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剑而歌

——孔子与江湖

早些年有出大陆剧，名曰《走向共和》；来台播映之后，易名为《满清末代王朝》。此剧并非等闲，编导诸君子，皆有心之人，穆然深思，怡然高望，其志远矣，盖有孔子春秋之志欤？播出之后，果不其然，惊动了四方，后来还交付了国务院清史小组专案审查；其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之观照，令人一新耳目，不同凡响，故而，不免引来风波喧腾，当然，也不乏政治关切。

海峡的这岸，政治力之影响，也不遑多让；只不过，就干扰而言，大陆是显，台湾是隐。彼时的台湾，正如火如荼忙着“去中国化”，于是，该剧与当时“本土化”之炽热氛围，实不相宜，故而反应甚是冷淡；只记得尹丽川在台湾写专栏时，曾经推介过。而我，是稍早偶然一回，不经意瞅了电视，一看，那不是康有为吗？定睛一看，乖乖，这康有为，真是像极了，像还不打紧，更厉害的，是他演出了历史的纵深；我细细看了荧幕上这人，飞扬跋扈，一派生气，啧啧！

隔阵子，我又瞅了一集，这回，就完全清楚这出戏的分量了。这集的主角，更有生气，是孙文。剧中的孙文，有江湖之气，像鱼儿会活蹦乱跳；忧患深沉，然不时跌宕自喜；平日认真，却时不时满口大话，同志给他的封号是：“孙大炮”。孙文一脸严肃，但又最会调笑；他这辈子，每每走到极狼狈不堪，连自己看了，禁不住也笑了起来，都觉得好好玩；孙文是，不忘其忧，不改其乐。

这像孔子。孙文的活泼大气，通于古来那许多王者，但更似孔子。盖因王者多有不读书，然孙文读书极多；孔子在世，即以博学闻名当代，后来司马迁写《史记》，还特别着墨于孔子之博物。读书当然不是坏事，但也未必就是好事；是好是坏，还得看你如何面对知识？看你是否不受学问所缚？孙、孔二人，因为活泼大气，不沾不滞，于是，即便读书甚丰，亦丝毫不见其蔽，反倒是，多多益善。

这活泼大气，是真正的关键。因为活泼大气，才可忧患深沉而不失跌宕自喜。明白了这点，我们便能摆脱后世儒者与政治权威合力建构的圣人形象，重新与孔子素面相见。历来主流儒者，其功不可尽揜，然其有一过，着实流弊深远：他们身上无有此等鲜活，却又要遮蔽孔子的这份生气盎然。譬如说，较诸《论语》，《史记》其实更能掌握孔子的鲜活大气（因为司马迁这人，本来就比子夏、有子这些孔子晚期弟子要大气许多），司马迁“读孔氏书，想见其人”，亲赴鲁地，徘徊仲尼门庭许久而不能去，之后殚精竭虑，写成“孔子世家”，既庄严肃穆，又摇曳生姿。然而，这一卷《史记》，素来不为儒者所重，甚且理学大盛之后，还屡遭质疑。因为，此卷涉及孔子杀伐决断之事、跌宕自喜之情，实实不符儒者心中之“圣人形象”。对此不符，他们要不回而避之，要不淡而化之，要不起而攻之；于是，后有纯儒，便动辄訾议，“孔子不当有此言”、“孔子不宜有此言，删之可也”，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也真该感激那五四诸君子，正因他们的有朝气，又因他们的好相貌（且看看胡适、鲁迅的长相），于是，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声音可真清亮，让多少人喜而不寐，又让多少年轻人为之歆动。五四群贤之贡献，就在于廓清那道学酸腐味以及纯儒排他性，让中国文明重获新鲜，再现活气。他们虽然未竟全功，但至今仍令人思之不尽。有了五四，我们得以重新看见孔子。

孔子有江湖之气，这与他的温良恭俭让，半点无有冲突；两者并观，互为一体，更显其大。江湖，有活气，水是通的，故孔子与各色人等，多有探问，皆可闻风相悦。江湖，有活气，凡事新鲜，皆有兴味。孔子的凡事有兴味，连“鄙事”亦不例外，故他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貌似他老人家说话客气，其实也是他掩不住的一份得意。不只年少，孔子及至年长，入了太庙，依然每事问。除了人事，孔子且连万物，亦兴味盎然，因此，他最博物，他还劝门人多读诗，“小子！何莫学乎诗？”因为，“诗，可以兴”，而且，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的江湖，还让我想起诗人杨泽曾有妙语，他道，有了江湖道义，哪里还需要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要具现江湖道义。信然也。孔子曾说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话与什么主义都无关，澹澹泊泊，卑之无甚高论，讲白了，不过就是，江湖道义有了真着落。说来可惜，五四之后，好不容易稍稍摆脱了道学之陈腐，却又纷纷误入了各种主义之纠结。从此，天不清、地不宁，人世不得静好；这无非是因，主义泛滥，道义荡然，江湖寥落。

说江湖，纯儒必定不以为然的。但是，孔子若无江湖之气，若无吞吐三江五湖之心量，那么，门人三千，大弟子七十二，狂者狷者斐然成章者，该如何尽纳门庭？别人且不说，单单子路这种曾经“陵暴孔子”之门徒，就不知如何收拾得了？也不知，要如何让子路从“冠雄鸡、佩豭豚”，摇身一变全身儒服儒冠，甚且临难都还坚持结缨而死？更不知，要如何让此“性鄙、好勇力、志伉直”者，一入门下，竟成最大护法？“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只要子路这带刀侍卫贴身在侧，不管多么轻慢之徒，孰人还敢再对孔子口出恶言呢？

认真说来，孔子也真称得上老江湖。年纪一大把，周游列国十余载，孔子岂不知，其身处之时代，与他高悬的三代治世，与他憧憬的礼乐风景，其实并不兼容；而那样的时代，和他这样的坚持，两相对照，再怎么看，都不搭调。那么，向晚之年，这般栖栖遑遑，又所为何来？说白了，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尽一尽江湖道义罢了！这一路江湖走来，阅人多矣，何等世面没见过？何种场面没遇着？见多遇多了，千帆过尽，一切也就云淡风清，人自然便清清朗朗。正因这样的清朗，孔子不可能像屈原那样途穷道阻终至无路，也不可能像贾谊那般忧谗畏讥郁愤难解，更不可能像后代文人叹老卑穷一身酸气。是的，孔子其道不行，有志难伸，他当然会感慨，会伤麟嗟凤，但是，他不忘其忧，不改其乐；他历尽困厄，却自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听那口气，清朗通透，且还有着几分得意呢！这样的跌宕自喜，于是乎，再如何困顿忧伤，只消隔一会，也就好了，随即他又意兴扬扬、又兴高采烈起来了。

孙文就是这种人。孙文革命了大半辈子，每每走到山穷水尽，并非不会动摇，亦非不曾彷徨；彼时，同志都丧气了，都认定国事不可为了，这“孙大炮”偶尔也会犯傻，一时怔住；但也就才那么一晌，他忽又全好了，元气满满，又开始滔滔不绝，仿佛形势一片大好。

江湖风波险。孔子十几年的行走列国，至少四次面临生死关头，命悬一线。头一回匡地受围。第二回桓魋追杀，弟子催他“可以速矣”，孔子则自壮胆气地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逃到郑国，与门人失散；后来路人述他形状“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闻，笑了起来。第三回遇难于蒲，蒲人要挟孔子不可前往卫国，双方订盟，蒲人才放孔子一行；结果，一出蒲地东门，孔子便头也不回地直奔卫国而去。最后一次，就是那回绝粮于陈，众弟子信心溃散，士气涣然，唯有颜回不动如山，其静似水，一边劝慰，一边辨析，孔子听了开心，欣然笑曰，“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后面的三次灾厄，《史记》都明白交代了后续的发展，很清楚；唯独头一次的受困于匡，究竟孔子如何化解，读了半天，仍觉得语焉不详。《孔子家语》倒有个讲法，最可见孔子江湖之气，亦符合“兴于诗”这样的诗情，该书言道，“子路弹剑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围。”如此死生之际，他们师徒弹剑而歌，一唱一和，论气魄，论诗情，都让千载后人欣然向往，也让我们更能豁然，昔日孔子门庭是如何水深浪阔，又如何气象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