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潜龙在渊

天人三策

想想看，十六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大部分人十六岁都还在上高中，要么埋首书桌，在题海中苦战，要么在球场上大汗淋漓，肆意挥洒青春。总之，十六岁正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年纪。

那么古人呢？他们十六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

十六岁的慕容恪成为无敌将；

十六岁的拓跋珪趁乱重兴代国，即位称代王；

十六岁的李元吉镇守太原；

十六岁的李克用随父出征，军中人称“飞虎子”，被授为云中牙将。

对于汉朝的刘彻而言，十六岁也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就在那一年，他登基了。

刘启带着遗憾和不甘，将帝国的基业交给了少年刘彻。然而，真正接手后他才知道，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帝国建立已有六十多年，经过了文、景两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国内生产得以发展，人民得以富足，经济得以繁荣。

然而，表面的繁荣之下，危机也在悄然显现。

黄老之治，说好听点叫无为而治，说不好听就是政府不作为。在这种制度下，对内，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姑息纵容，造成地方藩王势力逐步壮大，最终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也滋生了众多的地方豪强；对外，在无为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次“和亲”，只能换来匈奴一次又一次的侵扰，边疆百姓苦不堪言。

真正接手的那一刻，刘彻才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怎么办？

带着无数的疑问，刘彻登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着给父亲评职称、定功德，而是在各地组织开展人才招聘工作。

这场思想和文化界的选拔活动在全国引发了轰动，因为优胜者有机会直面皇帝，发表自己对治国理政的见解。通知一经发布，各地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大咖闻风行动起来。经过地方官的层层考察选拔，共有一百多人被推荐到了中央。

在这百余人的队伍中，有一个中年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叫董仲舒。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当地有名的大学者。据说他家有一座后花园，里面假山奇石错落有致，春天有浪漫的玫瑰，还有满园的映山红；夏天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还有芬芳的茉莉；秋天有十里飘香的桂花，还有清雅的秋菊；冬天有傲雪的寒梅，还有红艳艳的一品红。

然而，年轻的董仲舒却一门心思扎到故纸堆中，潜心研究儒学，这后花园他三年都没有去过。

学成之后，董仲舒在老家正式收徒讲课。随着知名度逐渐打开，跟随董仲舒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虽然不及孔子的三千之数，但几百人还是有的。

由于学生太多，董仲舒不能一一面授，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将这些弟子按知识水平分成不同的班级，类似于今天的大专、本科、硕士及博士，然后在教室内拉了一道帘子。博士和硕士坐在里面，本科生坐在外面，专科生就由自己的学生代为传授。

那时候，司马迁就坐在帘内，听讲台上的董仲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学术大咖。更具体一点说，是《春秋公羊传》的专家。

为什么要特地强调公羊传？

我们都知道，《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亲自修订的，为儒家“五经”之一。不过很可惜，孔子写文章实在是惜字如金，书中语言极为简练，基本上是一句话一段，就跟今天的网文一样。

不过与网文不同的是，因为《春秋》记事过于简略，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只能靠猜。

正因为如此，后来出现了很多《春秋》的解读版，比较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那么这三种解读版有什么区别呢？

《左传》偏重“讲史”，就是故事说得多、讲得好，因此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公羊传》和《谷梁传》最早是一代代人口耳相传，这两本书不但体例相同，内容相似，就连书名都很像。据考证，两者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后来异地相传，方言口音上的差异导致一个成了公羊，一个成了谷梁。

这种细微的差距往后越来越大，公羊风格比较狠辣，谷梁更重宗法亲情，风格偏温婉。

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学的专家。

让我们将镜头聚焦到公元前140年的长安城。

面对从各地推荐来的知识分子，刘彻抛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听说三皇五帝的时候大搞政治改革，锐意创新，天下由此大治。后来的君王纷纷效仿，可是到了夏桀和商纣的时候王道完全败坏了，直到商汤周武接了这两个人的班才好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他们丢掉了当初治国的大道，还是老天爷就这脾气呢？

三代受命于天，到底有没有凭证？

人寿命长短，是不是有天意？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百姓安乐，国家风调雨顺、长治久安下去？

看得出，这位少年天子心中的困惑还真不少。而现在，考题已经下发了，就看大伙儿怎么答了。

在这众多的答卷中，有一个人的答案引起了刘彻的兴趣。这个人正是前面介绍过的学术大咖董仲舒。

董仲舒是这样答的：

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春秋》。我研究了春秋记载的历史，也研究了天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惊人的准确：如果国家“失道”了，老天爷会发个黄牌，给你提个醒儿。你要是假装看不见，老天爷就会发个红牌，搞些灵异现象出来。如果老天爷接二连三地发下警告，统治者还不悔改的话，老天爷就真生气了，大灾大难就全降下来了。

你看，老天爷还是很讲道理的。

天子治国，关键在于弘扬“道”。老百姓就像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只要好好教育，他们就可以被塑造成你想要的形状。

问题在于，这“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董仲舒不玩虚的，直截了当地说，所谓“道”，就是通往理想政治的道路。这可是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路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仁义礼乐，比今天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还多。

最好的治国方法就是沿着这条大道一直开下去，只要把路认准了，再加上驾驶技术过硬，距离目的地就会越来越近。要是你半路上开车玩手机，或者酒后驾车，不好意思，那就要翻车了，这就是“失道”。

紧接着，董仲舒继续拿《春秋》说事儿。

《春秋》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春王正月”。你以为这仅仅是记载时间，就像2019年5月吗？其实可没这么简单，这四个字里蕴涵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待我一点一点挖出来。

“春王正月”，王道之端就在“正”，而“正”次于“王”，“王”次于“春”。你看这四个字的排列顺序，难道不是这样吗？“春”是什么，是季节呀，是老天的所作所为；“正”是什么，是“王”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说，君王向上要效法老天，在人间要端正自己，走上正大光明的王道。

看到这里，有没有被董仲舒的神逻辑绕晕？

别急，后面还有。

你知道《春秋》里的“一”和“元”是怎么回事吗？所谓“一”，就是万物的开始；所谓“元”，就是“大”。《春秋》纪年，把第一年称为“元年”，意思是说这是个重要的开始。

这里可暗示着《春秋》的核心思想，一切的根源都从最尊贵的那个人开始，君主端正了才能正万民，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然后才会风调雨顺，祥瑞接二连三，这才是王道该有的样子。

秦朝已经把天下祸害成这样了，咱们汉朝怎么想办法治理，都是抱薪救火，越救越糟糕。那怎么办呢？正如琴弦走音了，你得拆下来重新修一下。

政治也一样，如果损坏得太严重，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汉朝开国也有六十多年了，应该与时俱进，搞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了。

这是“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原文太长，我在这里只是归纳总结一下。

对于董仲舒的答案，刘彻非常满意，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我听说，舜的时候无为而治，他经常在宫殿的走廊上瞎溜达，天下也太平无事。可是大圣人周公搞的是另外一套，天天忙得不可开交，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一样也太平无事。

我又听说，上古时礼仪简朴，朝廷没有玄黄旌旗之类的陈设，那些勤俭的领导们说美玉不需要雕琢，出门也没排场。而到了周朝，朝堂就装修得富丽堂皇，说是没有华丽的排场就不足以辅德政。

还有刑法，商朝是严刑峻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周朝宽刑简律，社会也挺安定，路不拾遗；而到了秦朝再用严刑峻法，结果就不行了。

我一直想不通，这些圣王们治理国家的方法怎么都是矛盾的啊，治国难道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你说我也天天学，天天干，怎么就不见效果呢？看看现在这世道，甭提了，阴阳不调不说，到处都是寡廉鲜耻之人，所以就问问你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书生们，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董仲舒轻咳一声：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舜接的是尧的班，按照前人的路子继续走就行了，因为尧打的底子太好了。周公就不一样了，商纣王留下来的烂摊子，任谁也没有办法垂拱而治。正因为如此，领导人才不得不风风火火、废寝忘食。

至于周朝是不是奢靡，那肯定不是。周朝礼仪器物比上古更多，是为了明尊卑等级，加强制度建设，不是为了君王个人享乐，所以不叫奢靡。而刑罚轻重的问题，历代的实践已经证明，光有严刑峻法是没有用的。刑罚是社会的底线，道德才是社会的理想。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才能大治。

具体到咱们大汉朝，我认为，要想求得天下大治，有一点很重要：人才！

汉朝这么大，光靠您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干，显然是不行的，只有培养一批人才，让他们帮助您治理天下。

可问题在于，人才从哪儿来？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吧？人才是需要培养的，而培养人才的关键，就在于教育。

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希望陛下能兴办太学培养人才，加大师资力量的投入，聘请优秀的老师培养学生。

眼下，帝国的官僚侵夺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我建议让各地郡守推荐本地的人才到朝廷来，由朝廷考核任用。如果真是人才，那就重点培养；如果达不到标准，适当惩戒一下。

对于现任官员，朝廷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不能让他们混吃等死熬资历，一定要考核合格后再授予官职。

这是“天人三策”的第二策。

董仲舒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可刘彻显然还不满足，他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天人感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前两天你们和朕说天人感应的问题，可是没有说清楚，是我太笨了，还是你们有什么顾虑？

上古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又都有不足，似乎“道”是可以改变的。但又有人说，“道”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希望大家积极举手，踊跃发言。

董仲舒一看，小皇帝的求知欲很旺盛嘛，不行，得使出撒手锏了！

孔子作《春秋》，上察天道，下验人情，网罗古事，考察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的，也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也就是灾异所降临的。

孔子把国家的过失与灾异现象写在一块儿，目的是彰显善恶，因为人的行为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

古代掌管文教的官员致力于以道德感化万民，百姓被感化后，监狱自然也就空了。而如今，古风不存，百姓得不到教育感化，心里已经没有仁义了，为了赚钱可以连命都不要，所以犯法的人才这么多，一年里摊上官司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看来，古法还是很有用的，所以《春秋》对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总是大加讥讽。

至于上古三王的教化，似乎一代代都在不断调整，给人的感觉似乎“道”是改变的。但其实，变的不是道，而是教化、制度，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三位圣人继承的都是同一个道！

如今汉朝意识形态领域很混乱，诸子百家的研究方向各有不同，法令和制度变来变去，老百姓不知道该遵守哪个。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三个字：大一统！

在此，我呼吁大家以孔夫子儒家学说为准则，统一思想，废黜其他乱七八糟的学术。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可能走上强盛之路。

“大一统”三个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下子就吸引了少年天子刘彻的目光。

毕竟，统一对于一个帝王而言，简直太有诱惑力了，这是所有帝王的终极目标。

所谓统一，不仅仅是指国家版图的统一，人心的统一也相当重要。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彻底征服了少年刘彻的心，董仲舒本以为，自己即将走上人生的巅峰，却不料，这已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刘彻最终没有将董仲舒留在身边，以备时时询问讨教，而是把他发配到了江都，让他去辅助江都王。

之所以说是发配，是因为这位江都王可不是什么好人，仗着自己是刘彻的哥哥，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汉书》对他的评价是“素骄好勇”。董仲舒到他的地盘上任，显然是入了狼穴。

更出乎意料的是，刘彻却聘用了参加此次策问的另外一个儒生为博士。

他叫公孙弘。

不过此时历史的舞台上还没有公孙弘的位置，你只需要知道他比较腹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