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耳穴诊治法的历史与机制

第一节 耳穴诊治法的历史和作用机制

一、耳穴诊治法的历史溯源

耳穴诊治法起源于中国，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记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如今，运用耳穴诊断、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保健抗衰等方面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近代更是得到医学界的广泛推广与应用。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医学家就积累了不少关于疾病与耳郭的整体相联系的经验和知识。我国第一部经典医学名著《黄帝内经》和历代著名医学专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如《灵枢•口问篇》中说：“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说明耳郭在全身中的重要地位。

1973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发现了有关耳郭上的部位有与人体上肢、眼、咽喉相联系的“耳脉”的记载。在《黄帝内经》和一些著名医学专著中，详细地概述了耳和经络的关系、耳与脏腑的关系，以及借耳诊治疾病的理论和具体方法等。这说明在我国古代就已对耳穴诊治法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并已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在《黄帝内经》中不仅将“耳脉”发展成了手少阳三焦经，而且对耳与经脉、经别、经筋的关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耳朵与十二经脉的关系十分密切，十二经脉直接或间接地与耳朵发生联系。从经脉循行的规律来看，六条阳经或直入耳中，或分布于耳周；六条阴经则通过络脉与耳相联，或通过经别与阳经相合后上达于耳。《黄帝内经》中有多处关于耳朵的记述，如《素问·缪刺论》中记载：“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记载：“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以上均说明我国古代在研究耳穴与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及运用耳穴诊断、治疗疾病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后世历代医书进一步论述了耳与经脉的联系，并不断充实和发展，至今理论和应用体系已非常成熟。

宋代杨仕瀛在《医学真经》中说：“十二经脉，上终于耳，其阴阳诸经，适有交并。”

明代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阐述了阴阳二跷脉分别统率左右侧之阴阳经脉，并循行“人耳后”。

明代张介宾在《类经》中云：“手足三阴三阳之脉皆入耳中。”并对耳部经络进行总结：“耳者，肾之官也。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肾主耳，在窍为耳。足太阳支者，至耳上角。足阳明循颊车上耳前，足少阳下耳后。支入耳中，出耳前。手太阳入耳中，手少阳系耳后，出耳上角。支入耳中，出耳前。俱经络二。手阳明之别者，入耳合于宗脉。“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矣。”

清代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记载：“阳跷者，足太阳之别脉。下耳后，入风池而终。”

二、耳穴诊治法近代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医学的交流逐渐增多。法国医学博士诺吉尔（Nogier）于1956年在马赛召开的针灸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有关耳针研究的一篇论文，他提出外耳并非单纯一处弯曲的软骨，外耳与内脏器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脏有病变时，在耳郭上有相应的反射点出现；并提出了分布大致如一个倒置胎儿的“耳穴图”，该图共42穴。1958年12月，叶肖麟在《上海中医药杂志》上发表了诺吉尔博士的重大发现，“耳穴图”逐渐被国人所了解。这一理论传入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激发了医学界对耳针领域的研究热潮，我国的耳穴研究在深度和应用广度上得到了迅速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耳穴诊治法在我国得到了广泛普及。随着对耳穴认识的不断深化，耳穴数目逐渐增多，耳穴名称最多时有近300个。大量的耳穴名称涌现但缺乏统一的标准，造成了一穴多名、一名多穴及名穴不符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我国耳穴工作者通过探讨耳穴的实际内涵和命名方法，删繁就简，使之逐渐规范化，耳穴数量有所减少。

1975年美国有学者的报告指出：耳垂部位的斜形皱纹与冠心病有一定的关系，提出“冠心沟”的概念。1976年又有学者发表同样的报告。

20世纪80～90年代，耳穴研究与应用得到稳步发展，相关的理论研究更加被人们所重视。1984年11月，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了“首届全国耳针头针学术会议”。我国学者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制定了耳穴国际标准方案图。1987年6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召开了“耳穴全国标准化方案论证会暨全国耳穴研究组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委托我国耳穴工作者拟定的“耳穴国际标准化方案”，并成立了中国针灸学会腧穴研究会耳穴研究组。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我国耳穴研究工作，使之走向世界。从1982年开始，历时10年完成了《耳穴国际标准化方案》（草案）和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部位》，并获得通过和推行。一些耳穴专家学者、前辈先后出版了许多耳穴著作，如陈巩荪等编著的《耳针研究》、王忠等编著的《耳针》、王照浩等编著的《实用耳针》、李志明主编的《耳穴诊治法》、古励和周立群编著的《实用耳穴诊治学手册》、吴锡强编著的《耳压疗法》、宋一同等编著的《头针与耳针》、耳穴诊断学编委会编著的《耳穴诊断学》、黄丽春编著的《耳穴诊断治疗学》、刘士佩编著的《耳郭诊治与养生》、王正编著的《耳穴辨治纲要》、薛定明编著的《中国耳穴刺血疗法》等，对于耳穴医学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代耳穴研究证实了耳与经络的相关性。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的张颖清教授发现并提出了生物体结构的全息胚胎学说，创立了“全息生物学”。全息胚胎学说揭示了生物体不同层次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统一性。人体全息指身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全身的缩影，每一个阳性反应点（也叫疼痛点、敏感点）都对应相应器官的疾病信息。耳穴与脏腑间的联系亦有相关研究。

耳穴诊治新技术、新仪器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耳穴诊断和检查方法主要包括耳穴诊视法、耳穴触诊法、耳穴电测定法等。在耳穴的诊断方法中，除广泛应用传统的耳穴望诊法外，根据人体患病部位在相应的耳穴穴区内可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这一特点，采用耳穴压痛法、耳穴电测定法、耳穴触摸法、耳穴染色法、耳穴光谱分析法等多种诊治方法。耳穴研究人员通过多途径研究耳穴原理，探讨中医脏腑经络学说在耳穴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形成了应用中医与西医两套理论，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耳穴研究模式。

耳穴的刺激方法有很多，近代已经发展到几十种，包括耳穴压籽法（贴压法、压丸法）、耳穴放血（刺血）法、耳穴埋针（揿针）法、耳穴按摩法、耳穴割治法、耳穴注射法、耳穴火针法、耳穴指压法、耳穴贴敷法、耳穴毫针针刺法、耳穴电针法、耳穴全覆盖电子耳模治疗法、耳穴低频电刺激法（皮内针、金针、银针、梅花针、电热针、电火针、电极板）、耳穴磁片磁疗、耳穴磁珠磁疗、耳穴吹振、耳穴超声、耳穴激光、耳穴夹、耳穴贴膏、耳体电失衡治疗、油浸灯草灸、线香灸、苇管灸、耳灸器、点灸等。

资料显示，中国耳穴诊治法广泛应用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美容保健等学科的200多种疾病。对失眠、肥胖、便秘、高血压、儿童近视等疾病，可行中医辨证耳穴治疗，可应用耳针等特殊刺法、放血疗法，应用耳穴电夹、全覆盖电子耳模、耳穴管针、多功能耳穴火针等针具器材进行辅助治疗。

一些国外耳穴工作者也将我国的耳穴诊治理论应用于临床。如有学者将耳穴贴压疗法作为源于精神紧张的疾病（如头痛、眩晕、失眠、情绪不安等）患者的辅助治疗。结果表明，耳穴贴压疗法不仅可减轻患者的时间和费用负担，也可减少药物依赖患者的服药量，甚至有使患者脱离药物依赖的作用。还有的国家按照我国耳穴相关国家标准去治疗疼痛性疾病，表明耳穴诊治法的确有效。欧洲耳穴的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心身医学、疼痛性疾病、新生儿诊治、戒断症状等方面。美国耳穴临床研究机构进行了应用耳针治疗戒断症状、疼痛、焦虑、减肥、关节炎等研究，以及耳针镇痛机制的研究。有学者创立的战场耳针，已应用于美军战场急救处理伤员等。

我国于2008年7月通过了新版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定位》（GB/T 13734—2008），规定了93个穴位。新标准与其他国家同类标准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为耳穴治疗进一步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使耳穴基本定型，是耳穴诊治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与此同时，耳穴诊治法的内容不断丰富，从早期的以耳穴针刺为主，发展到有数十种耳郭刺激诊治形式。相关工作者还研究并推出了许多类型的耳穴诊断、治疗用品和器械。除经典体穴体系之外，耳穴诊治法是国内、国际推广范围最大的中医针灸方法。

回顾耳穴诊治学科的发展简史，观察其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的范围和效果，可以发现耳穴诊治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西医交融的学科，在未来也将会为人类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