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家族与中国

唐朝贞观十二年（638），当历时六年的《氏族志》修成，被进呈到唐太宗李世民面前时，李世民勃然大怒。

原来，出身陇西李氏的唐太宗指示修撰《氏族志》，本意是要抬高皇族的尊崇地位，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重新进行洗牌定位，没想到负责修撰工作的大臣高士廉等人，竟然还是将传统的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的崔、卢、王、郑等大族列为第一等，品级甚至高过皇族陇西李氏。

对此，李世民不无恼火地说：“朕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在李世民的怒批下，高士廉等大臣连忙重新修订《氏族志》，并按照李世民的精神指示，将皇族列为一等，外戚次之，崔、卢、王、郑等传统顶级门阀士族，则被降为第三等。

不仅如此，新编的《氏族志》还规定，日后世家排名，要以姓氏族人所在的官位品级来确定家族的等级，唐太宗甚至下诏，不准崔、卢、王、郑等世家大族互相通婚。

尽管如此，在唐代，世家大族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满朝文武权贵，私底下还是倾心于与传统的世家大族联姻通婚。

到了唐文宗时，唐文宗向出身荥阳郑氏的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将孙女嫁给当时的皇太子李永，但郑覃却委婉拒绝，宁可将孙女嫁给当时仅仅为九品官员却出身山东士族的小吏崔皋。

为此，唐文宗无奈叹息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难道还比不上崔、卢这些世家吗？”

以上，唐太宗的暴怒和唐文宗的哀叹，都揭露了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的存在，那就是：家族。

在当时的崔、卢、王、郑等自诩出身“清流”的名门世家看来，陇西李氏尽管当时贵为皇族，但祖上却是出身胡人或是胡化的汉人，因此在文化传统和门阀品级上，他们从内心里仍然高傲矜持，甚至宁可将自己的儿女嫁给出身士族的九品芝麻官，也不愿与皇族攀亲，这在今天看来貌似迂腐和不可思议，但却是唐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因为在古代中国，在皇权之外，活跃着一些更为久远和深厚的社会元素，那就是：家族的力量。

阅读中国历史，“家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概念，实际上，影响中国历史变量的，除了政治、经济，在社会变量中，“家族”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构成和元素。

如果从《氏族志》的故事引申开来，纵观历史可知，中国的家族，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从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实行宗法制度，那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也是“天下宗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开始瓦解，个体的家庭与小家族才开始从宗族中独立出来。

家族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家族的典型形式是门阀士族。原先在春秋晚期瓦解分离出来的小家庭、小家族，此时逐渐被以门阀士族为代表的大家族所代替。历经汉末和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小家族需要团结起来，以更大的形式抵御外力变迁，那时，“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所谓世家大族，也与当时社会久经动荡和讲究门阀背景息息相关，尽管在南北朝结束之后，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被削弱，但他们在隋唐两代的历史和社会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前文提到的《氏族志》和宰相郑覃拒绝唐文宗联姻的故事，便可以说明当时世家大族的影响力之深刻。

传统家族的第三次演化，是从宋代开始，延续至元明清时期。在此之前，从唐代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对寒门庶族的提拔，以及皇权的有意压制与打击，以及唐朝末期的战乱和农民战争等因素的交替打击，使得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能与皇族共舞的世家大族逐渐瓦解消亡，进入宋代后，由于两宋倡导文治和实行大规模科举取士，科举制的公平选拔，使得大批出身平民阶层的子弟得以实现阶层流动，并进入国家上层。

于是，从宋代开始，在传统世家大族瓦解的基础上，主要以血缘、地域、科举功名等进行联结提升的大众化、世俗化的家族开始崛起，并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结构。此后千年，中国的乡村结构尽管历经时代动荡和冲击，却始终保持稳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底层根基。

因为，只要有了家族，这个民族的基层血脉就始终存在，不管上层如何变化，都可以依靠基层的家族，重新组合建构起一个新的稳定社会。

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开启近代化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部分沿海地区率先城市化，这对依靠传统农业和农村组织起来的家族，形成了新的冲击。晚清民国崛起的新式家族，例如曾国藩家族、贝聿铭家族、义宁陈氏等，都是在中西交融的时代大背景下，将中华民族的传统品德，与最新的国际义理、慈善公益等融而为一，从而培养出了品学传家、报效家国的优秀子弟，这一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家族演化，堪称西周以来三千年中国家族的第四次大演变。

从宏大历史回到个体本身，在笔者的故乡广东潮汕地区，修缮族谱、慎终追远，是乡村社会的重要传统，笔者的祖先在西晋永嘉之乱开始后，从中原河南一路辗转南下，后来迁徙定居福建莆田，一直到南宋末年，笔者祖先又从福建迁徙到广东潮汕，沿着河南—江苏—福建—广东，一路迁徙走来，历经1600多年。

每每看到家族的族谱，笔者心中都会生出无限感慨。从西晋迄今的1600多年中，历经朝代更迭、风云变幻，先祖们代代传承，忠实记录着一个北方家族的迁徙脉络。如今，笔者父亲还在老家房子的门楼背后，特地用一块石碑镌刻上四个大字：荥阳世家。

我的家族来自一个我至今尚未去过的遥远的地方：河南荥阳。我知道，这是先祖们为了让我知道家族的源流和脉络。因为无论经历多少代人、多少时间，我们始终都要追思一个问题：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迁剧烈，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近二百年来的中国，逐步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现代化演进，传统以农业为基础的家族结构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解构。根据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达14.1178亿人，这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亿人，占比63.89%；而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亿人，占比36.11%。

中国的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按照欧美国家的经验，进入到成熟阶段，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甚至有可能达到总人口的80%以上。但是，在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过程中，我们时常感觉到个体的孤独与无依。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城市里，我们离开了传统熟悉的乡村和家族，从一个熟人社会进入到一个陌生人社会。这种切换，会让我们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感。

在笔者的故乡广东潮汕地区，人们会将家族中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第一代人称为一世祖。在今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正在离开传统的乡村和家族，迁徙成为某个城市的一世祖。作为开枝散叶的第一代人，我们其实需要为子孙后代回答好一个问题，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灵魂和脉络之问。

城市化是全世界都在经历的进程，这个进程不可逆转。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作为承前启后的中国人，究竟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准备好什么？回答好什么？

这就是我们写作《传承：百年家族背后的中国史》的原因。实际上，帮助自己和后代子孙回顾家族来源与血脉传承，也是在帮助我们这个民族回答历史的溯源问题。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文明不曾断裂的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以家族为单位，世世代代传承，即便在历代的动荡冲击中，仍保留着文明的薪火，故始终屹立不倒、涅槃重生。

所以，在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家族源流，并去吸收历史上的那些顶级家族的传世智慧，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世，学习他们的持家之道。那些仁义礼智信的朴实道理，浸润在许多顶级家族的家教之中。我们回顾过往和学习先贤家族，也是为了助力我们自己的家族，助力整个民族不断开拓创新、继往开来。

国家、市场和社会，是西方社会运转的三个重要概念，但在中国，我认为还要加上一个要素，那就是：家族。

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我们从农业化走向工业化，我们从中国走向全球化。在这个浩瀚的历史进程中，我想我们对自己的家族、族群和民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我们的子孙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重构组织、审视自我，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让家族的薪火和传世智慧，永生永世地流传下去。

甚至夸张一点说，未来，假如我们走出地球，走向浩瀚的宇宙，我们仍将追溯自己的来源。作为浩瀚宇宙中的微渺个体，我们仍需要继续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作为给子孙后代和未来的一个回答，家族，是必不可少的答案之一。

我们秉承着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敬畏，在虔诚恭敬中写下这本小书，作为我们流传给后世的回答。希望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莫忘了，自己的家族和出处。

艾公子 郑焕坚

2021年初夏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