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传与自传体视觉下的空间诗学
对玛格丽特·杜拉斯而言，自传体是一种写作体裁，回忆贯穿在她生命的每时每刻，她反复地在不同作品中叙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文字。德里达曾经这样说过：“回忆录……代表着令我着迷的一切，是疯狂的欲望，想以其独特的语言保留一切、汇聚一切。”[1]杜拉斯以文字的形式将自己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保留下来，汇聚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些并非回忆录的回忆散落在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中，例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园影院》《成天上树的日子》《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等，这些作品建立起杜拉斯与自己的母亲和家庭爱恨情仇的复杂关系，还有很多其他作品诸如《如歌的中板》《娜塔莉·格朗热》《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话多的女人》《物质生活》《写作》《书写的大海》等则诉说着她与时间和空间的秘密联系。这些作品或隐或现地叙述着杜拉斯的生活，表达着她的思想、渴望或憧憬。
杜拉斯的故事开始于遥远而又神秘的东方。那是1914年的旱季，越南的西贡市（今胡志明市）到处都是滚烫的气息。季风扑面吹来，带着醉人的花香，撩拨一对对情侣。湄公河的水也唱着欢快的歌哗哗地往前流淌。河上时不时传来一声声汽笛，远处喧闹的人群与嘉定区那静谧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居住着一对年轻的法国夫妇，他们正等待即将出生的孩子。亨利·多纳迪厄与已经怀胎十月的妻子居住在这里，他看着即将分娩的妻子，抚摸着她的肚子，希望天遂人愿。这个将在旱季降生的孩子是个女孩。
1914年4月4日的凌晨四点，这位旱季的孩子耐不住待在娘肚子里的寂寞，合着热浪大叫一声来到了人世。那是不甘寂寞的一声长啸，那是一声对这个世界的宣言。此时此刻，西贡港口的湄公河上传来了长长的汽笛声，又一艘渡船即将起航，载渡着满船的芸芸众生渡过宽阔的湄公河。随着这位女婴的呱呱坠地，作为父亲的多纳迪厄兴高采烈，手舞足蹈，额手称庆，感谢上苍能如己所愿送来了企盼已久的女儿。父亲恨不能把自己的欢乐让全世界的人来分享，可爱的姑娘必须配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字，只有超凡脱俗的名字才能与姑娘相匹配，才能与这季节、与自己全部的希望相吻合。父母给她起名叫玛格丽特·日尔曼娜·多纳迪厄，后来，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玛格丽特用父亲家乡的一条河流作为自己的姓，所以才有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暗含菊花之意，冷峻高傲的菊花象征玛格丽特冷面美人的性格，杜拉斯——故乡的河流。湄公河、西贡、印度支那从此与这个女孩纠缠在一起，相互成就，成为她的生命之地，也是她的书写之地。这些地方如同母亲的脐带冥冥之中牢牢地拴住了这个女孩，让她魂系梦牵，反复地在书写中神游。
“回忆的片段，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号叫、等待和沉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下都能成为一本书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2]在回忆中写作，让写作成为生活的一张面孔，让生活成为写作源泉和内容。杜拉斯始终不断地寻求写作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书写的方式展示出来。
自传体的文学创作曾经红极一时，成为某种时尚，作家把这样的文学样式作为追寻最真实自我的途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生活变成写作的源泉，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文字与事实之间往往会产生错位，甚至会成为不同的存在。源于生活的文字会表达生活的真实，最重要的是会表达某种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可能与过去的生活没有必然联系，只是过去的经验在今天的体现，成为看似自传的真实文字。在作家们看来，文字的真实可能比生活的真实更重要。意大利学者詹尼·瓦蒂莫提出了“非形而上”的真理与存在概念，他“把真理和存在都理解为‘事件’（event），换句话说，把它们理解为某种被不断地解释、重新书写和重新改造的东西，而不是理解为赋予了永恒性和稳定性的客体”[3]。
真理和存在作为某种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被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断解释、重新书写和创造，她经常会用自传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张，创作出接近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文字，解释、书写、创造呈现出时空的差异性，而非真理和存在的永恒性和稳定性。她影响比较大的自传体作品都与童年的生活经历关系密切，最明显的例子当属《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园影院》《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等，读者经常会被欺骗，以此来解读杜拉斯童年时代的生活，把书中的人物与杜拉斯的生活对号入座，混淆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自传这种文学样式是按编撰法严格规定的某种法则所限定的，对此杜拉斯是既认可又不予同意，情况难以琢磨。所以这本书[4]在自传与一般作品之间摇摆不定：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作的故事之间摆动。”[5]这里，作者试图对《情人》这部作品中“我生活的故事与写作的故事”做出区分，这样的意图其实对杜拉斯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从来不会刻意区分生活和写作，她的生活和写作经常被读者甚至她自己混淆，她喜欢这样，喜欢生活和写作之间的模糊性。《情人》当然仅仅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实杜拉斯在其他许多作品中都有使用这样的写作方法，研究杜拉斯的许多学者都把自传与自传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中的道理和缘由非常明确，因为这两者在杜拉斯的笔下，在杜拉斯的访谈录中常常以文学或者史学的面孔出现。
读者心里也很清楚，即使是访谈录，讲述的也未必就是真实的生活故事，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杜拉斯即席讲出来的话语是真实的，讲述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生活无从辨析，此时此刻，讲述者被话语遗忘，遭到读者的抛弃。生活故事被文字穿越，文字饱蘸着生活的故事，两者之间成为互为依存的整体，无法彼此剥离。所以对杜拉斯作品的研究就非常有趣，也很有价值。对具有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应该偏重史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社会历史和文学之间产生了某种矛盾和对立，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来自外部世界，也许与文本相关，也许不相干，对文本自身意义的研究才最重要，所以重视文本的研究渐渐地占据上风。“我生活的故事与写作的故事”之间产生了某种关联，同时也变得模糊起来。文本的书写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互文性特点，表达书写的真实而非生活的真实。显而易见，《情人》既非自传，也非一般作品，而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
“但是，在今天，选择写自传性作品，无异是选择走向死胡同，因为现代主题已经不再相信这种统一性假象，自传样式的作品在许多方面已经变质败坏。”[6]
“自传样式”的“变质败坏”并不影响作家的有益尝试，把生活和文学融合起来，形成没有裂隙的黏性，为写作树立起好的榜样，让读者体验书写中流淌的浓浓情意，自传体不再是写作的障碍，反而给写作增添了迷人的芳香，生活和写作也不再是假象的统一体。成功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萨特的自传作品《词语》被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论家们这样说：“萨特得心应手地运用文学手法和效果做试验。他们看到，当他回到文学上的时候，他写出了一本辉煌的著作，表现出他那种精练、尖锐风格正处于巅峰状态”[7]
《词语》作为一本自传，它是第一手的，也是可靠的。尤其重要的是它是文学的，文学的自传作品《词语》在萨特的心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评论家们今天就认为这本书写得很糟，那他们也许会伤害我，但如果在半年之后，那时我差不多就会同意他们的意见了。不过这有个条件，即不管他们认为这本书是多么贫乏和无谓，我希望他们把该书放在我在此之前所写的一切作品之上。我同意他们贬低我的所有作品，只要他们能保持编年史的顺序就行。唯有这样才为我保留一次机会以便让我做得更好，后天更是好上加好，最后写出一部杰作。”[8]由此可见，体裁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学价值绝非体裁所能决定。
杜拉斯从进入文坛就把生活和写作混淆起来，让写作成为生命的重要部分，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成就了自传和自传体。《情人》仅仅是成功的例子之一，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故事情节、写作背景、叙事手法来看，确实可以被称为“自传样式的作品”，杜拉斯在这种被当代作家否定的自传体作品中游刃有余地创作出足以名垂文学史的作品。她在自己的故事和创作的故事之间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让许多读者流连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痴迷于杜拉斯所创造的文字迷宫。读者似乎既痴迷于文字的真实，又享受着生活的真实。写作和生活相辅相成，互为映衬，折射出杜拉斯自传样式的独特魅力。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西贡是一座很有诗意的大都市，那里有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就是湄公河。这条从地理空间所讲的湄公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描述的：“是东南亚最长的河流，亚洲第七大河。发源于中国青海，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流经云南省，过缅—老、老—泰边境后，再流入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西贡南面注入南海。湄公河在金边附近通过洞里萨河与洞里萨湖（亦称大湖）沟通，夏季洪水经洞里萨河流入大湖，湖面由一千平方英里扩大到三千平方英里左右，冬季则湖水泄入湄公河。”[9]这里的河流和湖泊（湄公河、洞里萨河与洞里萨湖）曾经出现在杜拉斯的生活中，也成为杜拉斯作品重要的地理标识，承载着杜拉斯的情感，杜拉斯生活中的故事会成为写作的故事，生活中的河流在杜拉斯的笔下却成了一条神奇而又充满魅力的空间标识。它如同曾经居住过的家屋，与杜拉斯之间产生了某种私密感，那里，“不只是我们记得的，包括我们已经遗忘的事物，都已‘安顿’（logés）。我们的潜意识亦有所‘安顿’。我们的灵魂居有定所。借着回忆起‘家屋’和‘房间’，我们学习‘安居’（demeurer）在我们自己里面”[10]。
生活中的河流如同摆脱了纤夫的醉舟顺流而下，进入杜拉斯如歌的人生，用法国学者让·瓦里尔的话讲，“对杜拉斯迷而言，这是神秘的名字，传奇的河流，作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命运的河流与传奇河流的湍流结合起来。她把河流的无情流淌与那些‘去还复来’的波涛对立起来，她从中窥视到了宿命：‘它奔向大海，走向消亡。’走向消亡……语调就这样确定下来。也许，就算《墓外回忆录》的作者夏多布里昂也不会否认这种语调，对重新显现的过去的怀念在作者笔下变得宽阔。对作者而言，这条河流过去甚至曾经反复地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源泉，是作者满足自己内心世界需要的亲密情感栖息地”[11]。也许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下，是命运的反复，是时光的流逝，然而记忆中沉淀下来的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亲密的情感栖息地”，撞击着她的心灵。所有这些真实存在的地方都被杜拉斯再创造，那里，她在懵懂之中接触到关于爱情的故事，让自己情感的栖息地与那里的人与物交相呼应，让浩瀚恢宏的物质世界与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诚如她自己在《物质生活》中所叙述的那样：
全部都在这里了：就像《印度之歌》所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留在老挝没有走，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北方……
为这两个情人共有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永隆。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中产生的那种感情：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宏，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12]
“亲密的情感栖息地”穿越了文字的想象空间，不仅书写着杜拉斯寄托在河流中的秘密，也书写着他人的故事。杜拉斯在书写的文字中让自己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与南亚让人难以忘怀的季风，与物质的、地理的河流交汇在一起，现实的物质存在跨越时空成为她亲密情感的栖息地，与她产生了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随着情感的需要漂移变幻成特殊的情感载体。这条杜拉斯心中的河流可以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杜拉斯情感栖息的地方就是河流的所在地，但是不论流经什么地方，都会触动杜拉斯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琴弦，有时确实催人泪下，无不让人折服：
在金边。那是湄公河畔一座很好的住宅，原是柬埔寨国王的王宫，坐落在花园的中心，花园方圆有若干公顷，看上去是怕人的，我母亲住在里面感到害怕。[13]
关于湄公河这段生活，杜拉斯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谈道：
回过头再来说说湄公河，那里到处都是轻舟，你知道，就是那种黑舢板，煞是好看。雨季时，湄公河一片泥色。我把一切都掩盖了……我无法忍受。我常对自己说：“要是常常想起此事，那我肯定会因此而死，肯定会死的，因此，应该忘掉这段往事。”[14]
去还复来，杜拉斯生命的湍流如同流淌的河水奔向远方，隐藏在亲密的情感栖息地，往返于自己创造的书写空间。虽然当下它已经永远消失，但是曾经拥有对它的爱，曾经在那里居住过的事实依然存在。这样的事实让“我们体验到的或许是一种前人类的休眠（repos anté-humains），这儿说的前人类状态，使我们接近了回忆不及之处”[15]。她个人的命运就这样与这条河流密切相连，生生不息，相互成就，去还复来，这是何等耐人寻味，何等让人流连忘返，不忍舍弃。湄公河就这样把各式各样的人物汇集起来，变成了杜拉斯的书写空间。而那个湄公河畔的少女始终与河流相伴，成为杜拉斯笔下永恒的形象。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
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16]
这个形象随着时空的移动，渐渐地成长、变化，丰满起来，直到《中国北方的情人》：
是个少女，可能还是孩子。样子像。步伐轻盈。她光着脚。身材纤细。可能偏瘦。那双小腿……是的……没错……一个小女孩。已经长高了。
她朝河流的方向走去。[17]
这位走向河流的少女，也走向了我们，伴随着河流，驻扎在杜拉斯最纯净的情感栖息地，也让读者不忍触碰，生怕击碎倒映在河流中的永恒形象。但是一切还需要回到源头，从河流的流经地西贡开始。流经西贡的河流穿插在城市的空间，十五岁半少女的故事镶嵌在家庭的经历中，记忆定格在西贡这个东南亚的西方殖民之都。西贡在法国人的眼中不但是神秘、诗意的化身，他们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殖民制度带给他们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是他们魂系梦牵的地方，破碎的梦想曾经是法兰西民族的梦魇。那个交织着渴望和想象的地理空间如同欲望之地，不断地被注入各式各样的梦想，留下的是超越了地理空间的诗意城市：
西贡肯定是远东最时髦的城市。
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公园中间。
可惜那里的气候闷热又潮湿，
夜晚如白昼。[18]
民族的梦想之地也是杜拉斯永远的回忆，在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虚构与现实之间，杜拉斯常常时空倒置，迷茫其中，不知身处何方：
您看着外面，看着树、房屋、灰色的天空，直看到精疲力竭。
您说：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永远也看不完。
它们与人完全分离。
您说：这条大街让我想起了印度支那的街道，西贡城里的安静大道，它们永远逝去了，今后我孤身一人。没有人再回去过。[19]
逝去的印度支那，逝去的西贡就这样反复地在杜拉斯的记忆和想象中再现，杜拉斯在作品的每个角落都表达着自己的强烈思念和不尽情怀。但是，杜拉斯笔下的描述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我生活的故事与写作的故事”成为完全不同的现实，在阅读杜拉斯的作品时，读者只能按照杜拉斯的叙述发现文字的真实，这种虚构的真实正是杜拉斯让人无法忘怀的生活故事的重构，是杜拉斯的自我虚构。
到处都是季风的整个亚洲就是她的故乡，是她无法剥夺的地盘，是她的写作地。[20]
法国占领期间，西贡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有政府派来的官员，过着上流社会逍遥自在的生活，尽情享受着殖民制度带给他们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和权力；有因为向往东方神秘生活的教师，希望按照政府的意愿在那里构建属于法兰西的教育体系，时尚摩登的法兰西模式在那里流行，文化的印记也牢牢地烙在了东方这块土地上。西贡俨然成为法兰西的海外飞地。印度支那和它的西贡成为异域文化的典范，法国人尽情地享受着强权带来的成果。社会的动荡和撕裂使不同文化在冲突汇聚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领地，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形成不同阶层。
在白人眼里，被他们强占为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居住着低他们一等的臣民，是他们掠夺和显示自己高贵的对象。然而西方文明的入侵既使无数的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也使那些有钱有势的当地人及他们的子女有机会融进西方文明与社会。在湄公河穿过的西贡城里，白种人和黄种人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奔腾而去的湄公河记录着那段已经成为记忆的历史，记录着那曾经硝烟弥漫的刀与剑、血与泪的生活。杜拉斯的生活从湄公河深处泛起，穿越历史空间，给读者带来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身份之谜
她的故事开始于茂密的热带丛林中，开始于沦为殖民地的亚洲昏黄的灯光下，开始于穿行城市和乡村、像蛙鸣一样的安南话中，开始于人力车的车轮声终于平息下来的静寂夜晚。[21]
热带丛林，到处都是季风的亚洲，唯一的季节，嘈杂的越南话和中国话，穿过街区的中国味道，深深地烙在杜拉斯的脑海，成为她难以抹去的记忆。那些气息和味道总会在记忆中被唤醒，成为连接杜拉斯亲密情感和东南亚空间的纽带。
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惟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22]
城市的味道也一样，存留下来，成为写作的故事：
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息，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这里炭火是装在篮子里的，炭火装在篮子里沿街叫卖，所以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23]
杜拉斯的故事就开始于在这种单调、唯一的季节里，开始于混杂着各种东南亚气息的生活中。
西贡市的湄公河畔，有一个嘉定区，嘉定区的一座白人住所里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就是亨利·多纳迪厄。他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叫皮埃尔，二儿子叫保尔。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亨利·多纳迪厄是嘉定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师，他的妻子是普通教师。亨利·多纳迪厄结过婚，前妻叫阿丽丝·多纳迪厄。现在的妻子玛丽·多纳迪厄也结过婚。他们两人都有过痛苦的经历——原来的配偶都是因病离世。尽管杜拉斯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提到母亲是因为受到当局的蛊惑和皮埃尔·洛蒂作品的毒害才萌发了去印度支那的想法，但是对她母亲的前夫的身份以及她母亲去印度支那的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法国学者让·瓦里尔这样写道：
1976年的版本（已经提到过的《母亲们》）如是说：“她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他也一样，深受皮埃尔·洛蒂作品的毒害，早已厌烦了北方村庄。”另一个更晚时期的版本这样扩展了这个情节：“检查后的第二天，莅临她们班检查的官员向她求婚，那真是一见钟情。他们结了婚，一起去了印度支那。那是1900和1903年间的事情。那是一种介入、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渴望，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成功。”玛格丽特·杜拉斯展开想象的翅膀，继续道：“他们出发，如同英雄和先驱，他们坐着牛车视察学校。他们带着所有物品，笔、纸、墨水。他们在当时好像说给士兵的布告面前缴械了：加入吧。”其实，事实略有出入，如果说确有一见钟情的话，那也不是来检查的官员，而是路过那里的小学教师，巴黎人。他们好像在敦刻尔克约会，求婚者的朋友于勒·安格住在那里，是一个获得勋章的商人，朋友与玛丽·勒格兰特结婚那天，于勒·安格是证婚人。结婚证上写着，第一任丈夫是“印度支那的教师”。由于妻子应该随同夫君，所以，玛丽·勒格兰特出发去印度支那更多的是因为夫妻之爱，而不是因为她有先驱者的想法，抑或是因为阅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作品。[24]
亨利·多纳迪厄与现在妻子玛丽·勒格兰特的前夫奥布斯居尔是嘉定师范学校的同事，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其中的说法各不相同，有人说他们两个人早已有了越轨行为，这种说法在他们结婚时就以匿名信的形式出现：
据来自马尔芒德现在保存在亨利·多纳迪厄的档案中的匿名信讲，她甚至就可能是他的情妇。但是我们所说的匿名信1914年8月才寄到殖民部部长手里，这距传说中的事件发生时间已经有5年或者6年了（“这个男人让妻子不明不白地死在西贡，他有家丑，情妇怀孕了，妻子必须消失，情妇变成了多纳迪厄夫人[……]告发的威胁也就到此终止”，等等）。[25]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似乎不在少数，他们始终怀疑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历史学家劳拉·阿德莱尔也在自己所著的《杜拉斯传》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阿丽丝、雅克和亨利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乌云。阿丽丝不工作，一心一意在家带雅克。接着玛丽这个奥布斯居尔寡妇突然来了。她带来了混乱，不幸一件接着一件。[26]
劳拉·阿德莱尔好像在暗示“玛丽这个奥布斯居尔寡妇”给这个幸福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混乱，但是历史学家接着又说：
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阿丽丝是怎么死的？好像是疟疾。她生病的时候，大儿子在哪里呢？在西贡，我没有找到一丁点关于他的资料。[27]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由于相互爱慕，希望‘重新生活’，决定把他们孤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重新组建新的家庭”[28]。让·瓦里尔2007年出版的《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从史料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那时告密在马尔芒德和西贡都很盛行，甄别此类信件需要十分谨慎。我们可以肯定地提出，登记簿可以作证，1909年10月初，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的婚礼公告即张贴在嘉定（未来的新郎的居住地）的督学大楼前，也张贴在西贡市政府大楼前（新婚的居所），按规定张贴十天（“包括两个礼拜天”），公示期间不得有人提出任何相反意见。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反调查，发现这次再婚的第一个小孩1910年9月才出生，也就是说婚后十一个月后出生，这就排除了人们的指责，说后来的多纳迪厄夫人在结婚前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29]
关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父母婚姻的争论会否就此停止，现在还无法得出结论。但是人们对杜拉斯的理解和认识早已超越了那个阶段，对杜拉斯作品的关注和研究更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当然引起争论的不仅仅是杜拉斯母亲的这次婚姻，还有其他关于她家庭的事情。按照历史学家和传记学者的说法，版本各不相同，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亨利·多纳迪厄是师范学校的校长没有疑问，但对他是否做过数学教师尚有不同看法，一直以来，对他女儿和小儿子是不是他亲生的争论不绝于耳。关于父亲是否做过数学教师，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作品中提起或者暗示这样的观点：父亲做过数学教师。她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里说过“父亲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数学的书”。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情人》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这一点我那时已经对我母亲讲了：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没有反应，不回答。后来她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她冷冷地说：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考过之后，你愿意，你就去写，那我就不管了。[30]
杜拉斯反复提到母亲对她在数学方面的要求，母亲对数学的偏爱是否与父亲有关，结论不好下：
按照女儿的说法，他可能做过数学教师，如果她说的话可信的话。其中的原因就是她母亲曾经强制她参加这个科目的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实际情况又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完全确定。亨利·多纳迪厄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最初没有预先设想让他朝数学教师的方向发展，至少他没有达到今天数学教学所需要的高度。[31]
他们收入丰厚，雇了两个越南保姆照看孩子。夫妻俩在有了两个男孩后，很希望第三个是一个女孩。他们如愿以偿，等来了女儿的出生。然而，由于一直以来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经常受到质疑，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世也经常会引起争议，1976年，杜拉斯发表在《巫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瘦小的黄种人》涉及这个问题，文章被收入《外面的世界》（P.O.L出版社，1984年）。在这篇文章里，她特意写道：
我和哥哥都是瘦小的克里奥尔人，与其说是白种人，不如说是黄种人。从不分离，一起摸爬滚打，又脏又瘦的安南人，她说：她呢，她是法国人，没有出生在那里。我当时大约八岁。
……后来，当我们十五岁时，人们问我们：你们真是父亲的孩子？看看你们，你们是混血儿。对此，我们从未作答。没有问题，我们知道母亲很忠诚，而混血出自别的原因。……我们长大后，随后人们又对我们讲：好好想想，认真找找，你们的母亲是否告诉过你们，她怀你们时父亲在哪里？他不是在法国的普隆比埃休假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知道母亲对父亲很忠诚，混血是无法告诉他们的其他原因。我还知道，我对此一无所知。人们还对我们说：是否因为饮食和那里的阳光？饮食让皮肤变黄，让眼睛成为单眼皮？不可能，学者们的态度很明确，这不存在，经验丰富的人这样回答，我们呐，从来没有提过这种问题。[32]
所以，杜拉斯从来没有怀疑过母亲的忠诚。但是其中的争论又无法避免，就算是传记作家们也都要把这样的情节写进他们的作品。法国最著名的传记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写到了这些情节，让·瓦里尔试图得出结论：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事情的经过和日期：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父母是1912年3月到1913年4月领着皮埃尔、保尔·多纳迪厄回国度假。他们1913年5月1日一起回到西贡，与他们的孩子住在嘉定师范学校，直到1913年5月19日（全家一起）返回法国。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在第二年春天，4月4日。1913年夏天母亲怀孕时（6月底或7月初），档案里没有任何父母分开过的记录。保尔·多纳迪厄的出生也一样。
再说，亨利·多纳迪厄在信件中谈到妻子时敬重爱慕的口吻绝非一位戴绿帽子的丈夫所有的，当然这说明不了任何事情……由于对这个如此机密的事件提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最好还是接受作者的观点，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母亲，她确认母亲没有背叛父亲。玛格丽特和哥哥“黄种肤色的问题”就不必去管了。[33]
女孩六个月时，她的母亲因患急症必须马上重返法国治疗，六个月的孩子要离开母亲，对父亲是多么大的考验。无奈之中，亨利·多纳迪厄和妻子商量，决定为杜拉斯请一位越南保姆。母亲被送回法国图鲁兹军队医院治疗，杜拉斯由越南保姆照看，父亲照常上班。但是自从杜拉斯出生后，父亲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当地的殖民地医院也难查出病因，而不适和消瘦使他难以忍受。注定命运多舛的杜拉斯六个月时就要失去母爱的关照，失去父爱的温暖。襁褓中的杜拉斯从一开始就在湄公河的流淌中，在每日传来的汽笛声中，在越南女保姆喋喋不休的越南语中成长。越南、西贡、湄公河，是她纯净心灵中的最初记忆，是这个世界给予她的第一份礼物。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走向什么地方，那山，那水，那语言，那水天一色的地方，那热带季风吹过的地方就是她的故乡。难以忘怀的土地、难以忘怀的童年成了杜拉斯亲密情感的栖息地，成了杜拉斯写作故事的不竭源泉。
小小的杜拉斯从开始就得到了命运的特殊照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种生活苦水的浸泡，那种自然灾难的降临胜过任何人造的、虚伪的苦难。那是生活中难以避让、命运中不可逃脱的苦难。这些苦难刻骨铭心。杜拉斯从生命一开始，从自己无法忍耐时就不得不迎着一次次的厄运，不得不被卷入其中。
1915年7月14日，母亲终于从法国回到西贡，见到了久别的丈夫和儿子、女儿，却同时得知丈夫患了难以诊断的怪病，不得不离开印度支那回法国诊断治疗。这一看似存在的父亲，其实并没有给杜拉斯带来多少父爱。由于战争，这一次离别竟有一年多时间，几经磨难和努力，亨利·多纳迪厄终于在1916年10月又回到了西贡。相见时的欢乐还没有过去，亨利·多纳迪厄就又被任命到河内，任师范学校的校长去了。杜拉斯又随着父母来到了河内，在河内的住所里，玛丽·多纳迪厄开办了一所家庭寄宿学校，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皮埃尔、保尔和女儿杜拉斯教授知识，她还招收了九名越南小孩。这些招收的补习生，不但给多纳迪厄夫妇带来了麻烦，其中一些学生与女儿的不正常交往也引起母亲的担忧。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13年，就有人告密说多纳迪厄夫妇为了赚钱而私自招收寄宿学生。
嘉定师范学校的校长多纳迪厄先生私自在学校为校长提供的居所里招收了一定数量的付费寄宿学生。这九名寄宿学生每个月为多纳迪厄夫妇交纳八十美元的食宿和补习费。[34]
印度支那的总督严厉要求多纳迪厄夫妇立即解散学生，但是他们两人在替自己辩护的同时，想方设法留住这些学生，直到学生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学业或者到法国留学。当然，多纳迪厄夫妇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里能多些收入。多纳迪厄写信给总督先生替自己辩护：
我并没有去请这些学生，我没有做任何广告。面对他们的请求，他们处在困境之中，绝无可能继续上学，我认为接收他们是对公立教育最有利的保护和进一步补充。他们中的三个人1912年毕业考试没有通过，因为缺少名额，他们将不再有资格回到初中念书。其他六人则是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塔贝尔学校，在此我不愿深究；但可以确定，他们的父母肯定不愿意再把他们送回那所学校。后边这些学生中有三人打算留学法国，继续深造，希望通过长期与我们接触了解法语和法国人的风俗习惯。[35]
一场风波后，多纳迪厄夫妇还是按照自己的愿望留下了这些孩子并让他们在自己家里补课，最后如愿以偿地出国学习。多纳迪厄夫人对孩子的管教很严，也希望孩子们接受成才的基础教育。然而有一天，她却发现了一件让她十分担心的事情：一位十一岁的越南男孩把她四岁的女儿杜拉斯领到她们家堆放木板和杂物的房间里去了，他让杜拉斯与他一起做一个游戏，杜拉斯怀着好奇的心理等待着，只见那位越南男孩让杜拉斯抓住他还未成年的生殖器，然后他抓住杜拉斯的手来回搓动，过了不久，搓着搓着那位男孩的双手停了下来，然后他便双眼紧闭，如腾云驾雾般陶醉，那副模样，那副神情，弄得杜拉斯心中非常好奇，她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手中越南男孩那软绵绵的生殖器却让杜拉斯终生难忘。越南男孩在温柔的杜拉斯的小手中完成了一次未成年人的自淫。年幼的杜拉斯对男女之事尚不知晓，但是好奇的女孩知道……
记忆是清楚的，我被人接触过，那似乎就是受到污辱，有失名誉。
拿在我手中的那种形状，那种温热的感觉，我不会忘记。于是那个孩子把眼睛闭起，脸向着那不可企及的欢快扬起，这位痛苦的殉道者，他已经有所期待了。
我以后没有对我母亲再讲起这件事。她认为，终其一生，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她曾经对我说：不要再去想它，永远永远不要去想。这件事我长时间都在想，就像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一样。此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才在法国讲给一些男人听。不过我知道我母亲对孩子这类游戏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这一幕戏自身早已转换地点。事实上，它是和我同时长大的，从来不曾从我这里疏离避去。[36]
阿德莱尔在《杜拉斯传》中也对这件事做了如下论述：“玛格丽特等了七十年才将这段插曲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她感到耻辱吗？她一直把这个细节深埋在心底？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又重建了一种‘似真还假的回忆’？”[37]不知那个男孩的游戏是出于好奇，还是有意而为，总之他再也没有在她们家出现。
玛丽·多纳迪厄夫人并不想让那件事扩大，她悄悄地把那个男孩送走了。尽管如此，那个越南男孩当时的神情还是在杜拉斯的脑海中晃动了很长时间。无论如何，在杜拉斯母亲这种传统思想浓厚的人看来，童男童女之间这种有关性的游戏都是难以接受的。至于母亲怎样把那男孩赶出家门，如何向他的父母交代，杜拉斯永远都无从得知。然而此事本身对杜拉斯的影响很大。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异性陶醉而扭曲的脸，也许她手心握着的那个少年的生殖器留给她的温热和柔软，男孩那张预示着成人欢欲的脸，都过早地使她体验了男欢女悦之情。正因为如此，杜拉斯才敢于在十五岁半那年不顾母亲的三令五申，勇敢地投入那位中国情人的怀抱，在她看来，男女交往，自然包括性在内，属于人之常情。
就在母亲为此烦恼的时候，亨利·多纳迪厄又被任命去金边，游牧人的流浪式生活又重新开始。杜拉斯随着家人离开了河内，这个充满不祥与忧郁的地方，河内那个十一岁左右的越南男孩给杜拉斯上了人生第一堂性教育课。这不幸的遭遇中是越南男孩那张陶醉的脸。行政官员的住所是一块自由奔放的土地，那里，杜拉斯和自己认识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她也像越南小孩一样，赤着脚在大街上到处乱跑，她也和越南小孩一样满口的越南话，那里是她真正的童年，那里是她真正的故乡。
在我这一生，竟有这种事发生。我已经活到七十二岁，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居民点的林荫小道，在歇晌的时间，白人居住区，道旁开满金凤花的大街，寂无行人。河水也在沉睡。[38]
杜拉斯的两个哥哥先后辍学，大哥哥整天出入酒吧，出入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渐渐地成为瘾君子。他回到家里不是跟母亲吵架就是打骂弟妹，母亲则忙于应付学校里的事情。杜拉斯已经开始出落成一个大眼睛、圆圆脸、十分招人喜爱的小姑娘。她聪颖异常，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这使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吃惊，这个杜拉斯是哪里人，怎么突然间冒了出来。母亲固然很高兴，但因为是女儿，不是她最喜爱的儿子，也不十分在意。母亲希望她将来能继承父业，去学理工科，可是小姑娘另有所好。
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自从进入了小学，开头几年，这样的老生常谈就不绝于耳。我从来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脱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一关，让她心里总怀着那样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庆幸的。[39]
她要写作，再不喜欢别的。童年的杜拉斯随着父母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辗转，每一次迁徙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从河内到金边也不例外，杜拉斯命中注定要经历别人无法忍受的生命之重。金边留给她的也是家门不幸及由此引起的家庭争端。亨利·多纳迪厄于1920年12月31日从河内搬到金边市中心政府提供的住所里，那是一座非常漂亮、宽大、宁静的住所。母亲也在金边市一所公立学校找到了一份教师工作。这不同寻常的开端和好运，使全家人都相信好日子从此开始了。可是到金边后，父亲的脸上就很少露出笑容，他备受至今不明原因的病魔的折磨，由于病重，他只好再次离开金边回法国。杜拉斯在《情人》中是这样描述的：
那张表现绝望情境的照片是谁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河内住处庭院里拍的那张照片。也许是我父亲拍的，是他最后一次拍照也说不定。因为健康的原因，他本来再过几个月就要回国，回到法国去。在此之前，他的工作有调动，派他到金边任职。他在那里只住了几个星期。后来，不到一年，他就死了。[40]
他们在金边的住所，用杜拉斯的话讲就是那座柬埔寨国王的王宫，也正是在那个住所里，杜拉斯和母亲预见了父亲的离去。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得到父亲的死讯的。在接到电报之前，她已经知道父亲死了，前一天夜晚已经见到征兆，只有她一个人看到，只有她一个人能听到，是一只飞鸟半夜三更失去控制狂飞乱叫，飞到王宫北向那间大办公室里消失不见了，那原是我父亲办公事的地方。[41]
亨利·多纳迪厄离开金边之后就再没有机会回到印度支那，此番离开他魂系梦牵的地方竟成了他与妻子儿女的诀别。也许亨利·多纳迪厄不能原谅妻子没有随他一起回国，但对自己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故乡，他还是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安慰，他终于如愿以偿凝视着故乡的土地闭上了双眼，和前妻一起长眠在家族的墓地之中。游荡在印度支那的前妻阿丽丝的灵魂终于找到了栖息之地，在丈夫死后与他合二而一，完成了人间天上的一次绝唱。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怀疑杜拉斯父母之间的感情。
亨利·多纳迪厄的离去给杜拉斯的妈妈玛丽和孩子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玛丽并不了解丈夫的想法，她在丈夫死后曾急于要回法国料理后事。但后来还是留在金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丈夫在普拉迪尔的住所。邻居们都以为这是他们的遗产，其实他们在当时仅仅拥有居住权。那是杜拉斯第一次回法国，第一次与自己名义上的故乡接触，故乡的河流，到处盛开着鲜花的土地，郁郁葱葱的树木都凝固在杜拉斯的记忆之中。概念中的故土第一次在杜拉斯的脑海中具体化、形象化。
这一年杜拉斯已经八岁了，八岁的孩子，对父亲去世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巨大灾难还都没有知觉。她尽情地享受着没有父母亲管教的自由，尽情地呼吸着这块土地上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哪怕明天等待她和家人的是不幸。今天，只要今天还活着，那活着的生命就该自己去享受。杜拉斯和母亲、两个哥哥在父亲临终前所在的普拉迪尔小镇的住所居住了一段时间，母亲便向法国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当局提出申请，要求留在国内，不再返回印度支那。法国当局要求她出具一份医生证明，证明她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再适应去印度支那环境恶劣的地方工作，可是她拿来的医生证明上却写着，身体状况良好，完全可以继续在印度支那工作。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多纳迪厄只好又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儿返回了印度支那。一个妇道人家面对着眼前这庞大的社会机器，她试图驾驭它，却不懂它的运行规律，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落得悲惨下场。
多纳迪厄夫人不是一个容易退缩的女人，没能留在法国，她又向殖民地当局提出要求，她不想留在金边，希望留在西贡。主要理由是，她的丈夫在金边离她而去，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抛给了她，回到那里她不但要养活三个孩子，而且会触景生情想念自己的丈夫。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
据说殖民地当局专门为此做过调查，问多纳迪厄的同事们她是否值得这一恩准，回答是否定的，她是一个会带来灾祸的女人，丈夫的死与她有直接关系。没有人肯为她说句公道话。根据调查的结果，多纳迪厄夫人和孩子们必须返回金边，而且由于政府提供的住房是丈夫的，现在丈夫已死，他们母子四人当然不能再享受这一待遇。可是当多纳迪厄夫人提出领取抚恤金时，她因为拿不出丈夫去世的医院证明而领不到这笔钱。没有一家医院，一个医生肯为她出具这份证明。丈夫临死前既没有待在医院，也没有接受任何一个医生的治疗。多纳迪厄夫人甚至连丈夫已经去世的证明也拿不出来。结果在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支那甚至流传着多纳迪厄尚在人世的谣言。多纳迪厄夫人有口难辩，为了证明丈夫确实已死，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一次又一次地去西贡的殖民地医院，一次又一次地给马赛医院写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她的一次次努力，她的一次次恳求，终于感动了医生，他们最后同意为她出具一份证明。可是当她拿着医生的证明去找印度支那殖民地当局时，他们依然不愿意付给她抚恤金，理由是这份证明仅仅证明多纳迪厄先生患了疲劳症，却无法证明这就是他的死因。
多纳迪厄夫人仰望苍天，诅咒人世间的不公。为了未成年的孩子，为了自己的清白，她不停地上诉，直到丈夫去世六年以后，她才在1927年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以丈夫的生命加上她的伤心和泪水换来的抚恤金。那笔一年只有三千法郎的抚恤金由多纳迪厄未成年的四个孩子来分配，这四个孩子除了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所生的三个孩子外，还包括多纳迪厄先生与前妻阿丽丝生的二儿子雅克，雅克因为未成年，所以应该得到抚恤金的四分之一，可是雅克和他的监护人——叔叔罗热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分钱。多纳迪厄夫人的努力感动了上苍，1924年12月23日，当圣诞节就要来到时，她接到了一份让全家人狂喜的圣诞礼物——任命令，她被任命到沙沥当一所小学的校长。第二天，圣诞节前一天，她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金边。
杜拉斯已经十岁了，记忆深处的印度支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川流不息的河水时不时冲来一些死去的动物和干枯的树木。那里不再是封闭的世界，不再是殖民地。当时的永隆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女子小学，一所是男子小学，多纳迪厄夫人这一次不再教书，只是来这里担任校长。除了管理这所女子学校，她还兼点课，收入就非常可观了，每月达一万法郎，还不算她后来得到的抚恤金，杜拉斯的母亲出生在法国北方贫苦人家，她对金钱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她不但非常需要钱来证明自己在印度支那发了大财，就像她二十多岁时看到的那幅画一样，过着高人一等的奢侈生活，家里雇用着当地人，为他们提供优雅的服务，那才是白种人在殖民地的生活。而且她还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她要用钱来使自己的两个儿子，尤其是大儿子上学，她要用钱让儿子过上好日子，永远不愁吃穿。正在玛丽·多纳迪厄夫人满怀希望，梦想着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时，法国当局颁布了一条命令，凡是殖民地上的白种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发财致富的小户白人）都可以低价得到三百公顷的土地。可是玛丽·多纳迪厄夫人胸怀大志，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一名百万富翁，她要更多的土地，要在那片一望无际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王国，实现自己的梦想。玛丽·多纳迪厄夫人又是写信，又是求情，法国当局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但是印度支那的土地已经分配完毕，只有与越南接壤的一个叫朗姆的地方有一块土地。玛丽·多纳迪厄夫人花去了二十年的积蓄才买到这块土地。那时，她已经被任命为沙沥女子学校的校长，在确保小学校长的位置不致丢掉之后，她向学校请了半年假，来到了她购买土地的地方，从沙沥来到这里，需要走一天一夜。
杜拉斯的母亲不谙官场规矩，不懂得向土地局行贿，她以为只要拿着钱就可以买到上好的可耕地。她的想法太天真了。殖民地有权有势的白人们掌握着那些无依无靠的中下层白人的命运，掌握着那些被吸光血、榨干油的被剥削压迫的当地人的命运。他们尽情地玩弄着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希望他们早已知道谜底的游戏能够继续下去，永远不要停止。只要这台巨大的游戏机能够运转，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金钱和享受就能在他人的血泪交织的悲惨故事中继续。
伟大的时刻到来了，杜拉斯生命中被反复讲述和书写的生活故事上演了。杜拉斯的母亲兴冲冲地把钱交给土地局的官僚们，又兴高采烈地买下了靠太平洋的一大片土地。多纳迪厄夫人在那块土地靠村庄的地方盖了一间永远也没有封顶的房子，只是用草代替瓦。那间被称为般加庐的茅草屋是杜拉斯永远的记忆，正是在那间房子里，当母亲耕耘她那块希望之地时，杜拉斯和二哥唱着希望之歌，唱着离别之歌，用歌声向往城市生活，向往遥远的西贡。
买到土地的当年，杜拉斯的母亲就把近二百公顷的土地种上了稻米，3月稻苗已经长了出来。她的希望随着春风摇动，稻田里泛起了她绿色的梦。母亲盘算着秋天的收获，想象着大把的钞票像绿色波浪滚滚而来。然而7月的海潮击碎了她的幻想。7月到了，7月带来了多纳迪厄夫人的厄运，太平洋开始涨潮了，没有几天时间，那块近二百公顷的土地除了靠海边茅草屋附近二三亩地，都成为一片汪洋。转眼之间，母亲一年来的辛苦及辛苦之后的企盼都被海潮无情地淹没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母亲不知所措，缓过神来，她才意识到一年的收成已经付之东流。然而她并未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只是简单地认为，第一年仅仅是偶然海潮过大而造成海水大涨。第二年她又开始插秧、播种。3月的风吹动了一片绿色的禾苗，微微的和风轻轻拂着蓝色的海面。多纳迪厄夫人每日都在稻田里劳作着，不辞劳苦，只等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她本来就是农民的女儿，对艰辛的耕作并不陌生，她每天头戴草帽，顶着日头，赤着双脚，完全像越南妇女一样。东方的岁月，东方的空间已经在她的头上、脸上、心中、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根本不像那些养尊处优的白人女子，不但没有当地人每天侍奉她，而且还要亲自下田劳作。甚至从长相上，她都慢慢地接近了东方人。东方那一块神奇的土地，有着痛苦、创伤，也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有时是苦涩的，有时是美好的。无论是谁，是匆匆的过客，还是久居的人，只要经历过那片天空中太阳的点化，经历过那炙人的阳光的锤炼，只要有过与东方人为伍的生活经历，那里的醉人暖风，那里的迷人景色，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自然环境便不知不觉地映入脑海，流进血液。那鲜明的印记不但刻在那人的脑海中，改变着思维习惯，而且也刻在脸上，改变着体态，不知不觉中，他的生命便融进了许多被称为异国文化的东西。
多纳迪厄夫人一家就是被东方土地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几乎异化的西方人。正当多纳迪厄夫人等待着收获季节来临时，7月的太平洋海潮如期而至，第二年的情景与前一年完全相同，海边的土地全部淹没在海水中，多纳迪厄夫人这才意识到自己买到的那块土地根本无法耕种，二十年的省吃俭用已经无可挽回地付之东流。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写道：
第二年，母亲从头再来，海潮又起，那时她才明白了事实真相：这是一块不毛之地，几乎长年要被大海侵蚀。[42]
多纳迪厄夫人怒气冲冲地找到朗姆土地管理当局，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出租这种不毛之地，她要求他们给她换成能耕种的土地。然而多纳迪厄夫人不谙当地事理，不知贿赂官员，她的要求自然无人理睬。她侮辱那些官员，威胁他们要向上控告，殊不知土地局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上边也这样做。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她不是那种轻易服输、轻易放弃的人。在控告无望的情况下，她突发奇想，要筑一道堤坝来挡住太平洋的海潮。她便开始设计图纸，请来了当地那些一贫如洗的农民，她给那些当地人描绘美好的明天：堤坝修筑好后，后边会是一片富饶的农田，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再也不用去吃那让人吐酸水的青芒果，收获之后，他们可以开食品加工厂，开办学校，农民们再不用忍饥挨饿。孩子们再也不会因为疾病、因为饥饿而死亡。到那时，所有家庭都会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农民们被杜拉斯母亲的情绪所感染，他们怀着满腔热情，跟随这位已经不算年轻的白人母亲开始了那长达三个月的乌托邦经历。杜拉斯在后来写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的：
邻村的所有男人们都来了，母亲派伍长领他们。母亲把他们集合在破屋周围，给他们解释她想干什么。
要是你们想干的话，我们不用那些狗官们的帮助就可以造出几百公顷土地。我们要修筑堤坝，两个堤坝，一个与大海平行，另一个……
农民们感到惊愕。因为千百年来大海就吞没着这块地，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从来没想过阻止大海。再说他们太贫穷了，他们面对因为饥饿而死的小孩，面对被盐碱地烧死的禾苗，只能束手无策，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43]
也许那些农民并不去想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本来已经一无所有，最坏的情况不过是依然一无所有，他们也不会损失什么，再则，他们感到眼前这位法国女人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悲惨命运，他们对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充满信任。也许他们从她的热情和自信的讲话中隐约地看到了某种希望，为了令他们无比激动的希望，他们茫然地听从着她的安排。开始只有上百个人来到工地干活，多纳迪厄夫人给他们解释如何打桩，如何修筑堤坝。过了不久，又来了许多人。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修筑堤坝的行列。
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南亚丛林的农民，逆来顺受，从来没有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进行过反抗。也许他们受到了这位白人夫人的鼓舞，也许他们从开始就等着有人能够领导他们干上一场即使失败也可以让他们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也许会因为这条堤坝而改变。等所有农民都动员起来，多纳迪厄夫人就开始买木桩，开始做准备。她首先要等海水全部退去，等地全部变干才能开始施工，她利用这段等待的日子不分昼夜地拟定计划，她也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不但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几个孩子，也为了那些可怜的农民。她提出了开发那五百公顷土地的计划：不但要生产大量的粮食，供养这些农民，而且还要办粮食加工厂，等等。她买好木桩后，用自己仅剩的一点积蓄买了些木板在河的入海口盖了三间小哨所，她称之为哨所村。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海水退潮了。轰轰烈烈的修筑抵挡太平洋堤坝的工作开始了。杜拉斯在以此为书名的小说中这样写道：
这段时间是母亲一生满怀希望的日子。
男人们用车子把木桩从路上一直运到海边，然后就开始工作，母亲黎明时和他们一起上工，晚上和他们一起收工。……晚上母亲有时候给那些农民发一些奎宁和烟，然后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他们生活的改变，他们和她一起大笑。[44]
晚上，当农民都去休息后，多纳迪厄夫人还在那间没有完工的草房里点着油灯，拟定着一项项伟大的计划，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她的眼前是一片宽阔的土地，一排排整齐的厂房是自己的食品加工厂和仓库，那些农民穿着整齐的服装在里边上班。大片的稻田是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供应地，这里将是从种植到生产到加工的一条龙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她就是这片基地上的女皇，她的孩子们，农民的儿女们都会穿上干净的衣服，都可以过上城市人的生活。等有了钱之后，她再给附近建一所学校，那将是一个自由自在，不再受制于人的世外桃源。草房里的灯光每夜都亮到很晚，那是茫茫深夜的一盏明亮的灯，是绝望之中的希望，只要有了那盏灯，农民们不再迷茫，孩子们就有希望。灯光下的多纳迪厄夫人如同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每日调兵遣将，指挥着这巨大的工程，她成竹在胸，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会失败。杜拉斯记忆深处的苦涩因为那盏明亮的灯而变得实实在在，如同今日的切肤之痛。草房里的灯光是杜拉斯永远不熄灭的记忆之火，无论在何处，只要那灯光还在闪亮，记忆就会像开闸的河水滚滚而来。
这时的杜拉斯和她的哥哥在干什么呢？杜拉斯的母亲已经把大儿子送回法国北方，在丈夫的故乡为他找了一位神甫做监护人，儿子居然深得神甫的喜爱。那时多纳迪厄夫人送大儿子回国，原因有三：一是担心印度支那的环境会影响儿子的成长，那里的教育水平和人的素质都不能满足她对孩子的教育。二是丈夫去世后，她实在无力养活三个孩子。三是大儿子与二儿子和女儿之间的矛盾很大，自私的大儿子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干什么事都要优先。杜拉斯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没有了大哥皮埃尔的威胁，没有了母亲玛丽·多纳迪厄的管教，杜拉斯和二哥在东南亚丛林里成了无人管教的孩子。他们每天和越南小孩子一起疯跑，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玛丽·多纳迪厄的草房前有一个池塘，杜拉斯和二哥保尔每到下午就在里边戏游，头顶的日头火辣辣的，照射在他们的身上。
杜拉斯也像男孩一样在池水里嬉戏着，游累了的时候，她就会回到池边，望着那条一端通向大海，一端通向西贡的大路，开始幻想。每天都要呆呆地坐在那里，等待着一个钟情于她的人，把她带走，离开这片土地。哥哥保尔和她一样，他在等待着他自己的女神。
夜幕降临时，保尔就带着杜拉斯去那近乎原始森林的树林子里狩猎，体味那夜色之中的恐惧混合着即将捕到猎物的狂喜。那些恐惧夹杂着惊喜，失望孕育着希望的日子变成了杜拉斯以后一部小说的标题：《成天上树的日子》。也是在那里，杜拉斯对二哥的感情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无法复制而且超越了兄妹之情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中。杜拉斯在《情人》中这样叙述道：
我的小哥哥和我，同他一起住在前廊里，空空张望着面前的森林。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再也不到水渠里去洗澡了，也不到河口沼泽地去猎黑豹了，森林也不去了，种胡椒的小村子也不去了。我们周围的一切也长大了。[45]
杜拉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里的苦难生活。每天吃的只有米饭和从池塘里摸到的鱼虾。更苦的是祖辈居住在那里的农民，他们的土地被殖民地当局掠夺一空，然后又高价卖给殖民地上无权无势的白人。农民的孩子就像一钱不值的动物，出生，就等着死亡。生前吃的是青芒果，死后还得回到芒果丛中。孩子死了，父亲就在家门口的芒果林中挖一个土坑埋进去，那是一种最纯朴、最自然的仪式，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中去。没有痛苦，却表现着人间最大的悲哀和无奈。
就在多纳迪厄夫人整日忙于和农民们修筑堤坝时，杜拉斯和二哥保尔不是去丛林里狩猎，就是在小河里捕鱼，那里的树林、小溪、田野都留下了杜拉斯苦涩而美好的童年，那终生难忘的地方给她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尽管那时母亲总是提醒她不要和越南人混在一起，要记着自己是法国人，可是在杜拉斯的心中，刻骨铭心的东南亚、走来走去的土地就是她的故乡。她想不清楚，自己的故乡竟会是远在天边的法国，她对那里的一切是那么陌生，那么难以接近。连她自己也这样承认：
我现在才发现，那时，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一点，那就是这个法国种，法国国籍的外表完全是假的。[46]
湄公河才是她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她之所以敢公然声称自己与印度支那的特殊关系，就是因为印度支那是她曾经生活的一片天地，那里容纳着她的童年。而法国对她而言仅仅是她母亲每日所说的“你们是法国人”那句话，那只是一句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话而已。
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喜欢茂密的热带丛林，喜欢在河边奔跑，在河中像野孩子一样洗澡。她喜欢吃芒果，芒果汁流得满嘴都是。“我们吃水果，打野兽，赤脚在小路上走，在河里游泳，去抓鳄鱼，那时我才十二岁……”
虽然美中不足，但珍贵无比，让人想起美好的过去，想起那种永不复返的诱惑……[47]
“永不复返的诱惑”在反复体验和回忆中展开，成了杜拉斯挥之不去的梦幻和情感栖息地，成了她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在无人看管的日子里，她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自由。杜拉斯后来不愿意再回到印度支那，是因为她想无限地保留自己对那片土地的探索权。随着时间的推延，主观色彩越来越强烈，杜拉斯在反复的寻求之中，逐步建立起远离事实的个人想象地，似真还假，把读者引入了迷狂的回忆之穴。
“洞”，她喜欢用这个词来比喻写作这口又黑又深的井，那是写作所需的秘密活门。“洞”是用来指她的“黑屋”的，一团团记忆纷至沓来，堆积在那里，她，一个作家，充满火热的激情，顽强地驱逐它们。[48]
“黑洞”之中，堤坝的故事在杜拉斯的想象中与事实并行，童年最不愿意触及的记忆被打开了，“黑洞”中的光线是那么暗淡，无法冲破。堤坝终于修筑完毕，多纳迪厄夫人感到奇怪的是当地官员竟无人过问，她原来想堤坝修好，几百公顷的土地肯定是官员们眼里的一块肥肉。他们肯定懂得修筑堤坝的重要性，也肯定为多纳迪厄夫人的举动而吃惊。所以多纳迪厄夫人没有给他们写信，也不想去见他们。她怕那些人节外生枝，破坏了自己的全盘计划。堤坝修好后她才给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方圆几里约五百公顷的土地即将播种、收获，土地局的官员也没有回复她。禾苗播种完了，梅雨季节来到了，多纳迪厄夫人每天来到堤坝围起来的田地里察看，禾苗一天天变绿、长大。7月的涨潮季节到了，汹涌的海水冲击着堤坝，数以万计的小螃蟹在堤坝里钻来钻去，原来就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一点也不结实的堤坝终于被冲塌了。禾苗被淹，稻田被淹，多纳迪厄夫人安排在监测哨所中的几户农民也驾起小船四散谋生去了。海水中，仅仅留下了无数的木桩，在起伏的海水中晃动，那是多纳迪厄夫人扯起的白旗，那是这段悲歌敲起的丧钟。没有歌声，没有哭泣，只有那些木桩见证这段历史。邻村那些和多纳迪厄夫人同甘苦共患难的农民，那些也幻想过，也渴望过的农民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回到自己逆来顺受的生活中。他们的生命所燃起的那点火花一夜之间便被无情的海水淹灭。在这片潮湿而闷热的土地上，农民的儿子继续饿死，农民继续把他们掩埋在到处都是沼泽的丛林中，他们并没有怨恨多纳迪厄夫人。第二年，那仅存的一点堤坝也被海潮冲走，那段轰轰烈烈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关于这段经历，杜拉斯在《情人》里是这样描述的：
在这个地方，人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张望着森林，空空等待，哭泣。低洼地肯定是没有指望了，雇工只能到高处小块土地上耕种，种出的稻谷归他们所有，他们人还留在那里，拿不到工钱，我母亲叫人盖起茅屋，用来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他们看重我们，仿佛我们也是他们家族中的成员，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看管那里的般加庐，现在仍然由他们看管。尽管贫穷，碗里倒不缺什么。屋顶常年累月被雨水浸蚀朽坏，逐渐消失了。[49]
堤坝被海水冲垮后，多纳迪厄夫人像霜打了的树叶，那维系她生命、支撑她生活的唯一希望眼巴巴地被摘走了。那段日子她跟谁都不说一句话，她的生命好像已经被堤坝耗尽了，连说话、倾诉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差点死去，那时她恍恍惚惚，颠三倒四，完全失去了理智，我们想她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觉得她真的太生气了，她真想就这样死了算啦。堤坝垮掉后，她就开始一点点死去。显而易见，愤怒、生气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现在我提起此事也难平静下来。她去控告，她去反抗。然而，那时的贪污腐败真是太可怕了，太厉害了。我们发现所有的官员，无论是土地管理局的官员，还是殖民地的行政人员，人人都行贿受贿。[50]
杜拉斯在她另一部访谈录《话多的女人》中也谈到了东南亚官员的腐败：
我记得一位殖民地官员。也许他已经死了，可是他的儿女们还活着。他叫B……那时，在印度支那有税收，有一种人头税，农民、居民上交的人头税，在交税的季节——我见过那场面，我看了好多年那场面，每年几乎都在同一季节，数不清的小舟从农村来……许多许多的人给行政官员带来了他们的税负，带来了他们的人头税，有的放在小舟里，有的放在小舢船里。他们只有那可怜的三个或十个皮阿斯特，我记不清是多少了，裹在手帕里。来到殖民地行政管理办公室，人家便对他们说：“是的，税收是三个或十个皮阿斯特，但还得多交一个给行政长官。”许多人就因为交不起那一个皮阿斯特，只好在湄公河上等几天几夜……[51]
那些交不起付给行政长官的税的人最后就要被罚或修路修坝，去干苦力活。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开始，多纳迪厄夫人以为只要有理便可取胜。她三番五次地上访、祈求，希望那些行政管理人员能可怜她这妇道人家和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当她的祈求变得无望时，她便开始威胁，开始控告。她给当地的行政长官写了许多信，希望有人能还她一个公道，给她换几亩好田。可是她的一切控告信都被那些腐败的官员锁进抽屉，如石沉大海。此时有人提醒她也去贿赂行政长官和他的下属们。当时母亲的那种绝望，成了杜拉斯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绝望成了杜拉斯最具悲壮心理的美，在杜拉斯看来，这种美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比拟：
有一个绝望的母亲，真可说是我的幸运，绝望是那么彻底，向往生活的幸福尽管那么强烈，也不可能完全分散她的这种绝望。[52]
“绝望的母亲”赋予了杜拉斯永不服输的品行，同时也经常成为杜拉斯书写的对象，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女儿始终与母亲相伴而行，成为不离不弃、相依为命的一对。杜拉斯在《情人》中所提到的绝望正是母亲经历丈夫离去、堤坝坍塌的这段日子的写照。此时，多纳迪厄夫人已经一贫如洗，绝望之际决定离开这块给了她无限希望最后又让一切毁于一旦的土地，她想回到西贡那个叫沙沥的地方继续教法语。那一年是1924年，杜拉斯刚好十岁。十岁的杜拉斯已经陪着母亲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尤其是母亲修坝的五年，是杜拉斯一生中家境最苦，从而令她刻骨铭心的一段时间。杜拉斯早期提起这段经历时，对东方这块土地，简直就充满了仇恨之情。对那里的腐败，对当地人那种如鲁迅所说辛苦麻木的生活，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明显的蔑视。东方那片神秘的天空下，曾上演过多少母亲的大喜大悲，以及由此带给童年杜拉斯的苦涩与欢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全都渐渐地演化成一种遥远而美好的回忆。
注释
[1][法]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2][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意]詹尼·瓦蒂莫：《现代性的终结》，李建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页。
[4]指《情人》。
[5][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情人·乌发碧眼》，王道乾、南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6][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乌发碧眼》，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7]姜智利：《萨特与〈词语〉》，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04期。
[8]姜智利：《萨特与〈词语〉》，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04期。
[9]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75页。
[10][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龚卓军、王静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24页。
[11][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14][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格扎维埃·戈蒂埃：《话多的女人》，巴黎：子夜出版社，1974年，第137页。
[15][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龚卓军、王静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35页。
[16][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7][法]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国北方的情人》，施康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页。
[18][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19]Yann Andrea,M.D.,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83,p.98.
[20][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1][法]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9页。
[2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24][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25][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26][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27][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28][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29][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54—55页。
[30][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
[31][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32]Marguerite Duras,Outside,P.O.L,1984,p.277.
[33][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34][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35][法]让·瓦里尔：《这就是杜拉斯（1914—1945）》，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36][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2—33页。
[37][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38][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39][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40][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41][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42]Marguerite Duras,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Paris,Gallimard,1950,p.50.
[43]Marguerite Duras,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Paris,Gallimard,1950,pp.33—34.
[44]Marguerite Duras,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Paris,Gallimard,1950,p.56.
[45][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46]Marguerite Duras et Michelle Porte,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7,p.60.
[47][法]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48][法]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1—38页。
[49][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50]Marguerite Duras et Michelle Porte,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7,p.59.
[51]Marguerite Duras,Xavière Gauthier,Les Parleuses,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4,pp.136—137.
[5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