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瓮之都

在燕京城的废墟上，刘秉忠开始搭建一个宏伟的蓝图。这座城市将凝聚他一生的心血和智慧，也将象征着元朝最自信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元大都也许与汉、唐时代的长安一样，并列为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城市。

壹

要建城，先得勘查水源。在古代，水源绝对是修建一个都城乃至城市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从风水上说，中国人修建选址，风水上讲究坐北朝南，而且要“前有照，后有靠”。就是说后面得有山挡着，跟椅子的靠背一样，而前面要有水，反射光线。无论是一座皇城还是一座普通的宅子，都是按照这个理论去选址。

抛开封建迷信的说法，单看这个理论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中国处于北半球，寒风都是从北方吹过来的，所以背后“有靠”，是为了让自己处在一个温暖的环境之中。

而“前有照”则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得有水，过去没有自来水，门口没有水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现在的许多村落里也依旧保留着在河边洗衣服的习惯。另一方面，水的一个作用就是反光，好比咱们家里光线不够，可以摆几个镜子，让眼前明亮，心情开阔，这也就是所谓的“照”。

对于燕京来说，“后有靠”并不难，因为北边就是燕山山脉，不仅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在地理学上也是绝佳的避风港。真正让刘秉忠挠头的，是“前有照”的问题。

金朝燕京城的水源系统就不太完备，主要依靠城西的莲花池（今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公园），莲花池是从周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南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里，称莲花池为“燕之旧池”。

但是，到了元代的时候，莲花池水系堵塞得就比较厉害了。而且，我们一听这名字就明白，莲花池嘛，一个池塘，能够承载的人口毕竟有限，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于是，刘秉忠和他的弟子大胆地抛弃了沿用了数千年之久的莲花池，而把目光望向了西边的玉泉山上。

玉泉山属于西山支脉，早在金代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再往上能算到太行山的余脉上，中国看山要讲究“辈分”的，孤零零一座山那叫土包子，而玉泉山可以算得上是“根红苗正”。更难得的是，玉泉山本身就有水，永定河的水入西山，再经玉泉山流出，是天然的岩溶水，水量大且水质极佳。

陆羽在《茶经》中就说：“其水，用山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说的就是这种山泉水，最适宜饮用和煮茶。北方的水质普遍不好，永定河的水本身所含泥沙量也多，但玉泉山的水却是个例外，素来有“水清而碧，澄洁似玉”之称。

后世清朝的乾隆帝闲得无聊，去天下名泉，通过重量检验水质，只有玉泉山的水和木兰围场的水每斗重一两，其他的都偏重，这说明其他地方的水质没那么纯净。晚清文人王国维先生，也在他的《颐和园词》里说“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

能在华北平原上有这样一脉泉水，燕京城可谓得天独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玉泉山这把“好米”，刘秉忠这位“巧妇”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水脉一确定，就等于定了“玉脉”，相当于为新建的都城勘定了位置，整体上要比以前的燕京城更偏东北方向。

“玉脉”分为明暗两支流。看得见的明脉，在刘秉忠弟子郭守敬的筹划下，往东引导为金水河。这个“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指的是方位。按照风水学说，西方为白虎，主凶杀，在五行上属性为金，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名字。

暗脉则成为井水，即所谓的“洑流”。现在故宫中的井水，几乎都是打在玉泉山水的暗脉上。后来，明代的《京师泉品》上说“玉泉第一，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二”。而文华殿的位置在元代皇宫规划中属于厨房（御膳亭），可见刘秉忠等人对暗脉的测量是非常精准的，最好的水用来给皇上使用。

这些都是地理上的安排，但这些不够，还得把“天文”也算进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轴线，起到零度经线的作用。不过，这件事很容易，刘秉忠、郭守敬他们玩的就是天文。在和忽必烈商议之后，他们采取了“先定点，后定线”的思路，先把中轴线的中心点定出来，再延伸出中轴线。

后来的文献记载，元大都的中央有个“方幅一亩”的中心台，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中央公园。古籍《析津志》里说“实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从这儿延伸出的中轴线，南到后来的丽正门，穿过中心台一直往北。

不过，元代似乎并不是特别看重这条中轴线的天文作用。过去城市里讲晨钟暮鼓，钟楼和鼓楼都应该在中轴线上，比如以前的长安（今西安）和之后明清时期的北京都这样，现在都是地标性建筑遗迹。

但是，元大都的钟鼓楼却稍微有些偏西，反而更看重“中心点”。这里肯定不是测绘的问题。郭守敬好歹也是被写入课本的天文学家，不可能连根经线都算不明白，可能蒙古当时地界比较大，忽必烈倒时差习惯了，不太在乎这个。所以，后世提到元大都，并不是十分强调“中轴线”。

总而言之，到了这一步，天文地理都规划好了，元大都的基本位置与框架也就基本上定住了，剩下的就是建造的问题了。

贰

建首都可是一件大工程，这个“大”，一是人力上，二是材料上。但是，忽必烈直接表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还是那句话，咱不差钱，怎么豪华怎么来。

当时有个汉族大臣叫魏初，在中书省工作，他在一份奏折里就提出：“打造石材、搬运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全是壮劳力，后面紧跟着说“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具不下数千余辆”，其他的就不用提了，动不动就是成千上万的物资，这得是多么庞大的建造量。

而透过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想见，元大都的营建是多么庞大的建造量。要知道，那时候的忽必烈还在忙活着灭南宋呢，两边都缺人，压力全在老百姓身上，确实非常压迫北方人民。魏初在其他奏章里就多次和忽必烈争论过每个人大致抚恤多少钱的问题，至于这笔钱发没发那就不清楚了。

有了人，还得有原料。这个来源就比较复杂了，有些原料是从朝鲜来的，有些得走海路，还有的是从以前开封的皇宫里拆了拿过来的。这些材料最终会被运输到通州，无论是海运还是漕运。

现在我们从北京市中心到通州很方便，地铁六号线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但是在元代比较麻烦。后来，为了把材料从通州运到营建的工地上，忽必烈特别批准修建了通惠河。

当然这个主意还是郭守敬提出来的，他在奏折里说：“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现在的积水潭，就是得益于通惠河的修建。

东西都准备齐了，建起来自然也比较快，几年的时间，整个都城基本上就修建完成了。之后虽然又增添了不少建筑，但基本的规模是定了下来。

看着雄伟的都城日新月异地建设着，忽必烈感觉到，自己离心目中的国都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宣布重新定国号为“元”，并于次年宣布改之前所谓的“中都”燕京城为“大都”，明确了新城的地位。一直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城市正式建成。

《元史·地理志》里记载，元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现在考古发掘，都城大致是一个长方形的样子，东西两侧基本上跟后来的明清北京城一样，南边大概能到长安街一带，北边在后来的德胜门以北。

十一个门的设计感觉是不伦不类，但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来设计的，表现了忽必烈本人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崇尚；包括很多门的名字，也基本上是根据《易经》里的“乾坤”二卦来设定的。比如，正南的丽正门，名字出自于《易经》所说的“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但是，还有一种特别好玩的说法，出自一个名叫长谷真逸（笔名，其人生平不详）的人写的《农田余话》，上面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神三头六臂两足”。刘太保就是刘秉忠，被封为太保，意思就是刘秉忠很有童心，在元大都搞了一个哪吒的造型。南边三个门是哪吒的“三头”，东西各三门是“六臂”，北边俩门是“双脚”。

不论是不是真的，这种说法无形之中给元大都赋予了一种宗教的色彩。而且，从当时的元大都布局上来看，宗教融合的色彩非常浓厚。

比如，从五行上说，西方主凶杀，这个理论上应该是道教的思想。但是，元朝兴建了许多佛寺在这元大都的西面，比如大圣寿万安寺等。忽必烈本人也是藏传佛教的信仰者，这些宗教之间并不矛盾，甚至还有共生的趋势。

在元大都刚刚建成前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了元大都，并记下了维吾尔语中这座城市的名字——“汗八里”，翻译为汉语即为“大汗居住之都”，很符合忽必烈的霸气和期许。

这种霸气在城市本身的建设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元大都的十一个城门，都是没有瓮城的，这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建设中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

所谓瓮城，就是在城门外，再围上一圈小城，作为防御，这样可以让敌人不直接对城门进行攻击。因为城门是一个城市最脆弱的地方，真要是城门一破，大家全部完蛋。

但忽必烈就是有这样的霸气，他坚信在目光所及之处，蒙古铁骑所到之地，不会有人对这座雄伟的都城构成威胁。正如《孟子》里说的那样，“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只有这样的无瓮之城，才配得上“汗八里”的称呼。

叁

“汗八里”或者元大都指的是一座城市，这座城当然不是全给忽必烈住，以前大汗都是住蒙古包，现在必须要有一座气派的皇宫。

我们现在说“皇宫”，总觉得是一处地方，其实不是。“皇城”和“宫城”，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所在。前者是皇帝的办公室，平时处理政务，召见群臣，都是在皇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城也不算皇帝专属，大臣们也经常出入。

但是，宫城就不一样了，那属于皇上的“卧室”，妃子和皇子都在里面，作为大臣去里面转悠就不合适了。所以，等于“皇宫”的修建是两个工程，同时进行。

不过，皇宫与元大都的修建不一样，忽必烈没打算完全按照汉族制度来，毕竟也是蒙古大汗，虽然不住蒙古包了，但逐水草而居的习惯还是保留着。因此忽必烈希望皇城能在水边修建，回头宫里的老少爷们儿住起来也舒坦。

这个问题刘秉忠不好解决。但没关系，忽必烈手底下什么民族的人都有，一个叫也黑迭儿的色目人（除汉族和蒙古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称呼）站了出来，给忽必烈建议重修万岁山，并以太液池为中心修建皇城。

现在有人考证，说这位叫也黑迭儿的哥儿们是大食人（阿拉伯人），本身就有游牧民族的传统，和忽必烈的蒙古习俗很接近。忽必烈对他的建议很赞赏，就把皇城和宫城的建设包给了他，并设置了祗应司和修内司两个衙门，专门负责宫殿的建造。

太液池在古代都城中一直就有，长安就有这个名头。而金代和元代的太液池就是现在的北、中、南三海，而万岁山对应的就是北海公园里的琼华岛，风景宜人，属于金朝时期的行宫（度假别墅）。

万岁山后来被战火毁坏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一点遗存。

当年全真教道士丘处机经过燕京去找成吉思汗唠嗑，就曾经在这里住过。忽必烈在登基之前驻扎北平，也喜欢住在这里，所以算不上是新建，只不过“重修”的幅度比较夸张而已。

琼华岛重修的时间，现在不太确定了。元朝文人陶宗仪写有一本著名的《南村辍耕录》，里面提出“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1262年）修缮之”。《元史》里也说是中统三年“修万寿山宫殿”，总之大差不差。

新的宫殿建得很快，到了中统五年（1264年）前后就初具规模了，因为“中统”这个年号就用了五年，打完阿里不哥就不用了，改成“至元”了。至元元年（1264年）就有了在万寿山宫殿接见高丽国王的历史记载了。里面的一些前朝遗留建筑，比如广寒殿等，都已经在正常使用了。

广寒殿最早是辽代萧太后的梳妆楼，后来几经重建，一直到明朝还有，据说是特地为了历史见证去保存的，最后是自然倒塌，没有人为因素。后世明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曾在自己的文集里记载，在倒塌的万寿山广寒殿内，打扫房梁，找出了一百多枚元朝时期的“至元通宝”，跟老百姓家里的“房梁钱”是一个道理。

有了房子，忽必烈就时不时地在这里召集群臣宴饮。

蒙古人喝酒跟当时的汉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叫“阿剌吉”的蒸馏酒，是打败阿拉伯地区后俘虏的工匠们带过来的，酒精度数很高。之前中原地区的酒都是米酒，酒精度数顶破天十度出头，而蒸馏酒则跟我们现在的白酒没什么区别。除此之外，元朝还盛行葡萄酒和马奶酒，反正酒肯定管够，大家敞开了喝吧。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器物，看出当时蒙古贵族在广寒殿喝酒有多么豪放。

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在广寒殿外放置了一个大酒瓮，专门用来装酒。这个酒瓮是用南阳的独山玉雕出来的，重七千多斤，人称“渎山大玉海”，从“重器”的角度上说，堪称中国玉器之最。这件器物元朝以后被道士搬去当咸菜坛子了，清朝乾隆皇帝比较有探索精神，重新找了出来并做了修复。

现在还有这件“渎山大玉海”，就摆在北京团城的玉瓮亭，可以算是一件珍贵的元代宫廷遗物了。能保存到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体积、重量等客观原因，想人为毁坏也比较困难。

当时有钱有闲的乾隆皇帝自己测量了一下，整个“渎山大玉海”一共能装酒“三十余石”。元朝一石大概是一百斤，一个宫殿办宴会，光酒就三千斤。

估计测量完之后的乾隆皇帝直接能自闭了，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和元朝同行忽必烈在酒量上的差距。正常人喝酒能按“斤”来计算就已经是海量了，到了忽必烈这里，劝酒词都是“我和诸位共饮此缸”，堪称古今饮酒第一豪迈之人。

当然，更豪迈的还在后头。忽必烈能用一年时间重修广寒殿，但在他有生之年，元朝的皇城都是一个半成品，没有修完，整个工程唯一差的就是皇城城墙。

《元史》载：“昔大朝会时，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就是说皇城是开放式的，没防御性的城墙，顶多开朝会的时候让军队围一圈就完事了。

这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是不能想象的。谁家的皇城不是城墙高筑，但忽必烈就敢这么玩。放眼天下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稍微有点实力的除了我的手下就是我的兄弟，筑城墙干什么，没必要。

肆

不过，皇城（办公区域）可以不建城墙，但宫城就不能这样了。毕竟这是所谓的“大内”。忽必烈把自己的办公室搞得嚣张一点不要紧，但回到家里，老婆、孩子的安全还是要顾及一下的，故而元朝的宫城修得比较严谨。

我们现在会感觉元朝的宫城里没有多少故事，但事实上，元宫城才是对后世紫禁城影响最深远的建筑体系。

整个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面积很大，坐落在太液池的东边。一听这个位置，我们就明白了，覆盖区域基本上和现在的紫禁城高度重合。

宫城的中轴线，从南面的大明殿到北边的延春阁，一以贯之，基本上也和后来的紫禁城中轴线重合。宫城的南门崇天门，大概就是后来太和殿的位置，可见宫城的建筑格局整体上是偏北的。

元宫城的修建，在历史记载中是最明确的。《南村辍耕录》里甚至能把开工日期精确到小时，即“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调动了附近壮劳力两万八千多人去修，一年时间就修得差不多了。

这次修建，忽必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不光修建了城墙，还把城墙包了砖，这在那个时代可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情。连元大都本身的城墙都是夯土制成的，到了“大内”这里就升级了，可见忽必烈也是一个相当顾家的人。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元宫城的建筑格局，能从中发现许多现在紫禁城里所拥有的元素。比如，金水河和金水桥，河上面只有三座桥，毕竟是宫城，功能性没有那么强。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大殿+后宫”的规制，也是从元宫城里“大明殿（正殿）+延春阁（后宫）”里演变过来的。

再列一组数字可能更直观一点，如果按照《南村辍耕录》的说法，整个元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现在经过测算，元代一步大概是1.55米，如果我们把这段话里的数字换算成现代长度单位，大概就是元宫城周长3394.5米，东西距离约为744米，南北宽约为953米。

而现在我们测绘故宫（紫禁城），周长是3428米，东西距离753米，南北距离961米。各组数字的偏差都是十位数甚至是个位数，可见元宫城对之后紫禁城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但要注意的是，后来的紫禁城，同时包括“皇城”和“宫城”两个功能，而元宫城却只负责“大内”的作用，等于忽必烈的一个卧室。后来明清两代皇帝，很难想象当时的元大都有着怎样的宫廷和气派。

只可惜，忽必烈本人的汉化政治理想，远远不像元大都的建筑一样拔地而起，也难以做到稳固且坚定。在元大都兴建的三十年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正月，这位“世上从未见过这么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马可·波罗语）在他所兴建的都城中溘然长逝。在他的身后，帝国的崩坍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