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哲学，或鲁迅文学的存在与时间

鲁迅文学仅仅是在外在的、时代性观念和立场的意义上认同以启蒙、进步和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线性、目的论历史观和社会时间。但鲁迅文学存在本体论内部的时间性概念和“时间政治”却是反历史主义、非线性的，具体表现为一种循环、重复、空洞、紧张的时间构造，本质上是自我指涉、自我建构和自我否定。这种循环、重复、自我指涉的时间对应着鲁迅文学形式空间内部创造与颠覆、生成与毁灭的韵律（“速朽”），也在其寓意结构中投射出鲁迅文学特有的那种反抗虚无却与虚无同在的“希望的形而上学”。

以“存在诗学”为内在构造，鲁迅文学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呈现出一种蓄意为之的时间的多重性、复杂性和形式折叠，它可以被简单地区分为记忆（拾得的时间）、遗忘（压抑、淹没或为生命自我持存之故而必须摆脱的时间），以及在“忘却/记念”二元对立的彼岸，作为忘却之忘却，而由激进的“当下”和“此地”范畴中的决断、行动、冒险和执着所保持的“希望的形而上学”的总体时间或时间全体。这个“所有的时间”既是“遗忘之遗忘”的本体和内容，因此在自身的虚无和黑暗中蕴藏着更为长远和集体性的记忆、情感与想象；同时，它也在乌托邦意义上成为通向未来的道路的寓言形象。这种时间构造决定了鲁迅文学作为“存在的诗”（“诗人”）的基本特征，同时也为它“存在的政治”（“战士”）提供了形式结构和感性外观。这种将希望与绝望、生命与死亡、记忆与忘却同时“悬置”于存在此刻的挣扎和战斗的意志，同时也赋予鲁迅存在的政治以一种政治本体论意义上的纯粹性和道德强度。但与其说鲁迅的政治本体论直接或天然地来自其范畴内部的“敌友之辨”，不如说鲁迅在对自身具体历史情景的经验和判定中，具备将这个情景的所有方面和领域激化并“上升”到敌友区分和生死搏斗程度的意愿和能力。这种内在于鲁迅文学的政治本体论紧张，也是鲁迅文学最终在杂文而非小说中获得稳定的、得其所哉的形式和风格的原因之一。

鲁迅的“哲学”就其存在和表述而言就是他的文学，正如他的文学就其哲学内涵而言是他的“存在的诗”和战斗方式。它们都是一种基于近代科学生物决定论世界观的生的意志与力的礼赞。就其具体实践而言，它是一种深沉然而情绪化、带有高度感官具体性的存在的挣扎和反抗窒息的斗争。因此，鲁迅文学虽然坚定地站在近代世界历史框架所规定的“启蒙”和“进步”一边，本质上却是一种反历史主义，是围绕虚无及其克服的循环往复的能量和韵律。作为文学实践，它在形式的创造和自我毁灭中确立了一种“希望的形而上学”的具体行动。鲁迅文学现象学构造内部的这种存在的诗、激进虚无主义和“相同之物的永恒的循环”引力场与运动方式，决定了构成鲁迅文学独特的时间结构和实践政治。相对于它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社会政治境遇来说，鲁迅文学中的时间无疑是线性的、进步的、目的论的、指向未来的；但相对于它自身本质性的“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诗”而言，鲁迅文学本身的时间性在根本意义上却是循环、重复、空洞的，它在自身的出现与消失、生成与毁灭中确认生命和存在，由此转化为一种小小的世俗的“永恒”，即所有时间的集合与整体。

说鲁迅哲学寓于鲁迅文学，并不比说鲁迅文学是作为存在者的作者的斗争、行动与体验更“深刻”。但在哲学范畴内，鲁迅读者的确获得了一个不同的概念建构的空间，一个阐释冲突的场域，以及将文学阅读进一步理论化、历史化、政治化的参照系。换句话说，“哲学鲁迅”不过是文学鲁迅的一个视角和一个参照性、补足性的叙事方式。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本质的”属性，却有助于打开一个新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