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元明卷

第一章
紫禁蓝本

天文学家的艺术

1259年的冬天，更准确一点说，是十一月的二十日，一队孤军千里迢迢，从遥远的长江流域出发，来到北方的燕京城下。为首的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他将接管这座金代旧都，或者说，接管一座城市的命运。

壹

这个中年人叫作忽必烈，后来被人们尊为元世祖，在来到燕京之前，他正在指挥对南宋的战争。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蒙古大汗蒙哥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四川合州钓鱼山下，英年早逝，这使得整个蒙古政权瞬间出现了巨大的变数。

蒙哥汗时代的蒙古政权，虽然没有正儿八经地建国，但是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控制疆域最辽阔的国度。这么大的地方，蒙哥汗一个人肯定管不过来，但好在自己的几个弟弟都能独当一面。

其中，旭烈兀负责往西边打，最远打到过匈牙利。匈牙利当时正在疯狂地进攻巴格达，也就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讲的那一带。

二弟忽必烈，负责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建城，主要驻扎在汉地。

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老家蒙古草原上待着，因为蒙古族和汉族不一样，讲究的是“幼子守灶”，最小的孩子在家里待着，其他人出来打天下。

而蒙哥汗本人，则亲自指挥灭宋的战役，与弟弟忽必烈兵分两路进攻长江流域。在他看来，打完这场国战，蒙古政权才算真正稳定下来。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庞大的计划玩到一半，就因为蒙哥汗之死而胎死腹中了，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下一任蒙古大汗谁来当的问题。

蒙古族的规矩不是汉族的宗法制，不是说光儿子可以，弟弟也可以，而且那时候蒙哥汗的儿子们还小，都得看叔叔们的脸色，因此不出意外，大汗就是在旭烈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三个人里面出现。而事实上是，在蒙哥汗的时代，三个兄弟已经走远了。

这个“走远了”，其实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意思是距离上“远”，蒙古选大汗比较民主，要举行“忽里勒台”（全体贵族会议），只有大家一致推举通过了，大汗的位子才能被人承认。

而那时候呢，忽必烈在湖北，阿里不哥在蒙古草原，西征的旭烈兀最远，在地中海边上。三兄弟之间一没有飞机，二不通高铁，见个面来来回回一年的时间都打不住。

后来很多人分析，能阻止蒙古早期扩张脚步的，只有大汗的驾崩。每次亚欧大陆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大汗死了，大家回去奔丧外加抢汗位吧。一来一回一两年，对手又能苟延残喘一时，南宋就是靠蒙哥汗的驾崩，又续了好几年命。

第二个“远”，说的就是文化上的隔阂了。成吉思汗让蒙古族短时间内获得了冠绝天下的战斗力，但文化底子薄弱不是一两代人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看蒙古族崛起的早期，宗教信仰特别有意思，一会儿伊斯兰教，一会儿道教，还掺杂着蒙古族的原始信仰“长生天”。

这种文化上归属感的不确定，导致的结果就是，打到西亚的旭烈兀宗教信仰也曾前后不一。阿里不哥在草原上看家，身边都是一些前朝的遗老，张口闭口就是当年你爷爷成吉思汗怎么怎么样，因此阿里不哥是一个很坚定的蒙古传统的坚守者。而负责汉地本土的忽必烈，则逐渐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身边聚拢了一大群汉人谋士，比如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大才子元好问，当时就是忽必烈的“儒教大宗师”。

《元史》里也说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当然，那时候蒙哥汗还在，说忽必烈“思大有为”有点不对劲，很容易被人想歪了，但整天和汉族文士在一起是肯定的。

蒙哥汗是在四川死去的，那时候也没有全球直播，那对于这兄弟三个人来说，谁能抢着召开忽里勒台（蒙古语，会议），谁就算赢了。但这也是个悖论，人都不齐，会议肯定也开不成。

在这三个兄弟里面，最有希望的是阿里不哥，毕竟叔叔、伯伯都围着他转悠。而且，根据蒙古族习俗，他在蒙哥汗死后，自动成为“监国”的身份。换句话说，只有他可以合法地召开忽里勒台，但开完会的结果他也无法完全左右。

关键时刻，旭烈兀率先作出了决断，太远了，不去了，老老实实地经营西亚不好吗？就表示支持哥哥忽必烈，兄长上吧，弟弟看好你。

旭烈兀一撤，等于三足鼎立的游戏变成“楚汉争雄”了。除去西征军鞭长莫及之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在南到长江、北至西伯利亚的辽阔疆土上，以成千上万的人马作为棋子开始布局。

而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忽必烈兵行险招，孤军深入，拿下了燕京城。

贰

坦白来说，当时的燕京城，在战术上很难玩出什么花样来，因为金朝刚刚灭亡，城市建设都被打废了，何况人家阿里不哥在草原上和你玩，不玩攻城战。

再者说了，当时即使不算那些乱七八糟的汗国，光是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两个人控制的地盘，就比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王朝的地盘都大，一城一池的得失根本不算什么。

但从战略上说，拿下燕京，是忽必烈在争夺汗位过程中最成功的一步棋。因为在北方文人的眼里，南宋的杭州和忽必烈自己的开平城都不算什么，只有燕京城才是天下正位所在。拿下燕京城，就等于让北方汉人，至少是文人阶层归心。

而且，当时在燕京，大将脱里赤正在召集军队，奉的就是阿里不哥的命令，见到忽必烈，整个人都傻了。那时候，阿里不哥已经正式开始执行监国身份，准备自立为大汗，让脱里赤调军就是为了对付忽必烈，但这事不能明着说。

忽必烈一见面，就说：“大汗有遗诏，你出来接个旨，把兵给我吧。”脱里赤听完了，这是人家兄弟之间的事情，自己凭什么掺和，立马缴枪了。忽必烈顺理成章地接管了燕京，捎带着把那些原本应该在战场上遇见的军队遣散了。

于是，忽必烈就以燕京为大本营，开始积极整军备战。冬天，他和阿里不哥俩人什么都不做了，私底下的风起云涌却一点也不少。

俩人开始互相通信，阿里不哥的大本营在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使者就在燕京与和林之间来回蹿。

阿里不哥的意思是你来和林，咱开个忽里勒台，把大汗选出来。这个说法按照蒙古规矩来说是没问题的，毕竟他是监国身份。

但忽必烈马上反应过来了，支持我的都是北方汉地的汉族人和以前金朝的女真人，我要去了和林，那些和你一块儿的叔叔、伯伯肯定支持你，我能不能回来都不好说呢，所以坚决不去。并且，忽必烈私底下也联络了一群贵族，准备拉开架子单干。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来，这兄弟俩的冲突已经不是抢皇位的问题了，这是燕京与和林两个城市的对抗，也是蒙古内部的一种文化分裂。阿里不哥代表的是蒙古传统势力，大家坐在一起按蒙古规矩来，该放羊放羊，该圈地圈地。

而忽必烈则代表着蒙古草原以南的汉族文化，他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唐朝、宋朝或者是金朝一样的封建王朝，这一点从他手底下的士兵构成就能看出来，汉人比例和汉化程度非常高。

一句话，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不仅是谁当老大的问题，还是决定未来蒙古政权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没法谈拢。因此两边使者跑来跑去，其实都在扯皮，没什么实质性进展。

一开春，大军开拔，忽必烈就从燕京到了开平，毕竟这里才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老巢，而且距离阿里不哥更近，相当于战场“总前委”。燕京和开平离得也不远，现在北京人自驾游，开着车就到内蒙古了。

这时候，手底下的汉人谋士就劝忽必烈，说咱们得提前登基，不能按蒙古族的规矩走，不然指定吃亏，因为阿里不哥是正儿八经的监国，咱们名不正言不顺嘛。

忽必烈从善如流，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抢在阿里不哥前面，按照汉族王朝的规矩发布登基诏书。当然不是他自己动笔，是金朝以前的一个文人王鄂代拟的。诏书上说：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

这诏书要是放到汉族来看，绝对是离经叛道。因为这里面明确地提出来，我们家从我爷爷成吉思汗以后，整天舞刀弄枪的，“只识弯弓射大雕”嘛，没什么文化，而且也不“尊贤”。等于把自家的祖宗数落了一遍，潜台词就是我上去以后不这么干，肯定要重用汉人，搞文化建设。

而且，忽必烈手底下的那帮蒙古贵族们，比如也先哥、合单、塔察儿等人，也搞了一个忽里勒台，推举忽必烈当大汗，这样在蒙古族的程序上也说得过去。有点类似于现代人办婚礼，中午来个中式的，晚上再来个西式的。

阿里不哥得知这件事以后，急了，我这边牛奶、烤全羊都准备好了，结果你在那里自己把仪式给办了，这也太不仗义了。于是，阿里不哥也带着一群人搞了忽里勒台，自立为大汗。

一山不容二虎，天底下不能有两个大汗，到这一步，只能是战场上消灭一个了。

叁

这场战争的过程都不用赘述，太没有悬念了，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哥哥忽必烈刚刚热了个身，弟弟阿里不哥就倒下了。

自古以来，中国从南往北打，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士兵体质不行，人家吃牛羊肉，你吃馒头米饭；第二是对大漠草原地形不熟，比如当年汉朝的李广，带着大军连敌人都找不到。

而这俩问题在忽必烈看来都不是个事，以前从南往北打叫北伐，对忽必烈来说那叫回家。士兵更没有问题，忽必烈身边都是百战精兵，跟着蒙哥汗灭宋的，还有汉族的谋士指点。

而阿里不哥手底下都是些散兵游勇，很多都是前朝遗老，欺负宋朝还行，碰到忽必烈这个级别的对手，跑得比谁都快。

这场仗打了不到五年就结束了。能打五年，主要是因为蒙古的地盘比较大，阿里不哥一直在跑。最后实在没地方去了，就向哥哥投降。忽必烈也很大度，骂了弟弟一顿，也没杀他，把他给囚禁起来了，没几年阿里不哥就郁郁而终了。

很多人分析说忽必烈暗害了阿里不哥，这个纯属猜测，因为没必要，忽必烈好歹也是草原上的汉子，要杀早动手了。事实上，消灭阿里不哥只是忽必烈近五年来的一个插曲。在这五年里，忽必烈更多地致力于对蒙古政权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达到他心目中的“天下大业”。

首先就是定制度和年号，其实国号之前有了，成吉思汗亲自定了一个“大蒙古国”。当时问题还不大，因为当时其他的汗国，如伊利汗国、金帐汗国还是承认忽必烈大汗的地位的，但制度和年号的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这个庞大的帝国如何运转的问题。

忽必烈是蒙古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定公元1260年为中统元年，“中统”的意思很好理解，中朝正统，等于先把名分确定了下来。

至于这个“中朝正统”到底是哪儿来的，忽必烈没说。到底是宋朝还是金朝，元朝一直没说清，到最后修史也是《辽史》《金史》《宋史》三本书一起修。

紧接着，忽必烈又颁布了一道诏书，叫《中统建元诏》，里面明确说“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就是说得按照以前的规矩来。这可不仅仅是口号，在地方上，忽必烈设了十路宣抚使，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一看就与之前蒙古的路子不一样。之前都是打到哪里算哪里，管不过来就设置一个汗国，这样最后总得乱套。

既然有了省级行政单位，那就得有个强有力的中央。历朝历代最不担心中央大权旁落的，就是开国时期，所以叛乱是不用担心的，但怎么处理这些省的政务，就让忽必烈挠头了。中央必须有一个机构，能够长期稳定存在，且可以处理日常事务。毕竟忽必烈自己也很忙，那时候南宋还没灭呢。

这时候就看出汉族制度的好处了。忽必烈决定重新启用以前的三省六部制，作为政治制度，只不过不用这么麻烦，有个枢密院搞军事，再加一个中书省就够了，没必要搞得跟宋朝一样到处都是高级干部。

既然有了中书省，接下来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首都问题。中原皇帝和过去蒙古统治者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皇宫和蒙古包的区别。

千万不要小看住的地方，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农耕民族都是依靠土地的，所以才会有定都和皇城。有点像我们搞装修，我房子修得越好，说明我打算在这里住得越久。

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大汗们，就没有这种长久建都的意识。臣子们住蒙古包，大汗住豪华蒙古包，哪里好往哪里搬。

所以，忽必烈要想把政治体制朝汉族文化发展，就必须有个体面的京城、都城，才能把一切安定下来，否则一切免谈。

这也就赋予了燕京城新的历史使命。

肆

实际上，早在忽必烈登基之前，他手下的大将霸突鲁，也是蒙古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孙子，曾经劝过他：“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

意思就是，燕京这个地方，往北是大漠，往南是江淮，天子一定要居中，方便四方来朝。而且，他明确表示：“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意思就是，您要是想经营天下，非得在燕京不可。

之前的忽必烈可能还在犹豫，但听完这番话，马上幡然醒悟，表示“非卿言，我几失之”，不是您提醒，我差点就犯了错误。后来，忽必烈定都燕京后，自己也承认：“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可见有的时候，军事家的眼光是无比精准的。

因此在收拾弟弟阿里不哥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在为定都燕京做准备了。

定都燕京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就是之前说的，燕京作为金朝故都已经被打烂了；而且，其中的皇宫历经战火和风雨，也早已残破不堪。从装修的角度来看，这种“老破小”还不如毛坯房。于是，忽必烈大笔一挥，直接重建一座新城，反正不差钱。

至于谁来设计这座新城，忽必烈的心中早有了人选，那就是他身边的汉族第一幕僚——刘秉忠。

刘秉忠是金朝官宦世家出身，从小精通佛、道、儒三家学问，二十岁出头儿就以布衣身份给忽必烈做幕僚，堪称后者身边的文臣第一人。从登基建元到建立中书省，忽必烈每一个大方针的出台，背后都有刘秉忠出谋划策的身影。

传说刘秉忠这个人很个性，长着一双三角眼，这是传说中的“病虎”之相。而且，作为一个蒙古皇帝的谋士，刘秉忠从来不穿蒙古族的衣服，依旧穿着一身金朝旧服在朝堂上晃来晃去。但是，忽必烈也不以为意，可见刘秉忠是真的有才，忽必烈也是真的大度。

更关键的是，刘秉忠并不仅仅是个文臣。

现在的人对刘秉忠这个人名比较陌生，但如果说他的学生、天文学家郭守敬，那真的是无人不知。因为郭守敬所编的《授时历》，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都属于必考内容。而鲜为人知的是，郭守敬的天文知识就是跟刘秉忠学来的。

那个时候的天文学家，跟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天文学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人如果夸一个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般都是说这个人博学，但最早的“天文地理”，并不是指“四书五经”之类的学问。

汉代王充的《论衡》明确提出：“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能通晓天文地理的，绝对不是一般的书呆子，至少是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兼风水大师。之前忽必烈的大本营开平城，正是刘秉忠本人的杰作。

但刘秉忠本人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并不是十分满意。在这之前，刘秉忠就说过“上都（开平）国祚近，大都（燕京）国祚长”。言下之意就是，虽然开平离蒙古高原很近，但真要想把国家延续下去，还是得去燕京城待着。

于是乎，天文学家刘秉忠，带着郭守敬等一群学生，开始着手规划这项注定名垂青史的工程。他们将为历史上最广袤的帝国，设计一座全新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