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与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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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密切接触到分道扬镳的“Chinamerica”(中美国)

中国的市场力量和金融力量在全球的壮大若能平稳赶上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有可能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使美国的贸易限制和金融制裁效果大大减弱,甚至无效。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预测,到2040年,世界的经济中心将持续向亚洲倾斜,亚洲经济总量将与美欧之和相当;以美元计价的中国GDP将超过美国。https://www.dni.gov/files/images/globalTrends/GT2040/economics-4.pdf.

资料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

图2 经济重心向亚洲倾斜

资料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

图3 全球GDP占比预测

另外,牛津经济研究院、哈沃分析(Haver Analytics)及麦肯兹(Mackenzie)预计,中国消费市场的增加额很快将超过美国和欧盟增加额的总和。中国的商品零售额早就超过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国家。

多方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也将在近10年到15年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两国经济,但是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很可能将所需时间缩短了。虽然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国家间的合作与封闭、未来很可能持续发生的气候变化和全球性灾害等都将制约着这些进展,但中国迟早会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并将不断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及作为外汇储备币的份额,推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中国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也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减少对汇率进行“管理”的需求,逐渐消除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一大障碍。当人民币作为强势货币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世界货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时,基于美元中心地位的金融制裁的效力将大为减弱。

资料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和哈沃分析。

图4 消费增加额全球占比

图5 中国商品零售额赶超美国

当人民币作为强势货币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世界货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时,基于美元中心地位的金融制裁的效力将大为减弱。

因此,在当政的最后两年,特朗普签署了多项制裁中国的制裁法案和行政令,包括“对信息传播的应用软件禁止交易”(包括微信和Tik Tok)、“禁止投资”(联邦资金不得投资中国股票,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不得投资中国军工企业)等。202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连同2019年年底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关于香港正常化(待遇)的总统行政令”,表明美国已开始对中国金融行业“动刀”。

在可预见的中美关系中,制裁或将成为常态,当然范围和力度可能会有变化。拜登虽然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在所有涉及“关键技术竞争”和“数据主权”的领域对中国任意大打出手,但这并不意味他忽视这些领域的重要性。拜登政府的财政部2号人物阿德耶莫说,制裁要像“激光”一样精准。事实上,他们更看重“可执行”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采取的是更为周密、联合盟友建立的“技术同盟”,并将中国排斥在这个技术同盟之外。正如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人工智能战略报告》中所说:“美国如何制定政策、限制商品或资本的流动以维护国家安全,将是下一个十年的决定性挑战之一……”随着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样的贸易同盟既不会奏效,也易得罪美国劳工,还会打击甚至毁灭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独立性,因此显然不会是拜登政府的选择。拜登政府采取的政策将是,以美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性地位为杠杆,通过共同利益驱动,一起制定国际标准,限制这些高精端技术和数据被用于对抗和削弱西方价值和利益。

在可预见的中美关系中,制裁或将成为常态,当然范围和力度可能会有变化。

《人工智能战略报告》中还提到,如果中国公司赢得数字竞争,不仅会使美国商业公司处于不利地位,还会为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打下“数字基础”,因此,要“团结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确保人工智能的民主愿景,塑造数字化未来”。

在微电子行业,复杂的光刻工具需要生产16纳米芯片,特别是极紫外辐射(EUV)和氟化氩(ArF)浸泡光刻工具,这是中小企业生产的最复杂和最昂贵的产品,也是芯片制造的卡脖子设备,由美国、荷兰和日本控制整个市场。美国对这些高端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增加,将为盟国特别是日本和荷兰的中小型企业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并促使这些国家更愿意使其“出口管制政策”与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此类设备的“严格政策”保持一致。

拜登上台后不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与荷兰沟通,希望限制中国某类光刻机(尤其是极紫外辐射的光刻机)的出售,并说明,这是他的几大重要责任之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报告还敦促美国商务部最终确定“必须实行出口管制的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这是2018年11月特朗普政府根据《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授权的、适用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现状的全面性清单,以应对以现代技术为重点的安全挑战。这个清单成为特朗普政府实施旨在应对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的关键步骤,并将会对中美贸易产生长期重要影响。

因此,拜登政府的经济制裁、技术管制政策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界定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只是在执行时将使用不同手段,即更加依靠同盟、孤立他国、精准打击,消除“胡闹”和“乱放箭”造成的国际影响,同时加强美国对“民主”、“人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投入,用其文化、娱乐、运动、生活方式和技术创新等软实力增加吸引力。

我们来看看更大的历史背景。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既是在反映、也是在进一步塑造着中美之间乃至中西之间剧烈动荡的关系。在2021年3月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杨洁篪强调,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美国国内在人权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美国应当做的是改变自己的形象,管好自己的事,而不应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却向世界转嫁矛盾、转移视线,不应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说三道四。

我认为,杨洁篪发言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与美国这些年接触与合作所建立的经济、政治、技术纽带正在面临断裂风险,“Chinamerica”(中美国)从相互依赖关系已经演变为竞争对手关系,多领域对抗也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

中国与美国这些年接触与合作所建立的经济、政治、技术纽带正在面临断裂风险,“Chinamerica”(中美国)从相互依赖关系已经演变为竞争对手关系。

早在2021年3月,在中美阿拉斯加对话开始之前几天,美国和欧盟就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此外,美日还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中国在涉港、涉疆和其他地区的行为与现行国际秩序不符。美日印澳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在疫苗资金、技术和物流等方面紧密合作,计划商讨“疫苗外交”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事实上,早在2020年11月,这4个国家已经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军事演习,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在亚洲对抗中国的一个抓手。

随后,体现中欧关系重要进展的“中欧投资协定”命悬一线。欧盟方面也有大动作,现已启动不依赖中美的技术战略,与美国大力投资科技的战略和激励制造业回流、供应链迁移的政策相呼应。今天的世界正在从以信任为基础的相互依赖、淡化国家概念的全球化走向越来越强调国别边界和个体国家利益、保护主义当头的后全球化形态。

在中国出台新的网络安全法之后不久,拜登发表声明称中国黑客攻击了微软的服务器。同时,美国财长耶伦表明不会与中国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公布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的原始数据,此为第二阶段溯源计划。2021年7月27日,美国等国政府官员发表声明支持该计划。8月2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公布了一份报告,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下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是2019年9月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泄露的。这个报告充满了大量对科学的认知错误,以及对科学家的恶意猜测,但是对于读不懂论文、不了解科学过程并喜欢道听途说的人来说,这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2021年8月,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班克斯招摇惑众,提出了针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恶劣影响和盗窃行为”的议案,比2020年另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出的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恶劣影响”的议案更进一步。这些共和党联邦议员提出的极端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概率很低,他们信口雌黄,很大程度上是为迎合特朗普的“铁杆粉丝”。虽然特朗普的政治前途未卜,但是他的支持者还在,这些共和党议员们争先恐后地接过他的旗子、拿下他的支持者,并推高媒体曝光率。这些人深谙互联网时代宣传的精髓,将负面信息放大一千倍、一万倍,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某一个事件的参与者,形成摧枯拉朽的力量,即便最后证实真相只不过是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甚至颠倒黑白,但事态的发展已经无法阻止了。

面对事态发展日益严峻的局面,拜登政府还继续加大对华为的打压。2021年6月,拜登颁布了一个新的行政令,将禁止美国资本投资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实体增加至59个,包括华为的两个子公司普瑞荣资本有限公司(Proven Glory Capital Limited)和荣誉资本有限公司(Proven Honour Capital Limited)。之后,摩根大通将这两个公司从其具有强大市场影响力的固定收益指数基金“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基金”CEMBI和JACI中除名。2021年7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了19亿美元的预算,用以补偿美国农村地区拆除华为设备的花费。

可以预见,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华为的打压将是长期的、不留余地的。新兴经济体还将会在众多领域出现有实力挑战当前世界主导性公司和科技高位的力量,同样也会遭到维持旧秩序力量的严厉打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矛盾、中美矛盾、中西矛盾,都将在剧烈碰撞中重新寻找制度和心态的平衡。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矛盾、中美矛盾、中西矛盾,都将在剧烈碰撞中重新寻找制度和心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