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我出生在苏格兰，在那里以及英格兰接受了教育，然后在1983年搬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和其他许多移民一样，我认为美国能让我自己以及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普林斯顿大学看起来像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而我幼年和青年时期一直生活窘迫，所以对美国的高薪资所带来的安全感充满感激。当年，我曾深深地敬畏于美国学者和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国所蕴含的财富和机会（特别是对移民及其孩子而言）。时至今日，这种敬畏犹在我心。

但美国也有其黑暗的一面。美国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几乎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其中一些不平等不无裨益，因为机会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而有些人总是比其他人更能抓住这些机会。与欧洲相比，美国并不那么执着于帮助那些无法或未曾受益于这些机会的人。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在没有安全保障让人们分神的情况下，人们会全力以赴地抓住机会，此时机会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况且机会如此之多，人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安全保障。在美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缺乏安全保障都与种族紧密相连，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美国人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与其他富裕国家截然不同。即便如此，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如此之缺乏，以及与之相应的严酷政治现实，仍使我大为震惊。

更令我惊愕莫名的，是我的一位新同事（公开）宣称“政府是窃贼”。在我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家，我、我父母和我们的朋友都认为政府是仁慈的，是困难时期的朋友。我发现自己很难相信一位杰出的学者会如此愤世嫉俗，如此崇尚自由主义。时至今日，我仍然对他这种情绪化的观点难以苟同，但我已经渐渐了解到，美国的州和联邦政府经常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富有的“猎食者”掠夺普通人，让后者更加穷困，而不是保护后者。诚然，美国的政治体制绝非已经被彻底操控，它也确实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极其富裕并且十分美好的生活，只不过这“一部分人”已不再是指大多数人。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定期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RES）撰写通讯，反思我所看到的一切，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的所见所闻有时令我心生敬畏，有时令我深感震惊。这些反思成为本书的基本内容，我又对原文做了更新，并添加了大量新内容。

本书的每一章都与一个特定主题相关。这些文章的初稿是在二十五年中陆续写就的，但在本书中我没有按时间顺序组织它们。我进行了修订，并力图在旧瓶里装上新酒，使其既能够贴合当前的热点话题，又不会改变原来的论点。所有章节都是以2022年底的视角写就。不过有些评论也会涉及某些特定历史事件（例如与布什、奥巴马或特朗普的执政期有关的内容，或是关于当时的某项政策，如“星球大战”计划），我很清楚这些内容有其历史背景，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老调重弹，因为其涉及的根本性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每章的开头均有一段导读，概述了该章的主要内容，并解释了其与全书大主题的关系。

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组问题之上，最重要的是不平等问题及其诸多表现形式。我一直关注不平等问题，写过很多关于医疗保障、养老金、股市和国内外贫困问题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我和数字打交道，也关注数字。我密切关注数据如何塑造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的认识应如何基于数据。此外，我也关注数据如何影响政治，反过来又如何受到政治的影响。我认为这就是所谓“数字的政治”。

经济学家会深度参与政策的制定，其参与的程度远胜其他学者。他们的意见得到尊重（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则是坏事），他们经常担任制定政策的职务，即使不是积极主动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也能施加影响力。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就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1999年至2001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是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是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曾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2006年至2014年，他在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后来由珍妮特·耶伦继任。还有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高级职务。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及其顾问一起工作，尽管通常是次要角色，但他们能够影响政策，并通过政策影响国家和世界。

已经辞世的经济学家可能比在世的经济学家更有影响力。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写道：“那些实干家，自认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大多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的疯子，以为凭空听到天启，其狂思乱想也不过拾自几年前某个不入流学者的牙慧而已。”[1]在那些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中，现在看凯恩斯本人无疑属于左派，右派则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我思考华盛顿的经济和政治时，凯恩斯的格言经常浮现在脑海中。

我从未担任过与政策制定相关的职务，但我认识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与之交谈过。我执教和做研究已有50余年，而我研究的主题几乎总是与政策相关。我还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负责收集数据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国际组织合作。我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几个小组的成员，研究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包括贫困、物价和死亡率。多年来，我在医疗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我还曾担任过经济学界领先的数学和统计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的编辑。

由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涉及众多人口的生计和福祉问题有巨大影响，他们（适得其所地）受到了大量关注和批评。近期出版的几本优秀著作认为，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他们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提出的建议对民主资本主义的侵蚀以及专业知识的失信负有很大责任。[2]这些观点进一步主张，经济学家被赋予了过度的权力来左右世界，而他们把世界搞得一团糟。

我对批评家的高论深表理解，尽管他们所描绘的那份职业经常令我感到陌生。学院派经济学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它曾经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变得更具实用性，不再单纯地关注抽象理论，而是更专注于试图阐释真实世界。然而，正如批评者所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盲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经济学圈子之外的人理解我的职业是如何运作的，理解经济学家如何日复一日地忙于打破世界，然后再试图将其重新拼凑起来。我既不避谈成就，也不掩盖失败。我努力坦诚地面对我们的失败，比如我们对市场和全球化的过度热情，以及我们对自己事业的道德准则所秉持的奇思怪想。

本书的最后两章分别提出了问题，即“搞坏经济的是经济学家吗？”和“经济失败是经济学的失败吗？”，并且试图回答，就我们为何会犯下错误，以及我们错在哪里提出了我的一家之言。

本书带有部分自传性质，我会写到自己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我写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以及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经历，该学会是美国经济学界首屈一指的职业社团组织。我写到了自己在美国医疗体系的亲身经历，这个体系某些地方极其出色，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和破坏性，其高昂的费用对当今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负有重大责任。我写到了养老金，包括我自己勇闯美国社会保障署的故事，以及养老金和不平等问题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也写到了如何计量重大事件，以及这种计量如何与政治密不可分。

与我1983年移民而来时的美国相比，今天的美国社会更加黑暗。移民的希望不仅已经被现实蹉跎殆尽，更受困于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腐败，这种腐败正威胁着美国的民主。

注释

[1]John Maynard Keynes,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Palgrave Macmillan,ch.24,p.383.

[2]我特别推荐如下著作：Binyamin Appelbaum,The Economists’ Hour:False prophets,free markets,and the fracture of society,Little,Brown,2019;Elizabeth Popp Berman,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How efficiency replaced equality in US public policy,Princeton,2022;Stefanie L.Mudge,Leftism reinvented:Western parties from socialism to neoliberalism,Harvard,2018;Diane Coyle,Cogs and monsters:What economics is,and what it should be,Princeton,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