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它篇幅很大，洋洋洒洒一百二十万言；结构复杂，几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相互交错；人物众多，大批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同时登场；内容丰富，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和西欧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就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体裁和结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特点等方面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在这之前，托尔斯泰曾打算写一部叫作《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六十年代初写成了几章，其中描绘了一八五六年从流放地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拉巴佐夫的形象，此人历经磨难，仍保持着青年时代的锐气。后来托尔斯泰的创作思路发生了变化。他在《战争与和平》前言的一个草稿里讲了思路变化的过程，他说：“一八五六年我开始写一部具有一定倾向的小说，主人公应是一个带着家眷回到俄国内地的十二月党人。不知不觉地我从现代转到了一八二五年，转到了我的主人公迷惘和不幸的时代，放弃了已写好的开头。但是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已是一个有了家室的成年人。为了理解他，我需要转而研究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好与一八一二年俄国的一个光荣时代相吻合。于是我又一次抛弃了开了头的东西，决定从一八一二年写起……”接着他又说：“如果只写我们如何战胜波拿巴的法国而不写我们的失败和耻辱，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笔……于是就从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了一八〇五年，打算领着我的主人公（已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男女主人公）从这时起经历一八〇五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1]

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动笔，从保存下来的手稿来看，小说有过十五种开头。前四个开头从一八一一年写起，接下来的两个开头改为从一八〇八年写起，到第七个开头才把情节开始发生的时间挪到一八〇五年。而地点时而在童山，时而在彼得堡，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又转回彼得堡，只有第七个开头情节发生的地点在国外的奥尔米茨营地。最后终于把开头的时间和地点定在一八〇五年七月彼得堡一个宫廷女官的客厅里。[2]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反复的加工，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小说的第一部，它以《一八〇五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一八六五年第一、二期上。接着该杂志一八六六年第一—四期发表了第二部，这一部仍以《一八〇五年》为题，不过加上了《战争》这一副标题。这时这部小说的名称和整个构思尚未最后确定下来。

一八六六年五月托尔斯泰给费特写信说：“我希望在一八六七年前结束我的小说，并以《万事大吉》为书名出单行本……”[3]在他这时为小说后半部分所拟定的提纲里，情节的发展与后来的定本有明显的不同，基本上是一个否极泰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这与作者要把小说定名为《万事大吉》的意图是吻合的。但是作者没有按时完成他的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写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这个主题作了更深的开掘，原来的构思发生了变化。他重新审订了已写成的部分并做了修改，放弃了原来的结尾，引进了新的人物，加入了许多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议论，描绘了人民战争更加宏伟的图景，对主人公的命运做了新的安排，并且决定放弃《万事大吉》的书名，将小说定名为《战争与和平》。从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来看，作者本人首次用《战争与和平》作为书名是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下旬，他在给拉夫罗夫的信中宣布同意以《战争与和平》为书名排印自己的书。[4]到一八六七年底出版了小说的前三卷，开始排印第四卷。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完了余下的部分，全书六卷于一八六九年出齐，这就是小说的第一版（一八六七—一八六九）。一八六八年十月出版了前四卷的第二版，这次出版前托尔斯泰亲自看了校样并做了修改。这四卷与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后两卷合在一起，成为整部小说的第二版（一八六八—一八六九）。

上面说过，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思路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段落进行了多次的改写，文字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锤炼。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五千多页，草稿和异文共有一千六百余页，收入《托尔斯泰全集（百岁纪念版）》时，用了整整三卷。从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创作这部巨著上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他不仅在原稿上不断涂抹修改，而且在看校样时也这样做。这种做法有时不为人们所理解。例如，曾帮助托尔斯泰工作并负责监印《战争与和平》的巴尔捷涅夫在托尔斯泰要他把小说第一部的全部校样寄去以便进行修改时，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天知道您在干什么。这样我们永远修改不完，永远出版不了……您的大部分涂改是不必要的。”托尔斯泰给他回信说：“我不能不像这样进行涂改，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样涂改大有好处。”[5]反复修改成为托尔斯泰在创作中遵循的原则，他还说过：“应当永远抛开不加修改地写作的想法。”[6]他又说：“主要的是，应当不急不躁地写作，不要对十次、二十次地修正和改写同一个东西感到腻烦。”[7]他的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一部部杰作就是这样经过反复修改、精雕细刻才得以问世的。

一八七三年版托尔斯泰文集（八卷集）收入了《战争与和平》。这是这部小说的第三版。以后它的许多版本都是随文集出版的。作者在把小说收入这个文集前，对它做了较大的改动。首先把小说中的全部法文改为俄文，并去掉了关于战争、历史和哲学的议论，把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议论以及《尾声》第一部的前四章和整个第二部编成题为《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文章》的附录，这大概是因为考虑和接受了有人提出的小说中法文和议论过多的意见。当时他曾写信给帮他修改作品的斯特拉霍夫说：“去掉法文我有时感到可惜，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不用法文要好些。我还觉得，把关于战争、历史和哲学的议论从小说中去掉，可使它变得不那么累赘，不过这些议论单独说来还是很有意思的。”[8]作家对小说的结构也作了调整，把原有的六卷改为四卷，原有的第一卷不变，原有的第二、三卷合为第二卷，原有的第四卷和第五卷第一部合为第三卷，原有的第五卷其余部分和第六卷合为第四卷。从内容来看，这样分卷比较合理，而且各卷的篇幅也比较均匀。这种分卷方法为后来各种版本所沿用。此外，托尔斯泰对文字作了改动。这是作者亲自对小说所做的最后一次修改。一八八〇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集（第三版）所收的《战争与和平》是照一八七三年的版本排印的。这是《战争与和平》的第四版。

在这之后，托尔斯泰把作品出版的事务交由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负责。在她的主持下于一八八六年出版了托尔斯泰文集第五版和第六版。在第五版中，《战争与和平》根据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第二版恢复了法文和各种议论，不过保留了一八七三年的第三版把全文分为四卷的划分方式和所做的文字修改。同时出版的第六版（平价版）大概是为了便于普通读者阅读，没有恢复法文。根据托尔斯泰的家庭教师伊瓦金在他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三日的笔记，托尔斯泰曾坐在一旁听他给伯爵夫人读《战争与和平》的校样。[9]可见，他是知道《战争与和平》要出新版本的事的。但是没有事实证明他参与了出版工作。众所周知，这时他的世界观已发生转变，文学观也有很大变化，他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称为“老爷的消遣”，认为一切都要重新写，因此大概不会有兴趣来折腾自己的旧作，很难说这个版本的改动是他自己的主意。

在这之后，《战争与和平》又出了五版，其中第七版（一八八七）、第八版（一八八九）和第十版（一八九七）没有恢复法文，第九版（一八九三）和第十一版（一九〇三）恢复了。就这样，在托尔斯泰生前，《战争与和平》曾有过四种不同的版本：一、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第二版，分六卷，有法文和议论；二、一八七三年的第三版，分四卷，去掉法文和议论；三、一八八六年的第五版，分四卷，恢复法文和议论；四、一八八六年的第六版，只恢复议论，没有恢复法文。

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倡议筹备出版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在一九二八年作家百岁诞辰时出版，因此这个版本叫作“百岁纪念版”。全书共九十卷，到一九五八年才出齐。其中《战争与和平》收在第九—十二卷，曾印刷过两次。第一次印刷（一九三〇—一九三三）所依据的版本是一八八六年的第五版；第二次印刷（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则以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版本为基础，采用了一八七三年版本的所有修改。因此这两次印刷的文本存在一定的差别。关于哪个版本应看作《战争与和平》最后定本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学术界有过争论。奥普利斯卡娅提出应把“百岁纪念版”中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看作定本[10]。古德济则认为定本应是一八七三年的版本，理由是：这是托尔斯泰对小说进行最后一次加工的结果[11]。他的看法遭到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的最早的研究者古谢夫的反对，古谢夫认为应把一八八六年的版本看作定本，因为这个版本表达了作者最后的创作意志。[12]扎依坚什努尔的看法与上述学者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她根据托尔斯泰与合作者的来往信件和其他材料，认定一八七三年出第三版前对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版本的修改并不完全是作者做的，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斯特拉霍夫所为，因此认可一八七三年版本的全部修改是不合适的。根据这一点，她认为不能把“百岁纪念版”中第二次印刷的版本作为定本。同时她也认为不能把“百岁纪念版”中依据一八八六年版本的第一次印刷的版本作为定本，因为作者并未参与一八八六年版本的出版。此外，她还指出“百岁纪念版”的两个版本都没有根据手稿进行校勘，以致许多辨读、抄写和印刷上的错误未能改正，据她统计这样的错讹多达一千八百五十五处。[13]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托尔斯泰文集》的二十卷集。其中《战争与和平》（第四—七卷）主要以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版本为蓝本，采纳了一八七三年版本的分卷方法和其中托尔斯泰本人所做的修改，并根据手稿和其他原始材料进行了校勘，改正了各种错误和编辑的不正确辨读。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托尔斯泰文集（二十二卷集）》中《战争与和平》根据上述二十卷集印刷，不同的是，这个版本除附有作者撰写的《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一文外，在每卷后有更为详尽的注释。现在这个版本被认为是比较完备的版本。

二

《战争与和平》，如上所述，共分四卷，外加一个尾声，从一八〇五年七月写到一八二〇年十二月，时间跨度为十五年，居于叙事中心的是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第一卷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独特的引子。它从写和平生活开始，可是一开头就提到拿破仑，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一卷介绍了全书的各个重要人物，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一八一二年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同时写了一八〇五年的几次战役和俄军的“失败和耻辱”，照前面谈及的作者构思，这显然是为写一八一二年胜利作铺垫。

第二卷写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二年前发生的事，这是向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过渡。在这一卷里战争场面退居次要地位，叙事重点放到和平生活上，通过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利益冲突、爱情纠葛，以及主人公的思想道德探索，展示了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卷和平生活的景象可以说为此后的战争场面作了烘托和反衬，与此同时，作家对主人公性格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这为描写他们在战争开始后各自的表现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

第三卷集中写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既写军事行动，又写战时的生活以及在战争环境里各种人物的表现和遭遇。而高潮是八月二十六日的波罗金诺会战。最后写到俄军放弃莫斯科和法国人占领该城的情况。

第四卷写法军在莫斯科停留数周后撤离的情况和俄军的军事行动，最后写到法军的溃灭，同时用一定篇幅专门写了游击战争。《尾声》交代了主要人物战后的生活情况，最后以一八二〇年十二月几位主人公关于彼得堡秘密组织的争论作结。

从这个简单介绍来看，作者改变了他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即一八五六年）写起，回溯到历史的构思，变成完全写历史。原来作者计划带领主人公经历一八〇五年到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以及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他只写到一八二〇年，对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只作暗示而集中写一八一二年战争，这就使得整个叙事中心突出，结构紧凑。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小说的描述中看到一个大的浪潮平息后另一个浪潮正在掀起的迹象，并且猜测到不同的主人公在新的浪潮中将会有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命运。

《战争与和平》展现了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和西欧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俄、法、奥、普几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申格拉本战役，被称为“三皇大战”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弗里德兰战役，俄法两国皇帝的蒂尔西特会晤和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拿破仑的入侵俄国和一八一二年战争的爆发，斯摩棱斯克的失守，库图佐夫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波罗金诺会战，俄军放弃莫斯科，法军进城和莫斯科的大火，俄军的侧进和塔鲁季诺战役，法军撤离莫斯科和俄军的追击，游击战争，法军的溃灭和俄军的胜利等。与此同时，小说中有一系列历史人物出场，其中包括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统帅库图佐夫、法国皇帝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以及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等。

这部小说对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生活作了全面的反映。作者揭露了宫廷、政界和军界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争权夺利的斗争，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和领地贵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写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小说中对大大小小的晚会、舞会和宴会，对赌博、决斗和打猎的场面都描绘得非常具体和生动，还写了某些民间习俗，例如过节、占卜等。另一方面，小说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心理，尤其是表现了国家危在旦夕时各个阶级思想的动向和情绪的变化。

小说在写贵族阶级的生活时，着重写了四大家族：鲍尔康斯基家族（老公爵及其子女安德烈和玛丽亚）、罗斯托夫家族（伯爵夫妇及其子女尼古拉、彼佳、薇拉和娜塔莎）、别祖霍夫家族（老伯爵和他的儿子皮埃尔）和库拉金家族（瓦西里公爵及其子女伊波利特、阿纳托利和埃莱娜）。这几个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年轻成员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恩怨的描写，构成了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此外，小说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历史、哲学的议论。大篇幅的议论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根据以上介绍，《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似乎突破了传统长篇小说的成规，别具一格。当年托尔斯泰在发表第一部时曾请求《俄罗斯通报》的编辑不要把他的作品称为长篇小说。[14]后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这篇文章中又说：“这不是长篇小说，不是长诗，更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表达，而且用能够表达它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确实，《战争与和平》在形式上不落一般长篇小说的窠臼，有所创新和突破。它具有历史小说、社会心理小说、家庭纪事小说和哲理小说的某些特点，全面地反映了俄国在特定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气势雄伟，具有史诗的规模，因此有人提出把它看作史诗性的历史小说。这个看法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所认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托尔斯泰酝酿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封建农奴制度出现了危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托尔斯泰也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关心和思考着俄国的命运，力图认清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前后，他为农民子弟办学，作为和平调解人参加活动，与农民阶级有了较多的接触，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从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前几章来看，虽然其主题仍是探索俄国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但是主人公拉巴佐夫这样说道：“我应当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人民。我的看法是：俄国的力量不在我们身上，而在人民身上。”[15]这段话无疑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说明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

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托尔斯泰最后决定不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中心，而以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为中心，这是他出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做出的选择。

根据托尔斯泰夫人的记录，托尔斯泰曾于一八七七年三月三日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把作品写好，应当喜欢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思想。譬如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我喜欢家庭的思想，在《战争与和平》中我喜欢人民的思想，这是由于一八一二年战争。”[16]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

这“人民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作家肯定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人民战争性质，认为人民群众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人民战争的特点作了生动的说明。他把俄法两国比作进行决斗的击剑者，当俄方感觉到受了伤，有生命危险时，便不顾剑术规则抄起大棒狠击敌手。他在用这个比喻时，首先肯定俄国在生死存亡关头有运用一切手段进行自卫的权利。他说，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觉得用大棒打人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仍以一种可怕的、威严的力量举起来，根本不问一问谁的趣味和规则如何，带着几分傻气和纯朴，但是目标明确，不看一看是什么就举起来，落下去，狠狠地揍法国人，直到把侵略者完全赶出去为止”。

托尔斯泰批驳了官方文献和某些历史学家对一八一二年战争所做的错误解释，肯定了它的正义性，赞扬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小说中写道，自从法国军队踏上俄国国土之时起，尤其是从斯摩棱斯克大火之日起，一场全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声势浩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斯摩棱斯克商人费拉蓬托夫宁愿放火把自己的店铺烧掉，也不愿让它落到魔鬼手里，莫斯科近郊的农民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把干草卖给敌人，把它付之一炬。人们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法国人。各地出现几百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它们在得到政府正式认可前，已消灭了几千敌军。一支由教会执事率领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就抓了几百个俘虏，还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就这样，游击队员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着拿破仑的军队。

与一八〇五年在国外作战时相比，俄国军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气空前高涨，照托尔斯泰看来，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例如，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士兵和民兵们个个摩拳擦掌。一个士兵说：“眼下不仅可以看见士兵，也可以看见许多农民……眼下就不分是谁了……要让全体老百姓一起扑上去，一句话——让莫斯科全都上。想要拼个你死我活。”营长季莫欣在谈到他的营的情况时说：“现在谁还爱惜自己！我的营里的士兵，不知您信不信，开始不喝酒了，他们说，这不是喝酒的时候。”这些质朴的语言表达出了普通群众的高度自觉和爱国热忱。库图佐夫在听说民兵们“穿上白衬衣，准备明天决一死战”时，不禁赞叹道：“啊，英勇卓绝、无可比拟的人民！”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把它与奥斯特利茨战役作比较时指出，那时是“莫名其妙地”去打仗，而如今打仗则是因为“法国人毁了我的家园，现在又要去毁坏莫斯科，每时每刻都在侮辱我”。这段话指出了前后两次战役的不同性质。

托尔斯泰认为：“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产生的，是连续不断的。”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反对少数英雄人物决定历史进程的说法，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他的认识还有模糊不清之处，某些说法还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小说中比较广泛地描绘了作为决定性力量的人民群众的活动，而在写英雄人物时，强调这些人物只有在他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时才能起应有的作用。小说中的库图佐夫就被写成人民意志的代表，作者强调说，库图佐夫的“那种洞彻所发生的各种现象的非凡力量，来源于他所怀有的十分纯洁和十分热烈的人民感情”。他笔下的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则相反，此人并不了解人民的要求，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意义，一心要完成一些爱国主义的“壮举”，结果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小说中说他“像孩子一样，玩弄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严肃和不可避免的事件，竭力想用他那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挡把他一起卷走的人民洪流”。而在说到拿破仑时，作者认为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妄图支配各国人民的命运的人在历史上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嘲笑他“在他的整个活动期间如同一个孩子，抓住拴在马车里面的带子，自以为是在赶车”。

与此同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否接近普通老百姓，是否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似乎成为检验各种人物，尤其是贵族阶级人物的一种独特的尺度，有时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并和他们达到精神上的一致，成为某些人物精神道德探索的目标。小说中的安德烈公爵克服了个人主义思想和厌世情绪，决心不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要与大家生活在一起。他当了团长后，关心自己团里的士兵，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在波罗金诺战场上看到士兵们自始至终都很坚定和镇静，便自愧不如，表示要去掉自己身上的所有赘物，成为一个士兵，“全身心地投入这共同的生活”。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普通群众相通的。这位伯爵小姐有接受俄罗斯民间艺术的惊人能力，她在学跳俄罗斯民间舞时动作非常准确，使在场的人惊叹不已。她同情受伤的士兵，违背母亲的意志，腾出马车运送他们。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关键时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给她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小说根据这一尺度揭露和批判朝廷权贵和上层贵族们，指出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远离人民群众，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国难当头时仍过着平静奢侈的生活。“皇上还是照样上朝，舞会照样举行，法国剧院照样演出，宫廷关心的还是那些事，追求功名利禄和耍阴谋诡计依然如故。”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波罗金诺会战的那一天，安娜·舍列尔家里照常举行晚会，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战争与和平》中，“人民的思想”还表现在作者着重塑造了出身于下层的人物形象。小说中除了描绘士兵群众、民兵、农民、游击队员的集体形象外，还着力塑造了一些具体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应当指出，托尔斯泰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否定英雄人物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活动的自发性，甚至表现出某种历史宿命论的倾向，这自然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产生一定的影响。

《战争与和平》发表后，当年激进的批评家曾指责托尔斯泰没有很好地表现当时的社会矛盾，甚至说他“为贵族地主辩护”。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显贵和某些贵族地主的讽刺是很辛辣的，揭露和批判是很严厉的。对农奴制以及农民的无权地位和痛苦生活的描写，在小说中时有可见，例如第二卷第二部描写了皮埃尔巡视基辅省庄园的情况。在狡猾的总管的精心安排下，他所到之处都看到农民们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实际上有的村庄十分之九的农民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他们干着极其繁重的工作，减轻劳役负担只是一纸空文，各种苛捐杂税却增加了。小说中也用一定篇幅写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与反抗，例如鲍古恰罗沃农民的闹事和法国人进入莫斯科前工人的骚动，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阶级矛盾而形成的对立情绪起着很大作用。

还应该考虑到一点，《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期，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抗击侵略者和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与共同愿望，托尔斯泰把这一点作为小说表现的重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

上面说过，《战争与和平》里人物众多，根据统计，总共有五百多人，其中作者对其性格作了比较具体刻画的约有七十人。这些人物可分为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两大类，历史人物有两百多。

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里谈到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有不同的对象和任务，他说：“历史学家如果在写历史人物时试图写出他的完整性以及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的复杂性，那是不对的；同样，艺术家如果总是表现人物的历史作用，那么他就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着白马，手里拿着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并不总是举着火把去烧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并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站着，一只手按在法典上……”他认为艺术家应竭尽全力理解和表现的，“不是著名活动家，而是一般的人”。因此，对艺术家托尔斯泰来说，似乎不存在历史人物与一般人、普通人的划分问题，如同赫拉普钦科所说的那样，他把历史人物放在与虚构人物“平等”的地位，一视同仁地表现他们。[17]在小说中，作者无论是在描写历史人物还是在描写虚构人物时，都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人看待，既写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也写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思想行为。这种把历史人物“普通人化”，让他们与虚构人物“平等”相处和相互交往的安排，有助于把重大历史事件与一般社会生活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历史人物当中，首先要讲一下拿破仑。小说一开头就提到他，对他的描述和评论几乎贯穿全书。应该说，小说中对他的描写前后是有变化的。在小说开头关于他的争论中，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曾为他辩护。他首次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出场时，被写成一个受士兵热烈崇拜的英雄。有时作者的语气虽然带有明显的讽刺，但是仍肯定他有高人一头之处，例如在霍拉布伦，缪拉误认为巴格拉季翁的部队是库图佐夫的全军，向俄国人提出停火，拿破仑发现缪拉的判断是错误的，要求他撕毁停火协定，立即发起进攻。但是随着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临近，尤其是在法军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国土后，作者对他的批判愈来愈严厉，讽刺愈来愈辛辣。他把拿破仑写成一个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暴君，说此人“感兴趣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出现的想法……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愿望”；说他的理智和良心早已变得模糊起来，“直到生命的结束，他永远不会理解真善美，也不会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作者得出结论说：“他注定要身不由己地扮演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的可悲角色，可是他却要自己相信他的行为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利用权力广施恩惠！”作者除了在议论中猛烈抨击拿破仑外，还通过描写他在波罗金诺会战和此后其他战役中的表现，否定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此外还以一幕幕生活场景对他进行讽刺和揭露。例如拿破仑与被俘的拉夫鲁什卡谈话的场面、在波罗金诺会战前早晨梳洗着装的场面、看儿子画像的场面以及在俯首山上眺望莫斯科和等待大贵族代表团的场面等，把他的虚伪做作、假仁假义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作者在塑造拿破仑的形象时，表现出了对这个人物的蔑视和厌恶。

小说中库图佐夫的形象是与拿破仑明显对立的。作者指出，库图佐夫从来没有像拿破仑那样说过四千年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这样的话，“没有说过他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没有说过他想要做或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不装模作样，任何时候都使人觉得是一个最普通的和最平常的人，说的是一些最普通最平常的事”。小说突出写他的平凡和质朴，写他对下属的关心，强调他从来不从个人出发，不以个人的好恶来评判人和事，因此安德烈公爵经过观察，觉得“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具体事例写他的军事才能和洞察事态进程的能力，写他在一八〇五年如何设法拯救俄国军队，如何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就预见到俄奥联军必遭失败，如何断定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和丧失莫斯科并不等于丧失俄国，如何预见到法国军队必遭覆灭。作者强调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仅是由于他的智慧和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对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有深刻的了解。

作者在写库图佐夫时，一方面说他主张一切任其自然，把“耐心和时间”作为信条，表现了他的某种消极无为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又写他积极干预事态进程，写他坚强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他在波罗金诺会战正酣时怒斥错误估计形势、惊慌失措的沃尔佐根，下达第二天发起进攻的命令；他在菲利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敢于承担责任，决定放弃莫斯科；他在拿破仑派洛里斯东前来求和时坚决予以回绝，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把我看作任何和谈的发起人，我将受到诅咒。我国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此”。此外，他在法军败退期间，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甚至拂逆皇上的意志，主张“不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不越过俄国的边界”。总的来说，作者力图把库图佐夫描绘成一个“朴实、谦逊、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场的次数要比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少些。小说先写了他参加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及后来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会晤的情况，接着写他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维尔诺和德里萨营地的活动，然后又写他被“恭请”离开军队到莫斯科去“鼓舞民众斗志”，最后写他在俄军追击法国人时又到了维尔诺的军队里。一八一二年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没有参与。作者直截了当地说：“在人民战争期间，这个人物无所作为，因为不需要他。”小说中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虽拥有漂亮的外表，但是没有主见、爱好虚荣和软弱无能的人，喜欢扮演自由主义者和祖国救星的角色。作者通过智力有限、思想守旧，然而非常热情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那尚不谙世事的十五岁弟弟彼佳的感受来写对皇上的热烈崇拜之情，这种写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表达了当时一般人的感情，又对这位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巧妙的讽刺。

此外，小说还写了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作者用肯定和赞扬的笔调写巴格拉季翁、多赫图罗夫、科诺夫尼岑等人，而对多尔戈鲁科夫、阿拉克切耶夫、本尼格森、叶尔莫洛夫、拉斯托普钦等人则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有人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提出批评。其实这在艺术作品里是常见现象。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必然会受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影响。例如小说中否定了拿破仑的历史作用，表现了库图佐夫的某种消极无为，就是出于这一原因。但是艺术真实非即历史真实，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本身是有所区别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只要有实际生活的依据，生动逼真而富有感染力，具有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就应该肯定。

在虚构人物当中，属于贵族阶级者居多。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许多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例如，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作者的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原型则是作者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老罗斯托夫伯爵的性格与作者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有相似之处，而老伯爵夫人的原型则是他的祖母。在尼古拉·罗斯托夫身上有作者的父亲的特点，而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则主要是根据作者的小姨子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塑造的。杰尼索夫的原型是著名诗人和游击队员达维多夫，阿赫罗西莫娃的原型则为奥夫罗西莫娃。此外，就连多洛霍夫、布里安娜小姐等人物也都各有其原型。在重要人物当中似乎只有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没有比较明显的原型，据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毛姆推测，托尔斯泰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写了进去，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矛盾，便利用自己这一个模特儿创造了两个相反的人物。[18]这种推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里曾这样说：“如果虚构名字与真人名字的相似之处使某些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要描写某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我将感到非常遗憾；这尤其是因为那种描写现在或过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学活动与我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接着他又说：“玛·德·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给他们取的名字接近于当时上流社会的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可爱的真实人物。这样做是不由自主的、轻率的，是我的错误，这错误是这两个人物特殊的代表性造成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错误只限于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同意，这两个人物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其余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我在写他们时甚至没有传说中或现实中的原型。”

这里托尔斯泰否认他在《战争与和平》里除历史人物外所写的人物都是真人，他这样说无疑是对的，这些都是虚构人物，是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可是他不知何故除了承认杰尼索夫和阿赫罗西莫娃这两个人物有原型外，否认其他人物有原型，这就不符合事实了。根据他的家族传说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他笔下的某些人物无论就生活经历还是性格特点来说，与他的一些前辈和亲友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自己也曾说过某个人物是照某某人写的这样的话。例如，他在谈到娜塔莎形象的塑造时曾说过：“我取了塔尼娅（即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引者），把她捣碎与索尼娅（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引者）搅和在一起，写出了娜塔莎。”[19]不过就性格特点来说，娜塔莎更接近于前者。根据莫申的回忆，托尔斯泰在许多年后说过：“我经常照着真人写。以前就连草稿上人物的姓名也是真的，为的是把那个我照着写的人记得更加清楚……我认为如果直接照某一个人写，结果将会很不典型，会得出某种个别的、特殊的和毫无意思的东西。而需要从某个人那里取其主要的性格特点，用观察到的另外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加以补充。这样就会是典型的。为了创造一个特定的典型，需要观察许许多多同类的人。”[20]这里托尔斯泰把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说得比较全面，承认有原型，同时指出必须用另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加以补充。同时应当指出，《战争与和平》里相当多的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原型，例如瓦西里·库拉金公爵一家人就是如此，这些人物形象大概是作者博采他在上流社会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的特点，并加以提炼和综合而塑造出来的。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托尔斯泰塑造的许多贵族的形象，一个个色彩鲜明，个性突出。其中的多数人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鲍尔康斯基公爵、罗斯托夫伯爵、别祖霍夫伯爵、库拉金公爵等四大家族。老鲍尔康斯基公爵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臣，性情固执，甚至有些乖僻，独断专行，是一位严厉的老爷。但是他热爱故乡的土地，有一颗爱国之心。老罗斯托夫伯爵的性格则有所不同。他心肠很软，善良而又轻信，慷慨大方，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他因管理不善和挥霍无度而使家业衰败，常常为此而自责。瓦西里·库拉金又是另一种人。这是一个佩戴着几枚星章的大官，为人虚伪，假仁假义，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反复无常，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贪婪自私，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例如为获取老别祖霍夫伯爵的遗产参与窃取遗嘱的勾当，后又使用手腕迫使皮埃尔娶自己的女儿。老别祖霍夫伯爵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小说里只写他的死，对他的性格未作充分的揭示。

在年轻一代的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和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这两个人就外表、经历、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看法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安德烈公爵身材不高，面貌英俊，表情严肃冷淡，有头脑，博学多识，有精神需求，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有些相似。他有功名心，曾一心想建功立业。幻想破灭后一度陷入失望和厌世。后来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一八一二年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在波罗金诺会战中受重伤，不久死去。皮埃尔是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巴黎受的教育，他高大肥胖，经常带着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他为人正直、善良，喜欢思考，可是意志薄弱，缺乏办事能力。他不满足于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可是又经不起它的诱惑。他不断地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曾在慈善事业中，在共济会中，在上流社会的消遣中，在酒杯中，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和爱情中，寻求安宁与内心的和谐，结果都是失望。卫国战争中，他亲临波罗金诺战场，与普通士兵有了接触，产生了做一个士兵的愿望。在敌人占领后的莫斯科为卫护一个亚美尼亚女人而被捕后，历经磨难，最后被游击队救出。在《尾声》里皮埃尔和娜塔莎结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他看到社会政治情况很糟，觉得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阻止局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参加早期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尽管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愿遵循现行的生活准则，有精神和道德上的追求，都有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根据小说《尾声》中所写，皮埃尔可能成为十二月党人，安德烈公爵如果不死，也可能像他一样。这可由这样的一段话来证明。安德烈公爵的儿子尼科连卡问皮埃尔：“要是爸爸在世，他会同意您的看法吗？”皮埃尔回答说：“我想他会同意的。”而尼科连卡表示一定要做出连他的父亲也满意的事，这说明他将继承父志，也许五年后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十二月党人。根据鲁萨诺夫的回忆，他曾问托尔斯泰，尼科连卡是否会在十二月党人时代出现，托尔斯泰表示肯定。[21]

在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希望脱离上流社会的环境和改变自己生活时，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和贝格却一心一意地想挤到那个社会中去。鲍里斯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生活目的就是安排好自己，争取好的前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去接近和迎合那些地位比他高而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人。为了得到陪嫁，向他并不爱的朱丽求婚。著名批评家皮萨列夫把他称为“上流社会的莫尔恰林”。[22]利夫兰的无名小贵族之子贝格具有德国人的精明，服役时斤斤计较职位的高低和饷银的多少。他追求的目标是“一切完全和别人那里一样”，他说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关于他家举行晚会的描写令人发噱，而他在莫斯科即将沦陷的兵荒马乱之际买便宜货，请求伯爵派人替他运送的做法使人厌恶。这里要顺便提一下瓦西里·库拉金公爵的两个宝贝儿子：冥顽不灵、几乎达到白痴程度的伊波利特和卑劣胆小、腐化堕落的阿纳托利，他们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

尼古拉·罗斯托夫与上述两类人都不一样。一方面，他正直侠义，珍惜名誉，热情而爱冲动；另一方面他思想简单，目光短浅，不善于思考，“凡是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事，他怎么也不会同意”。像他这样的人最后只能成为旧的生活秩序和旧传统的维护者。在小说的《尾声》里他在听皮埃尔讲秘密组织的活动时激动地说：“如果你成立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这政府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天职是服从这个政府。如果现在阿拉克切耶夫要我率领一个骑兵连弹压你们——我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即去执行命令。”他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为了让儿女们不去要饭，整顿好了家业，博得了“好东家”的名声。可见，他走的是一般贵族的老路。在整个贵族阶级正在走向腐朽没落时，这种重振家业的描写也许只是作者的一种希望而已。

小说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一端是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另一端是埃莱娜·库拉金娜。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娜塔莎天真烂漫，自然率直，感情外露，容易冲动。父亲说她是“急性子”，阿赫罗西莫娃称她“哥萨克”，而杰尼索夫又叫她“女魔法师”。在爱情生活中出现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她这种性格的表现。如上所说，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平民百姓相通的，有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在小说的《尾声》中娜塔莎变成了一个只顾生儿育女和照顾丈夫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有的论者认为作者这样写反映了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怀疑态度，违背了女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其实娜塔莎的这种变化并不奇怪，这是符合她的性格和有生活依据的。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皮埃尔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么娜塔莎有可能像历史上的某些十二月党人的家属一样，抛弃优渥的物质条件，跟随丈夫去西伯利亚。

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娜塔莎相反，性格内向，思想感情隐而不露，有时只能从她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里窥见她内心的秘密。她信仰上帝，对一般穷人有特殊的仁爱之情。她默默地忍受着家庭生活环境的折磨，表现出了很强的责任感，以及体谅别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有丰富的内心生活，有得到爱情和享受生活乐趣的热切愿望，但是常常克制着自己。她在碰到罗斯托夫后，才逐步把自己的丰富精神世界在他面前展现出来，使得观察能力不强的罗斯托夫，也对她特殊的、精神的美感到惊讶。

埃莱娜徒有漂亮的外貌，但是空虚，愚蠢，放荡。皮埃尔曾对她说：“只要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道德败坏和罪恶的行为。”这句话非常能概括埃莱娜的为人。在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埃莱娜之间，还有像小公爵夫人、薇拉·罗斯托娃、朱丽·卡拉金娜这样一些人。她们既无高尚的志趣，也无深刻的思想，更无精神上的追求，习惯于上流社会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

上面提到过，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下层人物的形象。首先这里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生动地塑造了两个下级军官的形象，一个是季莫欣，另一个是图申。他们两人都貌不惊人，外表似乎不招人喜欢，在上司面前羞怯腼腆，可是作战勇敢，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次，小说塑造了一些农民的形象，例如罗斯托夫伯爵家那个并不唯命是从而且感到自己比老爷们强的驯犬师达尼洛、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仆人吉洪、杰尼索夫的仆人拉夫鲁什卡、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等，其中吉洪·谢尔巴特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和勇敢。小说还写了一个名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农民，他的特点是逆来顺受，宽恕一切，相信事物发展的进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个人物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某些特点，与吉洪·谢尔巴特形成了鲜明对照。从卡拉塔耶夫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后来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小说中行动积极的农民形象占多数。在《战争与和平》最初的构思中并没有卡拉塔耶夫这个人物，后来作者把他加进去并在他身上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让他给正处于紧张的精神探索中的皮埃尔以启示，想必是有深刻用意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表明作者的世界观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预示着他后来将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由几百个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构成的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历史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和虚构人物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这些人物贯穿于整个叙事的始终，承担着作品的思想重荷，支撑着各条情节线索。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其他人物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家以他们为主角创作了一幕幕悲剧、喜剧和悲喜剧，以他们的活动编织成了一个个生动逼真的历史画面。

四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真实性。为了真实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历史人物，传达出那个特定时代的“气味和声音”，托尔斯泰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动手和发动亲戚朋友收集材料，查阅档案，与相关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交谈，进行实地考察。他曾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一文里说过：“在我的小说里，在历史人物说话和行动的地方，我都没有进行虚构，而利用了各种材料，我在写作时积累了一大批书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书的书名，但是我随时可以援引这些书里的话。”这段话绝非虚夸。在他的藏书中，有关的书刊就有七十四种，此外还有一些书刊他使用过而没有保存下来。在这些书刊中，有一类是史书，其中包括军事史家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描述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二年的历次战争和一八一四年远征法国的史书、波格丹诺维奇的《根据可靠史料奉旨撰写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史》、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以及达维多夫、叶尔莫洛夫、格林卡、希什科夫、日哈列夫、梅斯特尔、拉普、拉斯卡斯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等。托尔斯泰对官方文献和钦定史书抱怀疑态度，认为其中有“不可避免的谎言”，因此非常看重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笔记与回忆录。

托尔斯泰根据所掌握的史料，把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写进了小说。他强调艺术家对历史事实的处理方法应与历史学家有所区别。他曾在一八五三年的日记中说过：“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从人的角度进行解释，避免历史的陈词滥调。”[23]也就是说，艺术家应从表现人的动机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审美的掌握，然后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把这些事实表现出来。他笔下的各种历史事件一方面有史料作为依据，叙事上具有编年史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他又在深切感受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因此描绘出来的画面既真实可信，又鲜明生动，同时揭示出了事件的某些本质。例如，小说在写奥斯特利茨战役和波罗金诺会战时，主要事实、战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双方军队的数量、参战部队的番号、指挥官的姓名、作战部署和总司令的命令等等，均取自史书和其他材料的记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作者经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特看法和评价，并根据这种看法和评价运用艺术手段进行了描述。这就从历史的真实提高到了艺术的真实。我们可以从两次战役的艺术描写中体察到它们之间的某种本质上的区别。对其他重大事件（例如俄法两国皇帝的蒂尔西特会晤、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斯摩棱斯克的失守、莫斯科的大火、游击战争等）的描写也都参照了各种史料，或者有各种史料作为佐证，因而也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这又是作者所创造的艺术真实的体现。

托尔斯泰不仅重视广阔的历史画面的真实性，而且重视细节的真实性。有时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不大的场景，甚至人物的某个行为或某一句话都有史料记载的事实作为依据。例如，亚历山大一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对库图佐夫拒绝发起进攻的责问、库图佐夫的回答以及这次战役后拿破仑与俘虏的谈话，依据的是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书中的记载；莫斯科贵族在英国俱乐部设宴欢迎巴格拉季翁的场面有日哈列夫的笔记作为依据；上面提到过的拿破仑与拉夫鲁什卡的谈话是按照梯也尔书中的记载改写的；拿破仑在波罗金诺会战前梳洗着装和看儿子画像的场面分别取自拉斯卡斯的《圣赫勒拿回忆录》和博塞的回忆录。又如，托尔斯泰在写到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餐时，有一个他向群众扔饼干的细节。这一情节曾遭到维亚泽姆斯基的指责，被说成是对皇上的诽谤。托尔斯泰在给巴尔捷涅夫的信中为自己辩护，指出这个细节并不是他的虚构，而取自格林卡献给皇上的书。[24]大概托尔斯泰记忆有误，这个细节不取自格林卡的《一八一二年的笔记》一书，而取自梁赞采夫的《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的情况的目击者的回忆》。不过在梁赞采夫的书中亚历山大一世向人群扔的是水果，托尔斯泰改为扔饼干。类似的根据实际材料进行细节描写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总之，托尔斯泰在写一八一二年战争时，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这段历史，反对任意编造，力求达到所写事实的准确性，同时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实进行艺术阐释，第一次通过艺术形象和艺术画面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这样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这是托尔斯泰的一大发现，也是他的一个功绩。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在描绘广阔的历史画面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同时，十分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翻开这部小说，随处可以看到大量的心理描写。作者展示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动的同时，着重写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在生活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在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和紧要关头，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他的心理描写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事态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早期作品中就显示出心理分析的才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他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时曾经指出他的心理分析的特点，说他“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25]也就是说，托尔斯泰特别注意揭示不同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的不同表现，善于描述从一种心理状态到另一种心理状态的过渡，说明心理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技巧更加圆熟并已最后定型。他运用这种方法，成功地画出了某些正面人物在精神探索过程中思想感情变化的曲线。例如书中对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后的心理变化，对他随后出现的消极情绪和后来精神的复苏，对他在爱情出现波折时的痛苦心情以及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精神状态，最后对他在受伤后直到临死前的各种思绪，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其中关于他受伤后躺在战场上仰望无限高远的天空觉得万事皆空的心情的描写，以及关于他在从奥特拉德诺耶回程途中看到老橡树发新芽而产生的喜悦和万象更新的春天感觉的描写，被公认为心理描写的出色篇章。小说也非常详尽地写了皮埃尔在经历各种艰难困苦、体验过死亡恐惧之后的心理变化。

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腻。他用十多页的篇幅写尼古拉·罗斯托夫在与多洛霍夫玩牌的过程中和输钱后的心理变化，把他内心的每一个细微的活动都展示在读者面前。

托尔斯泰在揭示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很少从一旁进行介绍，更多地让人物进行自我表白，也就是说，经常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与此同时，他还调动其他艺术手段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它通过人物面部表情、言谈举止、生活细节来暗示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有时主人公的脸色和眼神，他们的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常常是无言的心理描写。例如瓦西里公爵在和卡蒂什公爵小姐谈论如何销毁老别祖霍夫伯爵的遗嘱时，一脸不愉快，腮帮子神经质地抽动着，把身边的小桌子生气地推来推去，所有这些表现反映出了他这时焦灼不安的心情。

上面说过，托尔斯泰常常把心理描写与对外部世界变化的描写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他所揭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外部原因就显得比较清楚；同时他在进行心理描写时充分考虑人物的性格特点，所写的心理变化过程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他的心理描写总的说来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已初露锋芒。他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愤怒的批判和谴责。上面已经说过，他对拿破仑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在国内，托尔斯泰首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层贵族、沙皇的近臣们和某些高级将领。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还没有同整个贵族阶级决裂，对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例如小说中所写的鲍尔康斯基家族、罗斯托夫家族以及阿赫罗西莫娃等）还抱有希望，在写他们时用的是同情的笔触。他所批判的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京城贵族，几乎把他们的圈子写成罪恶的渊薮。小说中除了揭露他们虚伪自私的本性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外，还批判了他们在一八一二年前后的特定条件下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他们之中某些人假装出来的爱国热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托尔斯泰对沙皇的近臣们和上层官僚（尤其是其中的外籍人）在国难当头时明争暗斗和争权夺利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小说特别写了德里萨营地亚历山大一世周围各种人物之间的斗争，他们分为八九派，其中的第八派人数最多，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九，这一派人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只希望一点，即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欢乐。这些人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衔的过程中，只关注皇上好恶的风向标，发现风向标指向哪里，就往哪里吹风，把整个局面搅得极其混乱。作者轻蔑地称他们为“雄蜂”。

小说中的揭露和批判有时也触及正面人物。作者不把这些人物理想化，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弱点，或者让他们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嘲笑。例如小说中用讥讽的语气写安德烈公爵追求个人功名，幻想自己的“土伦”；在写皮埃尔宽厚善良的同时，批评他的轻信、意志薄弱和缺少实际办事能力。作者对心爱的女主人公娜塔莎也不讲情面，不加“保护”，写了她生活道路上的失误和爱情中的波折。但是这种揭露和责备是善意的，是与对上层贵族的批判不同的。总的说来，《战争与和平》中揭露和批判的主题尚未占主要地位，但是已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托尔斯泰后来世界观发生转折后，对现行制度的全面否定和对恶的“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彻底揭露，显然是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战争与和平》的叙事手法很有特点。叙述者不仅叙述事件和介绍人物，而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对所叙述的人和事做出评价，他一身兼有叙述者、阐释者和评判者的功能。他夹叙夹议，在叙事的同时进行褒扬贬斥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既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同时又表现出思想家的深沉和政论家的激情。叙述的语调有时平静，有时激动，或充满同情和赞许，或带有愤怒和尖刻的讽刺，一切都以叙述者的评价为转移。

作者在小说中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所谓的“通过人物的感受的中介”的叙事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使得他有可能通过不同人的视角描写客观世界，说明不同人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的主观认识，从而增强对客观世界的描写的多面性和准确性。在进行这样的描写时，作者往往“借重”他的主要主人公。例如，作者在克雷姆斯战役后安排安德烈公爵到奥地利宫廷送捷报，通过他的视角描写了当时奥地利宫廷的情况；在申格拉本战役前他与值班军官巡视阵地，通过他的视角描写了俄法两军对垒的情况；小说中斯佩兰斯基、阿拉克切耶夫、马格尼茨基等政界人士是通过他的感受描写的；德里萨营地各派的明争暗斗也是通过他的感受揭示的。由于安德烈公爵目光敏锐，常常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描写都比较深刻。

托尔斯泰在运用这种叙述方法时，除了叙事外，常用来完成别的艺术任务。上面提到过通过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的弟弟彼佳的感受来写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崇拜，实际上这种写法包含着对皇上的讽刺。在召开菲利军事会议的木屋里专门安排六岁的玛拉莎留在火炕上，通过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视角来写库图佐夫与本尼格森的争论，写她心里“赞成爷爷（库图佐夫）”，这一小小的细节在说明库图佐夫受到人民拥护上胜过长篇大论。小说作者安排皮埃尔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去波罗金诺战场并通过他的感受来写这次战役，这样使得战况的描写更直接，写出了一般军人不易觉察和不注意的某些方面。同时把通过他的感受的描写与通过两军统帅库图佐夫和拿破仑的视角的描写放在一起，使得这次会战的描写更加全面和更加具体。

总之，《战争与和平》结构宏伟，把十九世纪初十余年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众多人物的活动组织成一个整体，浑然天成。叙事有条不紊，各条情节线索相互照应，一些事件与另一些事件的衔接极为自然，无斧凿痕迹，有时甚至使人觉察不到多条线索的存在。在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上面说过，在《战争与和平》里有许多议论。其中包含着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争论等。当年批评家和读者曾对议论过多颇有微词。确实，议论所占比重是比较大的，它们有时似乎与叙事本身结合得不够紧密，而且某些议论前后重复，使人读起来不免觉得比较累赘。这些直露的议论无助于加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同时，作者的世界观的矛盾以及他的一些片面的看法常常更多地表现在他的议论里，这是因为虽然小说的叙事也受到影响，但是作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避免和克服艺术表现上的偏颇。上面提到过，托尔斯泰在一八七三年出版小说第三版时，做过删减这些议论的尝试。如果这个工作做得比较适当，在去掉多余的议论的同时能保持叙事的连贯性，那么就能使小说避免上述缺点，变得更加精炼。可惜我们未能看到这个版本，无法对他的改变做出判断和评价。

《战争与和平》自从问世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当年激进的批评家（例如米纳耶夫、别尔维、舍尔古诺夫等）曾对它提出过批评，保守的批评家（例如维亚泽姆斯基、诺罗夫等）也对它进行过指责。但是多数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对它进行了赞扬。屠格涅夫称《战争与和平》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说从中可以“更加直接、准确地了解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生活，这胜过读几百部有关民族学和历史的著作”。[26]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里称《战争与和平》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27]托尔斯泰的这部史诗性小说受到许多外国著名作家的推崇。例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他还说：“《战争与和平》的光荣在于复活了一整个历史时代，再现了民族的迁徙和各国的战争。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各国人民……”[28]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连续发表了七篇评论文章，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根据高尔基的回忆，列宁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曾说过，在托尔斯泰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称托尔斯泰为伟大人物，是欧洲无人能同他并列的艺术家。[29]

一八七八年，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英国学者威廉·罗尔斯顿打算写一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文章，写信给托尔斯泰，希望他提供一些传记材料。托尔斯泰没有提供材料，在回信里说：“我对自己是这样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疑，不相信我的生平会使俄国读者，甚至欧洲读者感兴趣。”他还补充说：“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一百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或者过一百天这些作品就会被忘掉，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30]

自从《战争与和平》问世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完全可以告慰它的作者，这部作品不仅没有被忘记，而且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喜爱。可以相信，它像世界文学中其他不朽的名著一样，将会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