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说明
本译文以坎格尔的《利论》梵文精校本（KA）为底本，在字句读法上参考了除CBh本外各梵文注本的整理本，同时还考虑了《利论》主要译者和其他研究者（如沙费）在文本方面的改进意见，并在这些意见和精校本的读法之间做了拣择。总体来说，梵文精校本的读法十分可靠，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很少，对读法上的变动译者都在随文注释中做了说明。
《利论》翻译和注释存在着几个实际困难。第一，《利论》的出现导致之前的同类文献都湮没无闻，后来的同类文献不但不再有此种全面的巨构，而且基本都在它影响范围之下，因此没有与它地位相当的同类文献可参考。而从它的专业性、文体、用词方面来看，《利论》在古代印度典籍中又显得很特异。第二，《利论》的句法极简洁紧凑，但名物、制度等语境性、背景性内容却十分丰富和复杂。古代注家（一般都出现在公元1000年之后）就已经对不少内容感到隔膜，现代研究者对它们的认识更是有限。因此，有很多晦涩难通之处，古代注家是猜测，现代学者也只能根据古注和现代历史科学的成果去寻求一个“更可能”的答案。第三，主要梵文辞书的编撰在发现《利论》之前就已经完成，很多名词甚至动词的义项在梵文辞书中找不到，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和材料判定。因此，读通《利论》、为其中的专业名词寻求恰当的理解并选定好的译法，对于任何一位译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同时，这也让详注工作变得很有必要。
本译文以直译为主，只有在直译特别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地方，才采取意译。
对于名词的翻译，笔者在这里加以特别说明。人类的生存是历史性生存，重要的名词象征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实在的经验，我们不能随便用现代的那些更为殊显化的（differentiated）语词象征去对古老而紧敛的（compact）名词进行格义。比如，译者不将“Ānvīkṣikī” “Vārttā”“Daṇḍanīti”分别译为“哲学”（或“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而是按字面处理为“核究”“治生”“治术”。理解和研究古人，先要主动朝古人走去——而不是凭想当然把古人拉向我们自己。
另外，随着佛典翻译和现代印度学研究的展开，很多梵文词汇进入汉语语境，《利论》中也有不少这类词汇。但这些“相同的”词汇在不同领域著作家那里往往意义不同，因此笔者在对待这类名词的古译时抱如下态度：如果古译在意义和文体上切合译文，笔者予以采用（比如将vidyā［知识］译为“明”），否则不敢生吞活剥，挦扯前人。印度古代各门类知识（vidyā，śāstra）的词汇基本都来自生活中最平常的场景（家庭、市场、日常操持、民事交割等），不同的著作家（比如佛教论师和利论论师）往往赋予了它们各各不同的特定含义，因此，古译（比如佛典）值得学习，但不能拘泥。
《利论》本身行文简洁，译文看起来也无甚深意，但要真正读通此书，耐心地参阅注释对读者的正确理解来说必不可少。因此，笔者以“素人”（amateur）的视角撰写了随文注释，尽量地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和语境性信息。注释主要利用了CBh、CC、CJ、CN、CNṆ、CP、CŚ几种梵文注（CBh转引自其他注家或译家），尤其是CŚ。CŚ本身是群主论师综合利用CBh、CN、CP的结果，在诸梵文注中最浩博完整，但又不免有芜秽之病（比如，同语境的同一个词，解释前后不一）。因此，笔者在撰写注文的时候，将几种梵文注释进行了比对和消化，还参考了迈耶、坎格尔、奥利维勒三个译家的丰富注释，并充分利用了近几十年来《利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比如，如果没有施林洛甫［Schlingloff 2013］关于营筑要塞的考古学研究，第二篇第三章绝大部分内容无法正确理解），希望为《利论》的每个文句找到最为合理的释读。即使在现在，学者们都承认《利论》仍然有不少晦涩难解的地方，除非有新的专题研究和新材料的发现，否则这些地方恐怕没有确切的答案。对这类地方，笔者在注文中尽量罗列各种可能的答案，供读者参考。当然，笔者学力尚浅、识见寡陋，无论是在材料的收集、拣择，还是注释的取舍方面，都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随文注释采取了对《利论》文本的字、词、句进行脚注的方式，并列出梵文原文。其中，梵文单字和普通复合词一般沿用其在辞书中的原形，复杂复合词与句子，则沿用《利论》原文（经过语法变化后的形式）文字。其中差异，需要读者自行识别。注家的注释原文，如果有必要且短小，则尽量附在注文中供读者参考，否则阙如。
另外，笔者在译注中通过字体变化或符号的使用来方便读者参阅、使用，示例如下：
楷体 原文为颂体的文字。
［］ “［］”中阿拉伯数字是各章中句子序号，例如［5］即某章第五句。
［］ “［］”中内容是为了贯通文意而添加的部分，例如他国［人口］。
〔〕 原文一句之中提到的多种“或然”情形，或涉及作者提出的多种选择时，汉语标点无法处理，也极易引起歧义，故把其余选择用“〔〕”括起来，置于首个选择之后。
右下角小括号 《利论》文中交叉参照，例如劳役（2.6.11），即关于“劳役”，参见第二篇第六章第11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