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门口的信箱里,我挑选出三封信,不打开就塞进背包里,等着在旅途上看吧。你立刻可以看得出来,那是几封名副其实的书信,地址不是事先印好的,而是用手写上去的(笔迹也不是打字机模拟的)。这几乎是盛夏里的惯例。八月前两个星期,正是人们可以有盼头的日子,终于不受所谓的国家打扰了——即使你对此真的不抱什么希望。然而,这显然是些书本上所谓的夏日书信,如果说这一刻之前还不是,那么此时此刻此地则名副其实。瞧瞧信封吧,那可不是什么常用的款式。信封纸带有夹层,摸上去感觉非同寻常,沙沙地响,闻起来有股什么味道,有一种预示着某些东西的波动。信封上的两三种笔迹,我认出了是几个朋友的。同时,它们看上去与其他月份里写的字体不同,更大,间隙更宽。不管怎么说:由此可见,他们还健在,这个或那个朋友。第三封信上没有发件人的名字,只把我的地址写作“无人湾”,不知道是谁的笔迹。在我的想象里,也不是夏日特有的笔迹。不过这封信也沙沙作响,让你抱着很多期待,而且比其他两封要重些。我恐怕会把它放到最后才打开。再说吧,我几乎感到有点问心有愧。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多年来都是这样,那个女邮递员骑着邮递自行车,必须从市政大街拐弯,前往林荫大道尽头的大门。这是她每天投递路线上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我心想。普通信件至少时不时还要送达这些地方。这期间,女邮递员头发渐渐变得花白,她不久就要当奶奶了。
市政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一辆小车行驶。也就是说,好像永远会是这样。同样,周围最后连那条狗也无声无息了,不只是因为午后天气酷热。燕子们的尖叫无声无息了。一整天,甚至一整月,那只雕也无影无踪了。来年夏天再见吧——如果还有机会的话。而另一方面——为什么说“另一方面”?——这种寂静并非无声无息。笼罩在此时此刻的寂静毫无声息,作为沉默转移到我的身上——一种非同寻常的沉默。这不是那种让布莱兹·帕斯卡1感到毛骨悚然、空间无限的沉默,而只是此时此地这个空间弥漫出的一种沉默,一种普遍的沉默。它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任何被妄加评论的无时性,而是来自时间的停滞和领悟。此外,它也在一秒又一秒地产生作用,作为物质,而非幻象,正是作为这个所谓的真实时间中的另一个真实时间。在这样一些视野开阔的沉默瞬间,比起通常来,这样的时间更容易让人感觉到,更容易让人穿越。一种沉默,它意味深长,光芒四射,从毛骨悚然是“人类最美妙的组成部分”这句话来看,也令人毛骨悚然。是的,的确如此:此时此刻,这种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沉默是一种凝聚起来的沉默。它凝聚又凝聚,反反复复。可这也是一种如握紧拳头一般的凝聚。当拳头张开,一切变得明晰:握紧的拳头不过是一种表象,是无比温柔地张开前的瞬间。我依然站在敞开的花园门旁,心想,在皮卡第地区,在这片几乎荒无人烟的大地上,我恐怕再也没有可能领悟到这样一种沉默了,哪怕是令人颤抖的刹那间,而且不只是在那里。这几个星期,在四面八方的田野上,无论白天黑夜,收割机到处轰鸣,响彻大地。我的目光穿过花园,投向瓷釉做的房门门槛,那是我当年搬进来时专门定做的,连同上面的铭文,只有半句话,我相信出自约翰的启示录,是用希腊语写的:Ho hios menei en ta oikia, eis ton aiona。儿子待在家里,直到永恒。——待在家里?回到家里?我走到门前,顺手拉上门。后来,我甚至打算把门锁起来,而且要锁两下,与平常截然不同。平常我只是把门掩上就是了,即使出门好久也一样。然而,当我旋转第二圈时,锈迹斑斑的门钥匙断掉了。这时,我不禁想起了从前一个夏日。当时,有人让我这个半大小子拿着一把钥匙去车里拿点东西,可我开车锁时车钥匙断掉了。当我两手空空、惭愧地走回去时,母亲自豪地冲着周围的人说:“你们瞧瞧,我儿子的手劲有多大啊!”此时此刻,面对这把断掉的门钥匙,我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偷水果姑娘恐怕也难以穿过这样的障碍吧。”
穿过柏树林荫道,踏上国道。实际上,那不是一条公路,柏树林荫道也不是林荫道。但是我说了算,为了这个故事,也超越这个故事,因为在我的自我意识中,时而也会出现一个名叫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人,他的自我意识始终为我指点迷津。可以说,这样说“合乎实际”:事实上,穿过林荫道,缓缓上坡,接着就来到公路上。平日离家时,走上坡道,让我觉得惬意,因为这使我实实在在感受到脚下的大地,也强健了我的膝盖。当然在这满怀疑虑的一天,走上坡道的惬意荡然无存。这不只是因为鞋有问题。我现在才发现,面临着遥远且无疑也十分艰辛的路途,这双鞋——真的是这样!——显得太轻薄了。回去换上一双皮靴或一双鞋帮高过脚踝、鞋底厚实、历经几十年考验的John Lobb鞋?绝对不可能回去。天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把卡在门上的钥匙?不:我似乎也可以穿过花园墙上一个隐蔽的、只有我知道的洞口回去。不为什么。此时此刻,可不是我说了算,而是这个故事。
林荫道尽头停着一辆车。车里没人。“谁居然把车停在我的林荫道上!”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所有者,他要把这个外来的玩意儿从自己的领地上赶走,要拿一块石头砸破入侵者的车窗玻璃。当然这里只有小石子,况且它们都被踩得结结实实,嵌镶在林荫道地面上。天哪:你瞧瞧挡风玻璃雨刷上那个带有七彩蛇标志的圆盘。这不是一位大夫的车吗?大夫的车不会因为我而停在这里吧?难道我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要看看车后边是不是载着一副担架,上面有一条条皮带,以便转运时用来固定我。
这时,我恍然大悟,这是那个护士或理疗师的车。几年来,她一直上门护理患病的邻居。每个星期来一次。邻居家位于林荫道与市政大街交汇的拐角。国道上没有停车的地方,于是就这样约定,护士把车停在“我的林荫道上”。这甚至让我受宠若惊。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以德来报邻居之怨了。再说吧,如今已经习以为常了,邻居也不会怀有恶意。当他身子骨还硬朗,甚至无比硬朗时,他总是对我心存不良。
就在邻居患病前,我们彼此的关系已经变得亲近了。他妻子去世了,一个像从娘胎里出来就满脸皱纹的人。她是家里唯一一个——家里还有几个孩子,他们很早就看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童稚气——时而会被看作另类的人;与其说她从家里出来、发动汽车、出门、回家、关房门、拉百叶窗时跟别人不一样,倒不如说人家常常看到她不是坐在火车站酒吧前喝咖啡或喝酒,就是在大街小巷里荡来荡去,或独自在无人湾的树林里游荡,从来都没有丈夫和孩子陪伴。夏日里,恰如现在,正当欧洲黑莓成熟时,这女人迈着敏捷的步子,穿梭在荆棘丛中采摘黑莓,装进一个像是隐藏在长袍下的铁皮桶里,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仿佛这样采摘黑莓对她来说有失体面。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丈夫,还有几个早熟的孩子。有一次,或另一次,她鬼鬼祟祟地朝我望过来,眼角里流露出某种同谋的神情,瞬间甚至是喜悦,小偷的喜悦。这时,我离她还有一段距离,一门心思埋头于荆棘丛中,做着同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干这样的事,有失我的身份,也有失她的身份。
林荫道在我的庄园前终止了,但经过庄园后接下来是一条行车道,与一条平行于国道的小马路相连。邻居开车时把林荫道当作连接道,以便接着在支道上行驶得更快些,因为市政大街上常常堵车。他没有利用林荫道的权利,这可是我的林荫道啊!我亲手修的!亲手养护的!亲手铺的碎石!亲手平整的!亲手修剪的!(感叹号是我加的。)他滥用权利,没意识到这样做不对,可也并非故意为之。就这样,尤其是在林荫道与连接道拐弯的地方,邻居总是风驰电掣般开过来,猛地刹车,林荫道上的石子和碎石随之四处飞溅,路面因此也变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与庄园后的自然之作,也就是花园世界相比,这里呈现出一个迥然不同、连绵起伏的世界。面对被弄得坑坑洼洼的路面,每个星期我也就变成了修路工和养护工,又是耙又是挖,又是填又是平,边干边骂。只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堆成直线的碎石丘和碎石坑一直延伸到正规的国道上,形成了另外的节奏。下雨时,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水洼和水潭波光粼粼,以原有的清新映入我的眼帘。
他妻子死后,一连数日没有车驶过林荫道,更不用说超速行驶了。只能听到远方国道上传来的呼啸声。我向来对此中意,也喜欢时而响起的咆哮,甚至怒号。后来有一天清晨,花园门前的碎石路面上响起咔嚓咔嚓的刨挖声,一直响个不停。响一会儿,停一会儿,很有规律,连续不断。时而回响在林荫道这儿,时而又回响在林荫道那儿。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间,也不用去看,我就明白过来了。我打开花园门,只见邻居拿着钉耙,正在填埋整个林荫道路面上被车碾压的坑洼。他耙起来远远比我效果好。他手脚并用,比我在行多了。他边干边哭,默默无声。他注视着我,继续哭个不停,又是刨耙,又是平整。我向他走去,拥抱他。这时,他一下子放声痛哭起来。我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哭声。
有好一阵子,邻居干脆就不开车了,生怕弄坏了林荫道的路面。如果要出门,他就步行穿过林荫道,经过门前时敲敲花园门打声招呼。我也回应一句。后来,我甚至第一次看见他步行游走在无人湾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以前无论去哪儿,他都会开车,哪怕去只隔着几栋房子的超市,去相距不远的园艺工具和家庭手工艺品商店,去近在咫尺的不动产交易所,因为他天天都要在那里研究当地地产和房价波动趋势。就是去仅有一箭之远的无人湾教堂,参加为他妻子举行的葬礼,他也要开车带上几个成年孩子,轰轰烈烈地穿过林荫道。车后面还坐着另外几个同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人。他们全都跟他一个模样,如同一个模子里浇筑出来的。
有个奇特景象,他之后步行,总是光着脚,不戴帽子,简直笨手笨脚,连自己都觉得陌生。他走在路边上,手里拿着法国面包棍或者修好的鞋。他走在人行道上,甚至树林里,离那片欧洲黑莓空地不远。
之后又过了一阵子,我当然又听到他开着车缓缓驶过林荫道,慢慢悠悠,走一步是一步,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他鬼使神差地又来劲了,开着一辆有可能底盘更重的车,飞驰过林荫道上的碎石路面。他有了一辆专门为他配置的、发动机一启动就突突叫的车。这样一来,石子从林荫道路面上又飞向四面八方,击打着柏树干——直到他患了病。也就是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突然间感同身受,觉得与他同命相怜。可在之前,我有时恨不得他早点死去才好呢(“一个不得好死的东西!”)。
后来,我从另一个邻居那里获悉,这个邻居抱怨过我:他觉得受到了来自我家和花园里的寂静的打扰。即便说不上是威胁,那也是一种寂静打扰,一种寂静折磨。
两个邻居在门前波浪似的碎石上拥抱,这事已经过去好久了。耙路的邻居曾经是一家日本寺院的园艺师。在我的脑海里,这次拥抱并未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经久不变的,倒是某些另外的东西,时至今日依然挥之不去,而且还会——又是这样确定无疑——继续回响在我的耳际:不可见的钉耙(或铁扫帚)的响动,还有拥抱之后接着继续耙刨碎石的声音。这时,我已经回到花园里,顺手拉上了花园门。
再说,此时此刻,耳边响起了另一个嚓嚓声,那是同一把钉耙或铁扫帚的嚓嚓声闪现在我的意识里。在这里,我要继续讲述它,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没关系。这响声不是我自己亲耳听到的,而是道听途说来的,流传下来的,是一个家庭故事。它说的是一个半大小子的故事。他当时几乎还是个孩子。他是祖父母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两次大战期间,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小学生,九岁学龄初就被送进了一所远离家乡的寄宿学校,并且成为家族中的第一个去上大学的人。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夜里,离天亮还很久(童年时,人家就是这样给我讲述的),留在村里的人,诸如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在我的想象中首先是这几个人——被院子里扫地的嚓嚓声吵醒了。那是从寄宿学校逃回来的儿子和兄弟。他想家心切,乡愁与日俱增,于是夜里沿着当时无疑——尤其在这样的时刻——没有车辆行驶的公路,徒步跋涉了四十公里路程,回到村子里。他在漆黑的夜里打扫院子,以此表明他是这里的一员,别的什么地方都不是他的家。他命中注定无法享受到强加于他的“继续深造”的机会,最终连同一个普通士兵的坟墓永远留在了一片草原上。
之所以在这里讲述和重复这个故事,并且把它与那个在我的地产上打扫、耙刨和铲挖的邻居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当他打扫路面的响声持续不断地回响在我的耳际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这些留在记忆里的东西,这些不仅值得流传,而且也真的呼唤和呐喊着要继续讲述和流传下去的事件毕竟会超越任何民族、国家和大陆界限。无论这样一些通常微不足道的事件在人世间多么迥然各异,但同时——在所有强权统治的国家里?不,在没有这样的强权统治的国家里——又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事情让我突然明白过来了:这样一些至少在我的眼里波及世界的所谓小事件,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我都没亲身经历过。就像兄弟打扫院子的故事,即便不是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是在我还年幼时,就有人给我讲过,比如弱智姑娘的故事,它持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早早就为我指点迷津。弱智姑娘被一个农夫弄大了肚子,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在院子里成长,却不知道这白痴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有一天,孩子被缠在绿篱里出不来,姑娘连忙跑过去,把他从绿篱中解救出来。这时,孩子问家庭主妇,也就是他以为是他母亲的女人:“妈妈,为什么傻女人的手那么柔软?”——这也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件,而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我很久以前就反复讲述过了,并未添枝加叶,一切顺其自然。在欧洲边界之外,它变成了一支布鲁斯民谣,比方说,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乡村,或在叶尼塞河以外的西伯利亚地区。
相反,自己所经历和同时呼唤着要继续讲述下去的事件只是少之又少的例外,有可能比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还要稀少。然而,此时此刻,借助这个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可以经历什么呢?这个故事需要流传下去?这样一个故事真的连一次也没被讲述过?这难道不就是今天的一个故事吗?或者?或者也不是?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
我从容不迫。当我到达柏树林荫道的尽头时,女护士已经把车开走了。经过理疗以后,或者不管怎么说,病恹恹的邻居至少有了把女护士送到门口的体力,或活力。他此刻站在门前,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双手紧紧地扶着栏杆。他装了一只假眼睛,但是另一只真眼睛也深深地陷入眼眶里,看上去很呆滞,颜色也变得白晃晃的,好像与那只假眼睛的颜色挺般配,而非形成了反差。令人诧异的是,他在注视着什么。他的确在一只眼睛里感受到了国道和正在拐向那儿的我。他从门槛上向下和我打招呼。可尽管如此,他打招呼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下面传上来的,从一个地下室孔洞里,从一个深坑里。那是一种他用来愚弄我的声音。患病前,这曾经是发号施令的声音,尽管他只是习惯这样说话,压根儿就不是要命令什么,况且从来也没要下命令的意思,无论如何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如此。这声音听起来(听起来?)总是那样生硬,如同机器人发出来的,在感情上也丝毫无色彩差别。然而,自从他久病不愈以来,他获得了另外一种声音,甚至许多另外的声音,越来越丰富多彩。伴随着病魔一次次发作,每次都有可能添加一个声音。我出发那天,他和我打招呼,我当时就觉得,仿佛迄今我只有在梦里听到过这样一种声音,一种特别像那一次的声音。当它在做梦者的心灵深处响起时,他被惊醒了:此时此刻所发生的,简直如出一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内心里是一种觉醒,一种让你大吃一惊的觉醒。真的:那是一种死亡的声音,微弱,乏力,无比乏力。然而:这样一种声音又生气勃勃,多么有穿透力。尽管不像他以前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那样,这声音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即使它会让人感到痛苦,那也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痛苦。
此外,打招呼并非事件的全部。我问过患病的邻居身体怎样以后,他又补充说道,而且用的是“我们”这一人称,仿佛他也是针对我说的:“我们还是能多活一段时间的,难道不是吗?!”与此同时,在那一只睁得老大的眼睛里,持续地映现出夏日宁静的市政大街。
这时,从我的角度来看,眼前出现了一个复像,一个与之相关的图像,上面叠加了一个既不相关、又莫名其妙的图像。这一个图像是回忆,我们,不仅我们俩,还包括许多人,即使不像许多年前。当时,这条街上的邻居全都围在人行道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聚集在一起,因为这一年,环法自行车赛选择了这条路,使之成为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目的地前的最后一站。而另一个图像,一个莫名其妙地搅和进来的图像?另一个邻居,当年也是这村子里的人,一个远近有名的恶棍和坏人,他捡起一只迷失在马路中央的刺猬,用两只手从左边和右边捏住它硬刺下面的柔软部分,动作十分小心翼翼,与我们这些乡村孩童眼睛里那个十恶不赦令人憎恶的人,那个该死的家伙的一切行为大相径庭。他接着向前走了几步,同样十分小心翼翼地把小动物放到牧场上。
这条国道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都很繁忙,它也是通往火车站的必经之路,现在却空空荡荡。于是我不用走在十分狭窄的人行道上,而是走在大道中央,逍遥自在地缓慢前行。盛夏这天,它确实是一条乡间小路。可在平常,它充其量在午夜后和黎明前一个钟头会呈现为一条乡间小路。而我在白天也只会偶尔想象它是一条乡间小路。这条宽阔的国道,它在我背后缓缓向上,通往无边无际、森林密布的丘陵地区。一个存在数百年之久的森林管理庄园就坐落在丘陵脚下。管理庄园早就废弃了,里面荒芜不堪,但似乎依然为国家所有。我悠然自得地沿着中间的隔离带走着,脚下感觉到看上去平平展展的柏油路面如同一片僵硬的拱形,上面反射着蔚蓝的天空。我一步接着一步走去,把隔离带当作指针,不偏不倚地走下去。大道也通向附近的无人湾火车站,向两个方向延伸到意想不到的远方。与此同时,我也尽可能实实在在地踏上去,甚至跺着脚走,如同走在一条高高在上的羊肠小道上,使得脚下的柏油发出了回响。再说吧,这样的情形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发生。确实如此:伴随着我的脚步,空荡荡的国道发出了回响,从无人湾的树林里又传来了回音。在我的幻觉里?
“违法!”这时,我就是这样想的。说得更贴切一些:“一个违法者!”
我看到自己是一个违法者。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意识到我的违法行为,也来自我的所作所为,但这只能另当别论了。当一个“不法分子”,一个一意孤行的人,这决定着我的整个人生。为什么?不为什么。只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个个就像今天的日子里,就在力图实施,也就是实现一个早就秘密——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不露一丝风声——筹划的打算之前,我想当一个违法者,要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的念头变得更加强烈了。我在这里无须夸大其词,凡是我觉得什么是被禁止的事情,事实上不过是些不得体的事情,是些涉及我本人不许做的事情,我就是一意孤行?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得体和不合适的。但是我并未言过其实:我觉得不合规矩的东西与被禁止的东西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是同一个东西。而正是这一点突然又让我心动了,出发了,终于出发了,光明正大地决定干违法的事,而不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对什么都没好处,将会“徒劳无功”,正如我弟弟说的,也就是一句乡村谚语说的: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的违法行为,它恐怕会将我排除在人类之外。每次都这样,无一例外。如果说我迄今看到了自己又被人类世界接纳,一个尽管与那个非常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且常常发生在正在行动的时候,那么天知道怎么回事。此时此刻,我担心的是,当我走在这空荡荡的城郊公路上,准备乘车前往内陆腹地时,这就意味着我被彻底排除在外了。可与此同时,这又增加了我此次违法之旅的兴致。我心想着,大多数守法者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从早到晚,白天黑夜,年复一年,这个追杀那个,持续一个人类世纪,而今只剩下专门靠追杀而生存的时代。这时,有某种东西攫住了我,比如说,不是我愚蠢、幼稚,甚至罪恶的傲慢,而是一种在上世纪被称为慷慨激昂的东西(天知道,在未来的世纪里,还会被如此称呼吗)。
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是作为一种推动力出现的。虽然我一瘸一拐地走着,不只是因为那只被蜜蜂蜇了以后肿胀起来的脚,但我的行走却变成了阔步前进。此时此刻,这是史诗般的脚步。也就是说:包括许许多多脚步在内的脚步。我不是独自一人行走在天底下。我跟着一起行走。跟谁呢?跟什么?我跟着一起行走。我如此自由自在,理所当然。难道我不是把偷水果的姑娘视为同路人吗?
突然间,公共汽车陆续出现,一辆跟着一辆。我退到人行道上,目送着远去的车流。公共汽车全都空无一人,正前往附近的凡尔赛宫。曾经的宫殿前广场上,游客们等候着车来接。最近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游客。就这样,在目送着车流——目不转睛地盯着,无论是什么,这是我几年来十分钟爱的行为——的时候,我想象着,不要乘车去北方,去皮卡第的韦克桑这个至少第一眼看上去如此不招人喜欢、缺少历史底蕴,不,缺少标志性特征的高原地区,而是向西去相距两三公里的凡尔赛,在那里为来日订一间旅馆,靠近圣路易斯广场和大教堂前的广场。那里有两个酒吧,名为“埃斯佩朗思”和“普罗维登斯”。至少正是两个酒吧名现在吸引着我前往曾经的王城。一而再,再而三,而且在最近几年里,兴致一次比一次高。我要在那里行走,我觉得如此有必要在那里漫游和闲荡,尤其在条条或多或少通向王宫(我至今还没有进去过)的大街上。要是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街道则更令人讨厌,因为它们是严格按照几何形状规定走向的。这时,我发觉,这样做,连同我活动在一个逝去的、消散向四面八方的世界名胜里,活动在某些“当年的氛围”里的感觉一起,使我在这瞬间,并超越这个瞬间,青春焕发,返老还童,腿脚充满力量,眼睛炯炯有神。可太阳穴上:嗡嗡作响——心啊,你还想要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渴望任何国王或王国——至少不是外来的——复活。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王朝的回归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有多少次,我站在相比之下显得精致的宫殿前的巨大广场上,望着所谓的太阳王骑着骏马高高在上的塑像,还有利剑和像晨星闪亮的马刺。路易十四(不是我在数)快马加鞭,要奔向下一场杀气腾腾的战争,一场接一场,连续不断,迎着太阳奔去。这时,我心想着:永远不要再有一个国王!永远不要再看见一个国王!然而,除此之外:啊,焕发青春。啊,青春闪亮的世界。
现在够了,别再说什么焕发青春,青春活力,年轻有为了。要说青春活力,只有一个人名副其实,那就是偷水果的姑娘。她真的充满青春活力。这个故事就是围绕她展开的。的确如此,不管怎么说,对她这个年龄来说,她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早已付出了。当我边走——并未停住脚步——边把手伸过一道篱笆,从靠着街边的一棵果树上拽下一个苹果时,我看到偷水果姑娘就在眼前。这是一种早熟苹果,果肉是纯白色的。虽然法国的苹果种类繁多,但这样的苹果却如此罕见。名副其实,它七月份就成熟了。我看到了面前的偷苹果姑娘?是的,但是看不到脸,压根儿就没有图像,只有一个动作:和我不一样,她把手伸过篱笆之前,反而先在空中放松一下手指。我也看不清她的手指,只见它们在空中飞舞,时而伸直,时而叉开,时而弯曲,时而分开,时而交织——如果说呈现出一个图像,那就是一个符号图像,宛若一个乐谱图像。她恐怕也不会边走边顺手摘下早熟苹果。她会为此停住脚步,这又和我不一样。她恐怕不会把手偷偷摸摸地伸过篱笆去,似乎不会让人看到任何偷偷摸摸的样子,任何鬼鬼祟祟的神气。与我不同,她恐怕不会立刻把苹果藏到什么地方去。与我不同,偷水果姑娘在实施了偷窃行为以后不会快快离去。而是?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至于说我,不管怎样,我穿过马路,来到街对面。
在那里,望着一家家如今火车站附近鳞次栉比的商铺,我或许也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那里几乎也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商店和作坊在八月前两个星期几乎全都关上铁卷门了,而有一家商店已经彻底废弃了,橱窗上没任何遮挡,已经没必要拉起护栏。大块裸露的橱窗玻璃从上到下就像被飞沙糊住似的,全都布满了从街上喷溅的泥污——一块块玻璃则安然无恙,甚至连细小的裂纹也没有。在我看来,它们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橱窗”。久离家园时,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我习惯了特意停在一家橱窗前,短暂地朝里面望一望。在十多年来不知消失到哪儿去的亚美尼亚鞋匠和锁匠作坊里,一台台式制鞋机器(或者叫什么呢?)、一堆钥匙和鞋底(或许是这样)、一台金属打磨机(?)等奇妙而杂乱地堆放在一起,不仅没人动过,而且随时可以启用。透过布满飞沙和泥污的橱窗玻璃,与其说是看到的,倒不如说是隐约揣测的。这样说当然很内行:打磨机放在工作台上,旁边累积了一大堆从钥匙齿上(或无论从哪儿)剥落和锉削下来的铜铁屑,一个由细小的金属颗粒和碎屑堆起来的圆鼓鼓的丘陵,即使没阳光照射,也依然在被废弃的作坊里持续不断地闪烁。接着再走几步远,便是拐角酒吧。一年多来,那里的铁卷门彻底关上了。年迈的店主是个柏柏尔人,回老家了,回到卡毕列,奉真主的旨意。但是到了这里,我仍习惯停住脚步。可为什么呢?——挥起拳头,击打百叶钢窗,短一下,长一下,倾听着从空空如也,或许不完全空空如也的酒吧里传来的回声。回声?至少我想象会传来一道回声。那是还要斟上酒的酒杯的响声,还有冰箱的当啷声,因为里面放着一两瓶还剩下一半的葡萄酒。柏柏尔人酒吧独家零售这种既无商标——没关系——也糟糕透顶的劣酒。回声,又被墙上那个同样一年多来无人照看的猫洞放大了。很奇怪,猫洞位于齐肩高的墙上。孤寡的店主养过许多只猫。它们总是不得不高高地跳跃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