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必要
1943年1月,盟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只接受轴心国“无条件投降”。推动做出这一决定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想给希特勒之后的德国政府留下任何辩解的机会,说当初投降系受骗上当,盟国没有兑现许诺。德国在军事上一败涂地,道义和国际合法性丧失殆尽。德国国内的治理机构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作为美军第84步兵师的一员,我亲睹了这一过程。当时第84步兵师正从鲁尔工业区附近的德国边境向邻近马格德堡的易北河推进,距离鏖战中的柏林仅100余英里[1]。第84步兵师越境进入德国后,我被调到一支负责安全的部队,对付希特勒下令开展的游击战。
6年前,我和家人为躲避种族迫害逃离了巴伐利亚小城菲尔特。对于有此经历的我而言,今天看到的德国与我幼年时居住过的德国差别之大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当年希特勒刚刚兼并了奥地利,马上就要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人趾高气扬,几乎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如今几乎家家户户窗外都挂起了白布单,以示当地百姓投降。几年前,德国人还憧憬称霸从英吉利海峡到伏尔加河的欧洲大陆,如今战战兢兢,困惑迷茫。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人——战时从东欧国家被强行拉到德国的劳工——成群结队在德国的城市街巷游荡,寻觅食物和栖身之地,希冀有机会返回故乡。
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段绝望时期。食品严重匮乏,很多人食不果腹,婴儿死亡率是西欧其他地区的两倍。[2]原有商品和服务流通系统崩溃,被黑市取而代之。邮政服务要么残缺不全,要么荡然无存。铁路交通时有时无。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汽油短缺,公路交通几乎中断。
1945年春,占领国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某种社会秩序,等待受过培训的军政府人员能够接替作战部队。七、八月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丘吉尔/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前后完成了这一转换。在这次峰会上,盟国把德国划分为4个占领区:包括巴伐利亚在内的德国南部一块为美占区;北部的莱茵兰和鲁尔河谷工业区为英占区;莱茵兰南部和阿尔萨斯一带为法占区;从易北河一直到奥德-尼斯河线一带为苏占区,奥德-尼斯河线成为波兰与德国的新边界。与战前相比,德国领土面积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西方国家3个占领区分别被置于各占领国一位高级官员管辖之下,头衔是高级专员。
德国社会治理体系素来高效,说一不二。如今这一体系荡然无存。占领国军队行使至县(Kreis)一级的最高权力,才得以维持社会秩序。将近18个月后,通信才恢复到勉强可用的水平。1945—1946年冬燃料奇缺,4年后将出任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不得不穿着厚外套入睡。[3]
被占领的德国背负双重包袱:刚刚翻过的一页历史外加德国扑朔迷离的历史。德国统一后的74年里政体三易,先后经历了一个君主国、一个共和国和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人记忆中的承平岁月还是德国统一之初奥托·冯·俾斯麦任宰相时期(1871—1890)。从俾斯麦时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帝国始终无法摆脱俾斯麦所谓的“噩梦”:德国的军事潜力和强横言辞导致他国结成针对它的敌对同盟。由于统一后的德国比任何一个周边国家都强大,人口也超过除俄罗斯外的其他邻国,德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潜在称霸能力演变为欧洲面临的永久性安全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陷入通货膨胀和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中,民生凋敝。魏玛共和国认为,战后缔结的《凡尔赛条约》中所含惩罚条款是对德国的欺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试图把它的极权体制强加给欧洲各国。简而言之,整个20世纪上半叶,统一后的德国要么过于强大,要么过于虚弱,无论过强还是过弱,对于欧洲和平都不是好事。1945年年末,德国在欧洲和世界沦落到自国家统一以来最软弱无力的地步。
恢复这一被压垮的社会的尊严和合法性的重担落到了康拉德·阿登纳肩上。阿登纳曾任科隆市市长达16年之久,之后被希特勒解职。鉴于阿登纳的经历,他是挑起这一重担的不二人选。阿登纳要扮演的角色既需要恭顺,以应对无条件投降带来的后果,又需要坚毅的性格,为自己国家重新赢得国际地位,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阿登纳出生于1876年,距离俾斯麦统一德国仅过去5年。阿登纳一生与家乡科隆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科隆市哥特式大教堂巍峨矗立在莱茵河畔。历史上科隆曾是一批重商城邦国组建的“汉萨同盟”的要冲。
阿登纳成年后,亲历了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江山的三次易主:咄咄逼人的德皇、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国、冒险成性的希特勒,最后走向自我毁灭,国家分崩离析。阿登纳努力在一个合法的战后秩序中为本国重新赢得一席之地。然而他面对的是全世界对德国的憎恶。在国内,德国人因革命、世界大战、种族灭绝、战败、分治、经济崩溃和道德丧失而迷惘失落。阿登纳选择了一条结合了恭顺和有胆有识的道路:承认德国犯下的罪行,接受战败和毫无反抗之力带来的惩罚,包括国家分治;同意拆除本国工业基地设施作为战争赔偿;通过自己的顺从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欧洲架构,使德国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可信赖的伙伴。阿登纳希望,德国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他深知,德国对那段非正常时期的记忆会永远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