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滇国与“滇文化”

《史记·西南夷列传》大约一千七百字，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文字与滇国相关：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33]

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证了《史记》所载[34]。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滇人、滇族、滇国文化以滇池区域为中心，其时代从战国延续至西汉中、晚期，它代表的是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35]。滇文化器物上的图像、场景以及人俑，鲜活地表现了滇国各族人群的面貌、衣着、发式、器用、住屋等，以及生产、战斗、狩猎、祭祀等场景（图1—1）[36]。

图1—1 滇国青铜器人物图像

（采自张增祺《晋宁石寨山》）

与夜郎国的情况相似，文献缺乏滇国地理范围的明确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37]据此，西汉益州郡二十四县，是滇国、滇文化空间的基本范畴[38]。

土著文化分类与文化发展序列问题是西南夷考古的基本问题。有的观点将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与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截然分开[39]。我们则认为，二者本质上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

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贮贝器、铜鼓、钟、葫芦笙、尊、壶、枕、牛虎案、伞盖、针线盒、干栏式房屋模型（图1—2）等，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出土器物中，铜制农业生产工具，如锄、镰、锸、斧、凿，纺织工具等数量较多；兵器以剑、钺、啄、戈、棒为主；还有数量较多的海贝[40]。整体上，青铜器的形制，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组合，体现出不同于内地青铜时代的“西南夷”地方性。此种地方性，在西南夷各族群土著青铜文化中都能找到[41]。

图1—2 滇国干栏式房屋

（采自张增祺《晋宁石寨山》）

滇国与滇文化大致延续了五百年，它的出现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至西汉初为全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开始衰落，最终融入汉代大一统郡县体制之中[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