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丁放

刘顺教授的《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向我索序，我自知对此问题思考不深，无法对刘著的价值与意义做深入的揭示，并非作序的最佳人选，但觉得既蒙其真诚相约，又觉得与其相识交往多年，与他有过合作（刘顺曾跟随我作过博士后合作研究，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故勉为其难，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也算是对我们学术友谊的纪念吧。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最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最为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本书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

刘顺为人忠厚，为学勤勉，知识面较宽，又刚过不惑之年，正是出成果的大好年华，愿刘顺以此书为新的学术起点，继续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结出更多的灿烂的学术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