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传说半夜遇到黑猫，便会有人死。好在我上辈子刺杀过阿道夫·希特勒，侦破过三百桩连环谋杀案，拯救过一千个美少女，命中注定会逃过这一劫难。但我一生中的好运气都在这一夜耗尽。
我的脑袋变成洗衣机滚筒。氧气瓶咕噜咕噜像一口麻辣火锅翻腾。担架床轮盘如T-34坦克履带滚动。隔壁的咳嗽好似灌满劣质汽油的摩托车发动机。两个更年期妇女隔着我的头顶凶狠争吵，堪比朝鲜半岛南北谈判。灵丹妙药从针管里输入静脉。手表定格在一点零一分。手机还在口袋里，电量早已耗尽。我的身旁躺着一位皱纹深刻的白头老妇，仿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沉睡至今。
护士披挂全套防护服，蒙着护目镜和三重口罩路过。我抓住她的胳膊问：“现在几点？”
“八点半。”
“早上吗？”口罩过滤掉了我的沙哑嗓音。
“废话。”
“运气不错，我还以为是1939年9月1日的波兰前线。”
“神经病。”
“跟我一起出车祸的姑娘，她还活着吗？对了，她跟你一样漂亮。”
“她没事，陪你到天亮才走。她还给你付了医药费。”
“我不想欠别人的。我要上厕所，能帮我吗？”昨晚的一支冰激凌与半杯冰水，已在膀胱里憋了一夜。
护士帮我拎起吊瓶，举过头顶。我从输液椅上站起来，骨头疼得要命，像被力大无穷的盲人全身推拿过一遍。我咬着牙赞美她：“你是个天使。”
“你多半是个流氓。”护士被我成功地逗笑。
我自己能站着撒尿。右手举着吊瓶，左手插着输液针管，扯开裤子拉链。腾不出第三只手，我撒了一泡自由奔放的尿。时间挺久，声音挺响，荡气回肠。清空膀胱就像清空你的按揭贷款。
镜子里有个蒙面男子。脑袋缠着白纱布，不晓得缝了几针。眼角结的痂如同蜈蚣一样。半边脸肿得青紫，仿佛挨过菲律宾拳王帕奎奥的十记左直拳。皮夹克沾着暗红血渍，像一张地图。裤子上的灰泥板结，此刻化作粉末剥落，犹如严重的皮肤病患者。这个人活像在垃圾桶里出生，又被老娘抛弃到了屠宰场。
我拔出静脉里的输液针管，手背一团乌青。我逃出了医院，外面的雨急得像赶路投胎。手机没电了，共享单车没法骑，也没有出租车。我决定依靠两条腿。但我每走一步都像把全身骨头打折再装回来。脑震荡催人呕吐。我的胃液和胆汁都已清空。
仿佛严刑拷打后越狱的游击队员，我从医院走到鹦鹉桥的十字路口。我看到一棵粗壮的银杏树，仅仅蹭掉几层树皮，光秃秃不剩一片叶子，像个千年成精的老妖怪。大众甲壳虫失踪了。地上残留着扭曲的引擎盖、四分五裂的保险杠和玻璃碴，好像碎尸案的现场。
长江上白雾弥漫，替我洗了一把冷水脸。六层高的居民楼，半夜看像哥斯拉的巢穴，白天看则像考古遗址。一辆藏青色本田CR-V停在原地。钱奎昨晚扔下的N95口罩不见了。
我像一头刚被骟过的公驴，双手撑着墙壁，喘息蹒跚而入底楼。没有电梯。当你的膝盖受伤，爬楼梯等于酷刑。每一层台阶都淌着水。你还得当心不要滑倒摔断了腿。一口气爬上六楼，我的骨头尚未粉碎。每天喝一杯牛奶是个好习惯。
浆白色光线刺入双眼。西北风来回扫荡。唯一有人住的屋子房门敞开，冰冷得像个太平间，又像被大卫·芬奇的剧组蹂躏过一夜的片场。扮演尸体的男配角入戏太深，敬业地蜷缩在地板上。乌黑的血迹浸透灰色薄毛衣。他的脊背弯曲得像只小龙虾，双手双脚折叠着紧贴身体，模仿子宫内的胎儿，或者印度瑜伽高手。
他不是演员。他扮演的也不是尸体。他就是尸体本身。
太他娘的冷了。我的口罩里全是鼻涕。当你在谋杀现场，最重要的器官不是眼睛，而是鼻子。照片和录像可以代替眼睛，但鼻子无可替代。时间和空气会把一切味道带走，你必须在第一分钟抓住它。
我摘了口罩，戴上皮手套，双手撑住地板，凑近死者的脸——仿佛在显影液里浸泡一夜，又在暗房内慢慢晾干，鲜明清晰起来。人类的面孔有各种形状，高加索人种多长脸，中国人多圆脸。有的人像宽银幕，有的人酷似《西游记》里的银角大王，有的人神似派大星与章鱼哥。这张脸像正方形的海绵宝宝，上面布满月球表面似的麻点。仿佛鲜艳浓烈的调色盘，让人生出密集恐惧症。他有一对暴突眼球，仿佛珍珠奶茶的大号珍珠，随时会滚落到你的脚下。
鼻黏膜刺入某种东西，我瞬间好像被人掐住了喉咙。我打出一记超级喷嚏，原子弹爆炸似的豪壮。我的气管闹了一场风暴，旋即肺叶如同文火燃烧。
我摸着裤子口袋。手机、钱包、钥匙全都在，但没摸到哮喘喷雾剂。
如果没有救命的药，只要三分钟，哮喘就能杀死一个比C罗还强壮的男人。
但我走了连续的狗屎运。我在地板上摸到一瓶喷雾剂，就像摸到情人的手。我拔出盖子，塞进嘴巴，温柔地含住它。一点点按下去，药物浸入气管与双肺，犹如冰水浇灭烈焰，滋滋升腾水蒸气。
我活着从死者身边爬起来，将哮喘喷雾剂塞回口袋。我抹去鼻涕，戴上口罩。房间里有一台固定电话。我拨通110报警电话，话说得断断续续：“……有桩谋杀案……鹦鹉桥……长江边上……顶楼……海绵宝宝……死了……”
“先生，报假案将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行政拘留。”
“死人就躺在我的脚边，后背心有个血窟窿。”我的口齿清晰起来，又看了一眼死者的麻子脸，“他叫麻军。我不知道门牌号，你查查这个电话的登记地址。”
“请留下您的姓名。”
“雷雨的雷。雷雨的雨。”
“请注意保护现场，警察将在几分钟内到达。”
“谢谢，我爱你。”
挂了电话。我没找到手机充电器，也不能翻箱倒柜破坏现场。钱奎的老娘可能已经打爆了我的电话。我想骂人。可惜只有一个死人陪伴我。
我假装自己是个刑警。地上到处是牛皮癣似的水渍。餐桌收拾得还算干净。墙上贴着阿森纳俱乐部海报。卧室脏得像家畜饲养场。棉被与床单决斗过一场。门框上残留着几个沾血的手印子，指纹几乎肉眼可见。
厨房的料理台像个厨具博物馆，摆着几十种坛坛罐罐的调味料。燃气灶上架着一口蒸锅、一口油锅，还没来得及洗干净。水槽里浸着两个碟子、两副碗筷。垃圾桶堆满小龙虾壳与花蛤壳，还有两听喝光的可乐罐头。被害人要么是职业厨子，要么是孤独的美食家。
一昼夜前，还有个活人在这里呼吸、撒尿、饮食、酣睡，现在却像躺在地板上的冻鸡。厨房和卫生间的水龙头被拧开，连接着塑料水管对准客厅，却放不出一滴水。积满水渍的房间断水，就像姑娘走光的夜店。我决定爬上天台看一眼。
天空像一口清蒸小龙虾的大锅。乌云低得强吻我的额头。楼顶上矗立着一个银灰色的金属水塔。我旋开钢铁盖子，把自己变成七十公斤重的精子，深入不锈钢子宫。没有待字闺中的卵子。水塔内只剩一摊苟延残喘的水渍。凶手是个有脑子的人。我开始渴望与这位老兄决斗。
从天台爬下来，我回到六楼的房间。年轻的110巡警准时抵达，命令我在原地不动。我温顺得像一只伤痕累累的兔子。
稍后，脚步声响彻了整栋楼，酷似扛着大锤的拆迁队。一位刑警闯入谋杀现场。他跟我同样身高183公分，胸膛却宽厚得像一头犀牛。他披着尺寸惊人的土黄色风衣，咖啡色裤子，罕见的颜色搭配。
刑警让我摘下口罩，交出身份证。他有一双硕大的牛眼，在我脸上戳出两个洞眼。我的脑袋缠着纱布，眼角血痂凝结，嘴唇还磕破一道口子，仿佛刚跟地上的死者殊死搏斗过一番。
“雷雨，我是周泰。”
刑警摘掉蓝色口罩，露出法令纹深重的面孔，仿佛毛笔字写的“八”。我像在停尸房辨认死去老友那样凝视着这张脸。车祸没能让我失忆。我说过，我有一半的朋友是警察，剩下一半是无耻混蛋。周泰既是一个警察，也是一个无耻混蛋。
“周泰，长远不见，你好吗？”
“好个鬼，你看起来快死了。”周泰蹲下观察尸体，“这人是你杀的？”
“我只是报案人。他叫麻军。”我急忙用口罩遮住我的鼻孔和嘴巴。
“他的脸像一张九筒麻将牌。”周泰注意到死者的致命伤在后背心，毛衣有个破洞，暴露皮肉翻卷的伤口，“我没见过一个人被杀后能缩成这样，还没有捆绑痕迹。除非凶手在杀人后，故意把尸体摆成这样。”
“原来你不是瞎子。”
“这个狗杂种在暗示什么？”周泰的面色像一锅烫熟的牛杂，“碰到爱出谜语的家伙，我都想敲开他们的脑壳。”
周泰重新蒙起口罩，戴上一副白手套。他的食指与中指像一对筷子，深入死者的裤子口袋，夹出一包牛皮纸信封，犹如醇厚的牛肝。封口微微敞开，肉眼可见红色钞票。
“三百张人民币，每一张都印着毛主席与人民大会堂。”我猜出了信封的厚度，“这年头口袋里揣着三万块现钞，就像罗斯福随身携带原子弹图纸去参加雅尔塔会议。”
“这里只有我是刑警，但你不是侦探。”周泰警告我，他走进厨房和卫生间，观察死者吃剩的晚餐，“你没动过？”
“我就算再饿也不会吃了这个。”
周泰拧了两下水龙头开关说：“断水了？”
“我去天台上看过，水塔空得像一个撒哈拉沙漠。”
“小学语文课上，我最讨厌比喻句。”
“凶手杀完人，放水冲洗地板。当他离开谋杀现场时，故意不关水龙头，大门敞开。六楼到一楼，水往低处走。凶手的脚印、毛发等等痕迹，都被洗得一干二净，直到楼顶水塔放空，一滴不剩。反正水电费账单是寄给死者，不用凶手买单。”
“也许你会买单。”周泰指着门框上的血手印子，“有指纹。”
“既然清洗了地板，连六层楼梯都不放过，凶手不会轻易留下指纹。”
“凶手是谁？”
“有一个嫌疑人，他叫钱奎。”
我眼角的伤口又破了。世界鲜艳起来。隔着长江上的氤氲白雾，对岸隐隐浮现一栋孤绝的黑色建筑。好像这边的双胞胎。
周泰拉下口罩，掏出三块钱一包的软壳红梅烟，塞入发黄的牙齿间。
我提醒一句：“烟灰会污染犯罪现场的环境。”
“闻闻味道不行？”周泰拔出香烟，塞回皱巴巴的烟盒，“雷雨，我们上次见面是哪一年？”
“十六年前，北京簋街，我摔断了你一颗门牙。”
“好像是。”周泰戴上口罩，遮住烤瓷牙，“雷雨，我们打个赌吧。”
“赌注呢？”
“一包香烟。”
我掏出哮喘喷雾剂说：“戒烟了。”
“一瓶啤酒。”
“成交。”我目睹大半个中国的浩荡之水，从容地与谋杀现场擦肩而过，“我打赌，杀人凶手还在这座城里。”
“这座城里有一千万人。”
“要从一千万人的密室里，找到这一个凶手，只有一千万分之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