕本中同见秦桧，秦桧说：“立朝须优游委曲。”张九成不为所动，回答：“未有枉己而能直人。”(47)秦桧更加不满。稍后，高宗问张九成对和议的看法，他将自己的想法如实汇报，且曰：“虏情多诈，愿陛下审处其宜，议者不究后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深察也。”(48)这几乎是直接击中了秦桧等人的要害，于是秦桧诬陷他是赵鼎的朋党，他不但没有为自己澄清，反而直言自己与赵鼎的交情，并上章求去。于是罢免了张九成礼部侍郎兼侍讲，改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返回家乡盐官。这期间，张九成除了问学于伊川弟子尹焞之外，还与汪应辰一同拜访大慧宗杲，这也成为日后秦桧进一步诬陷迫害他的借口。
在张九成担任提举江州太平观的两年时间，即使只有官俸而没有职事，朝中的反对者仍然不放弃对他的诋毁。高宗曾想启用张九成，秦桧一党言：若果陛下启用张九成，他势必又会力辞不受，不如先遂其志，授予奉祠这样的闲职。绍兴十年八月，再次将张九成斥远，命谪守邵州。张九成接到命令时，正直盛暑，他没有回家就直接驱车前往邵阳。邵阳仓库虚乏，僚属请求追讨民众拖欠苛捐杂税以补充财用。张九成断然拒绝：“守不良，纵未能施惠斯民，独奈何困民以自丰耶？”(49)遂宽舒民赋，赈济灾民，收服蛮酋，人民大为感动，当年的赋税反而比往年缴纳得更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中丞何铸弹劾张九成，原因是“矫伪之行，颇能欺俗”，当年，张九成再次落职。
第二年，即绍兴十一年正月，张九成父亲张伸去世，他返居盐官料理父亲后事，丧葬祭礼为世效法。学生汪应辰不远千里前来吊念。张九成哀痛至极，加之与佛教素有往来，所以四月中旬到径山追荐其父，并请大慧宗杲升堂说法。大慧言“圆悟谓张徽猷昭远为铁划禅，山僧却以无垢禅为神臂弓”(50)。无垢是张九成的居士号，大慧本是称赞他的禅机，但秦桧认为“神臂弓”是在称赞张九成在对金态度上是主战派。于是再次诬陷，说他与大慧非议朝廷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兵权一事。绍兴十一年四月，朝廷以庆祝柘皋大捷的名义将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将紧急召回京城，宴会上，秦桧突然代高宗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入主枢密院，不再返回军队。明为任命，实则是解除兵权。此事发生在四月末，而张九成四月十八日就已经离开了径山。即使诬陷一事漏洞百出、昭然若揭，但高宗仍下诏让张九成先在家乡服丧，待服丧完另行处置。同时，勒令大慧还俗，送衡州编管。
绍兴十三年，张九成五十二岁，父丧期满。右司谏詹大方再次以他与大慧谤讪朝政为名弹劾，张九成被贬南安军居住。秦桧取旨时，高宗说：“可与宫观。此人最是结交赵鼎之深者。自古朋党畏人主知之，此人独无所畏。”(51)詹大方言：“顷者鼓唱浮言，九成实为之首。径山僧宗杲和之，今已远窜，为首者岂可置之不问？望罢九成宫观，投之远方，以为倾邪者之戒。”(52)
南安，古名横浦，位于江西南部，大庾岭之北，土地贫瘠，条件恶劣。但这里学风很好，北宋的江公望、周敦颐曾在这里为官，二程遵父命就学于周敦颐亦在此地，因此，南安有“道学之源”的称谓。《南安府志》载“宋周元公司理、程大中通守，及往来侨寓之苏文忠、张无垢、刘元城、蒙川诸君子，理学渊源，文章气节，接踵渐濡，风会遂于是乎日上”；“南安实周、程学脉流衍之地，明代从祀四先生”；又载“大庾则俗尚朴淳，事简民怡，为先贤过化之邦，有中州清淑之气，盖其风近古矣”(53)。张九成在南安居住十四年，生活困乏，艰难度日，但终日闭门读书著述，以圣学为宗；鲜有师友往来，便在经史中与古人为友。
虽然张九成远离朝廷多年，但高宗对他所讲《春秋》颇有感触，念念不忘。有一次高闶侍经筵，高宗问张九成现在怎么样了？高闶还未及回答，高宗就指着张九成所讲的几处内容再三称赞，说：朕每思不能忘也。第二天高宗问秦桧，张九成现在何处？秦桧回答说：张九成之前对政事发表异见，妖言惑众，台臣弹劾罢免其官职。派他去做郡守，他却找借口推辞。看张九成的态度怕是不愿意再为陛下所用。高宗说：九成清贫，不可罢免他的俸禄(54)。当时在场的大臣无不为他的安危担忧。秦桧怀疑是高闶向高宗推荐张九成，找借口也弹劾了高闶。当然高宗所言也未能落实，秦桧还是罢免了张九成的俸禄，这使得他本来清贫的生活更加艰苦，难以为继，甚至“家人辈几无以自存”(55)。张九成曾做《罢禄》一诗：“冰山赫日来，随例须倾倒。所得无纤毫，所丧不到老。”(56)这份耿直和看透世事的豁达，现在读来依旧让人心中豁然。时人了解到张九成的生活状况，常有人向他馈赠财物，都被他婉言谢绝。广帅时致籝金，曰：“公平生无一毫妄取于人，今厄穷如此，敢以赢俸致古人周急之义。”张九成曰：“赆惠不遗旧，友朋之义也。滥穷而苟取，吾何敢脂韦以适己为悦哉？”(57)尽数归还。士人君子称道他真乃乐道以自安者。
在南安期间，张九成虽然无官职无俸禄，但依旧惦念百姓疾苦，节义凛然可观。南安冬天苦寒无雪，多瘟疫，所以当地人有去龙君庙乞求降水的习俗。张九成为百姓求雪写祝辞，且亲自祈祷，当天下午就阴云倏起，不久果然降雪，当地人无论老幼都异常欣喜，这一年春天也没有发生瘟疫。人们将他的祝辞刻在龙君庙中，并就此事作歌谣传颂。有一次贼寇来袭，人们纷纷逃走避难，有人劝张九成也暂时离开，他说：“吾谪此邦，死，分也，何避为？”(58)当地知州束手无策，请张九成帮忙，他说：正面对抗的话，依我们的实力难以抵御贼寇。听说贼寇驻扎在河的南面，我们招募善于游泳的人趁深夜去点燃他们的营寨，他们必惊慌失措。依张九成之计，贼寇果然退去。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绍兴二十六年，张九成六十五岁，复秘阁修撰，知温州。至此，他在南安度过了十四年贫苦而安静的生活，南安古名横浦，张九成自号“横浦居士”以纪念这段生活。二月，到温州上任，当地百姓生活贫困，繁重的赋税之外，官吏还强取豪夺。张九成整顿官吏，减轻赋税，削减名目繁多的收费，免酒禁而行丧葬之礼，百姓生活稍见宽裕。另外，当地习俗粗鄙，污言秽语，习以为常，张九成制订乡约，劝大家相互监督，人们感动，民俗大变。他还询访州县中的隐士贤哲，亲自致书当地有名的学者，以此敦促激励学风。户部派遣官吏到各地督促军粮，对百姓逼迫甚紧，张九成移书力陈其弊，并叙述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重扰。然而当时官场腐败，积习难改，户部对张九成之谏持之不报，执事者依旧横征暴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当年初秋，以病求去，百姓挽车遮道，挥泪送行。
归家乡数月，张九成病重，家人伤心哭泣。他说：吾平生践履，今日愈觉有力，何乃为儿女子呫呫涕泣耶？病稍见好转，就像往常一样教导子侄。绍兴二十九年六月六日，张九成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讣至朝廷，高宗为之悼惜，诏复敷文阁待制，赠左朝请大夫。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赠太师，追封崇国公，谥文忠。
张九成一生笃信圣学，躬行践履，百折不回。儿时便表现出异常的禀赋，少年时学冠同辈。他认为学者贵于自得而躬行，然后可以为天下国家所用，因而不肯趋炎附势，不肯附会当时作为科举重要内容的王安石新学，所以一直未能考取功名。直至高宗意识到南宋积弊，改变科举取士的文风，张九成所学才得到认可，省试、殿试均为第一。这年，张九成已经四十一岁，人生大半已经在读书和教书的贫困生活中度过。青年时期是人对梦想实现、对自我能力得到认可最为渴求的时期，也是最容易为此迷茫和改变方向的时期。张九成从少年才俊到中年平平，二十几年的困顿生活并没有让他屈从世俗，甚至没能让他陷入迷惘。后来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安然对待各种不堪的境遇，只归结为三个字“早闻道”，确实如此。
状元的荣耀并没有改变他简朴而勤奋的生活方式。入仕以来，他在每一个重要或不重要的岗位上都竭尽所能，以民为心。也正是因为这种与当时官场习俗太过不同的廉政爱民、忠正耿直，使得他处处碰壁、屡遭陷害。他多次被罢免，多次辞官，几次再入朝，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以国家、百姓为重，以道义为重。即使在秦桧权势炙手可热之时，张九成依然直言上疏，论秦桧执国柄，误宋大计。杨时曾在书信中告诉张九成朝廷中有人对他不满，要他多加留意，但他入仕的二十几年，只考虑是非利害，不顾虑奸臣权贵，不在意个人安危。
作为后人，站在历史之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清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作为当事人，置身其中，国家的命运、时代的趋势，再加上个人的福祸，对错就很难断定。于是有人对张九成产生怀疑：
或问：“先生在越上作幕官，不肯受供给，馆中进书不肯转，官人皆以为好名之过。”答曰：“既受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随例受赏，于我心实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59)
怀疑张九成沽名钓誉的人，在当时应该为数不少，所以当年何铸以“矫伪之行，颇能欺俗”来弹劾张九成，也能如愿。对此张九成回答得太朴实了，朴实得让后人难以捻出一言半语作为标榜，他说自己做的都是所在职务的分内之事，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自然不应受赏。所以不接受赏赐和馈赠也是自己本应做的。
还有人问及他多次辞官：
或问：“先生当官多与人议论不合，多不能久即欲归，何也？”曰：“习俗坏人，正理难行，动多龃龉，不如归来，多少快活。久而后渐渐病入矣，亟归为上。若欲行志，须当得君，州县真徒劳也。”(60)
以俗理来看，一次与人议论不合可能是偶然，但屡次为官都与人不合，怕是张九成自己存在问题，因而有此问。每次读到张九成的这段回答，都唏嘘不已。南宋官吏腐败，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州县小吏，官官相护，习以为常。这样的体制中，依照正理行事的人必然处处受阻。与其被迫同流合污，不如遵循道义，尽力而为，不行则退。若言暂时委屈忍耐，以求日后施展济世救民的抱负，实际上大都会被恶习同化，未有能枉己而正人者。以张九成历经礼部、刑部、经筵侍讲、州县等官职的经验来看，在一州一县努力，终难改变国家命运，需上得君主，才有施展抱负的可能。但是张九成曾为帝师，也可谓上得君主，且高宗认可他的忠耿，对他念念不忘。可是他对高宗的教化既不能改变朝廷与金人议和，也不能减轻繁重的赋税，甚至不能在屡遭陷害时还自己清白。张九成在说上面这段话时，心中也一定有深刻的无奈和悲凉。特别是在秦桧当权期间，不但他的朋友多遭陷害，朝中的忠将义臣也大都被贬，很多人没有等到秦桧死掉，没有看到沉冤昭雪，就遗憾地离世了。张九成曾受邀去拜访同样谪居南安的前步帅解潜，解潜病危中对他说：我一生惟仗忠义，誓与敌死，以雪国耻，而不肯议和，遂为秦桧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张九成安慰他说：“无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伪迟速耳。”(61)解潜闻此言心中豁然，即逝。
如上的诸多事情叠加成为张九成的现实生活，这现实残酷、复杂和无常。他个人的生活在被贬南安后，看不到丝毫希望，充满贫穷、孤独、无可奈何和不断的雪上加霜。其实贫穷和卑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外界的冲击，你觉得对的事情一次次被现实否定，你所辛苦坚持的真理和美德不断被现实嘲讽……你被现实彻底孤立。绝大多数人在这时会开始动摇，开始自我怀疑，开始迷茫，开始不知所向，这才是最深刻的痛苦的开始。坎坷的仕途中，张九成没有动摇，没有消沉，始终以良知和道义为准绳，一切境遇均泰然处之。虽然他自幼便以圣学为宗，但经历种种荣辱之后的坚持，更加难能可贵。他这种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意志、刚毅的品格，即使在八百年之后，依然让后辈仰望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