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文学对美国式民主的认同

美国式的民主除了体现在其政治体制上之外，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这主要表现为一种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文学中的这种民主意识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民主社会政治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美国诗人惠特曼大力张扬民主意识，在他看来，美国的普通人民才是美国的代表，“别的国家通过它们的代表来显示自己……但是合众国的天才表现得最好最突出的不在行政和立法方面，也不在大使或作家，高等学校或教堂，客厅，乃至它的报纸或发明家……而是常常突出地表现在普通人民中间”[27]。在美国的普通人民身上表现出美国社会的先进性，人民才是美国的主人，民主就体现在大多数美国普通人身上。许多人认为美国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为推动世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惠特曼认为民主意识才是美国对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新世界民主主义的真正的生长特征将在卓越的文学、艺术和宗教表达中大放光辉，远远超过在它的各种共和形态、普选权和频繁选举中所表达的（尽管这些也极为重要）”[28]。文学、艺术、宗教中的民主与社会现实中的民主体制和普选制度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民主意识，是一种形面上的乌托邦理想。民主主义思想在美国文学中发扬光大，熠熠生辉，这在惠特曼的《草叶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诚然，我们若是用一个字眼来概括《草叶集》的各个部分的话，那个字眼似乎就是‘民主’一词。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仅局限于政治方面的民主——政治方面的民主只不过是（全人类以及）诗歌中的民主的一个部分而已。需要把‘民主’这一词伸延到全人类以及文化的各个部门，尤其应该包括属于道德、美术、哲学的各个部门……”[29]。惠特曼所期待的民主并不仅仅是政治民主，而是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也不仅仅是美国的民主，而是全人类都有的民主。惠特曼出身于平民阶层，对美国的普通民众了解甚深，他熟悉平民的生活需求，知道美国普通民众的内心想法，他用诗歌歌颂平民，喊出了平民的心声，并因此而被誉为民主诗人。他不仅成了平民的代表，而且成了美国的代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极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新文学作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主思想在五四时期已深入人心，与“科学”一起构成五四新文学的两翼。五四时期《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民主问题，这些文章中所涉及的民主思想来源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美国的民主思想。诚如田汉所说：“美国的历史虽短，伟大纯洁的人物很多，美国人所倡的言论学说，可以供世界上的人咀嚼受用的也不少，但是由美国的伟人哲士一致主倡力行、演为现在潮流的却是什么呢？不用说，是民主主义（Democracy）！（发源虽从希腊当时）”[30]。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越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引人瞩目的世界强国，这与其尊崇奉行的民主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从前英国人支配世界，物质上的就靠着‘强大的海军’，精神上就靠着‘自由主义’（Liberalism）。现在美国支配世界，物质上的就靠着‘丰盈的资本’，精神上就靠着‘民主主义’（Democracy）。”[31]由此可以发现民主思想在推动美国社会繁荣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在20世纪初尚是一个愚昧落后、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愚昧落后、被动挨打的现状？这是当时的文化先驱者苦苦思考的问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提出对策：“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2]而“人权”与“民主”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同义词。“民主”与“科学”成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者开出来的救国药方，“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3]。中国的新文化先驱者将“人权”“民主”视为救国、立国的根本，这种内存逻辑与美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中国已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已成为国家的立国之本，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初期的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处于被统治地位，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哪有什么民主可言！换言之，“三民主义”的政体设计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势之下，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拥护帝制，有的选择坚守民主体制。

如前所述，胡适深受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认为美国是“世界自由民主领袖国”[34]，并要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他认为所谓的美国式的民主，简单地来说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人民手中拥有各种权利）。他怀着改造中国的满腔热血回到中国，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种不平等、非民主给他迎头泼了一盆冷水，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深地刺痛了他，他以诗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理想破灭的痛苦，并号召人们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胡适：《“威权”》）

“威权”是封建专制的同义词，他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专断独行，对奴隶进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奴隶们处于“威权”的残酷统治之下，身披铁索，没有任何自由，更谈不上平等、权利，但奴隶们已具有了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他们要造反了，他们最终同心合力挖空了山脚，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跌死。这首诗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胡适通过奴隶们的反抗，一方面表明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表明了对民主、平等的强烈渴望。中华民国成立十周年了，人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来纪念它，但在胡适看来，以这种方式纪念辛亥革命无异于对革命的羞辱：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胡适：《双十节的鬼歌》）

这首诗与《“威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威权”“群狼”“鸟政府”是三个内涵相同、可以互换的近义词，将两首诗对照着来看一下，则可理解胡适对当时政府和现实的强烈不满。在胡适看来，当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挂着“民主”的招牌而实际上在行使着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要使中华民国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大家要联合起来“推翻这鸟政府”，“造一个好政府”。丑陋的社会现实将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变成了一位激进的思想斗士，被人们视为“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竟然在大声地呼唤政治暴力革命，尽管这种革命思想在胡适的作品中只是昙花一现。

郭沫若深受惠特曼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那种奔放不羁的抒情风格上，而且表现在对民主思想的推崇与歌颂上。1936年郭沫若在谈到歌德、拜伦和惠特曼的长诗创作时，强调惠特曼诗歌的重要性，“尤其不能不读的是惠特曼，他的东西充满‘德谟克拉西加上印度思想’的思想，和我们的时代虽有距离，但他的诗气魄的雄浑，自由，爽直，是我们所宜学的长诗”[35]。郭沫若不仅在诗中歌颂惠特曼，而且用诗的形式来歌颂民主：

夜！黑暗的夜！

要你才是“德谟克拉西！”

你把这全人类来拥抱：

再也不分甚么贫富、贵贱，

再也不分甚么美恶、贤愚，

你是贫富、贵贱、美恶、贤愚一切乱根苦蒂的大熔炉。

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乐蕊的大工师。

黑暗的夜！夜！

我真正爱你，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

我恨的是那些外来的光明：

他在这无差别的世界中

硬要生出一些差别起。

（郭沫若：《夜》）

郭沫若别出心裁地以“黑暗的夜”来隐喻“民主”“平等”，在黑暗的夜中，所有的东西都消除了色彩，变得没有什么差别；在民主的社会中，没有了贫富、贵贱的差别，也没有了美恶、贤愚之分，人们自由、平等、安息。郭沫若以形象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民主”的理解与渴望，当然这种消除了一切差别的“民主”也只是作者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

李大钊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发现了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这些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认为当时所谓的平民政治其实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并非真正的平民政治，因为只有占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36]将“平民”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产生反抗，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呼吁现代民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意识。这种民主意识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美国的民主制度给世界各国追求解放的民族带来了极大的希望，自然也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民主的楷模。梁启超在美国社会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有了自己的发现和感悟：“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37]，认为民主是美国人“创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尽管梁启超在政治上选择了君主立宪制，成为保皇派的一员，但他仍充分肯定了民主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看到了民主在推动世界发展中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梁启超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当时乃至以后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国式的民主对那些曾在美国留学或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作家向往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