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前人研究状况综述

一、《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的研究情况

清代藏书家钱曾（1629～1701）在其所撰《读书敏求记》卷二《别志》中记载：“《华夷译语》二卷。分类聚编，上则番书，中则汉译，下则胡音。乃回回馆新增者。内府抄录，除此无别本，宜祕之。《回回馆课》三卷，诸番进贡驼马、玉石、梭角，求讨膝栏、织金段、茶、药等件，皆写番书表奏。回回馆以中国字逐篇译之，辑成三册，藏之天府。不知何年流落人间，为予所得，存之以征同文之化。”这是最早提到回回馆杂字及来文的文字记录。

目前知道最早研究《回回馆杂字》的是一位法国学者，巴黎国民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回回馆杂字》（系四夷馆系列之永乐本）抄本上，有这位无名学者的拉丁字母注音：每一汉译词（字）的旁边，均用拉丁字母注音，汉译词下方有拉丁文翻译；波斯单词的音译汉字也分别用拉丁字母注音。据刘迎胜（2008：6～7）的推测，这位学者可能是伯希和提到过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P.Jean Josephus Marie Amiot，1718～1793，又名王若瑟），其注音、释义的时间大约应该在18世纪中后期^[6]。

日本学者系统研究了《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大致情况如下：津吉孝雄《关于回回馆译语》（1936）一文介绍了《回回馆译语》的情况，并对其中的一些波斯语词汇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在1943至1951年之间，先后发表了《〈回回馆译语〉语释》（1943）、《〈回回馆译语〉语释补正》（1951）等论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回回馆译语》做了深入细致研究。其《〈回回馆译语〉语释》（一）在石田干之助的研究基础上，列出了乙种本的十种抄本和丙种本的九种抄本，然后详细注释了《回回馆译语》所收的波斯语词语，并仔细地比较了每一个标音汉字所代表的实际语音。

本田实信于1963年发表了《论〈回回馆译语〉》，以德国杜宾根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抄本（该本二战结束后移藏柏林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巴黎亚洲协会所藏清康熙年抄本、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抄本等6种海外图书馆藏本互校，尽力恢复了乙种本《回回馆译语》的面貌。他又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明抄本、日本阿波国文库所藏抄本（此本已毁于火）、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抄本等互校，基本上恢复了《回回馆译语》最古老的会同馆本的原貌。本田实信还将26篇来文逐一用拉丁文转写，成就卓著。本田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刘迎胜指出：“一是未见到我国北图（即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二是对《回回馆杂字》中若干难点解决得不够理想，三是未能对乙种本波斯文予以校勘，也未对词汇予以注释，故此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懂波斯语的学者的圈子里，未引起广大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以及语言学研究者的注意。”（刘迎胜2008：6～7）

刘迎胜从1984年开始注意并逐步围绕北图本《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展开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论文《〈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1989～1990）、《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教学教材源流研究》（1991）、《〈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天文门”至“时令门”校释与研究》（1992）、《〈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花木门”校释》（1994）等。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刘迎胜一直做版本、文献、校释、转写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于2008年出版。该书介绍了中国古代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学简史、明代中期以前我国双语字书（辞典）编写简史、《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研究史及其版本，等等。其“校释”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之杂字的校释。以明代永乐初年四夷馆成立不久之后编写的《回回馆杂字》（国图藏本）为工作底本，并以国图藏本《回回馆译语》和他收集的四夷馆本系统的其他本子校勘。刘迎胜没有收集到的本子，以本田实信提供的资料为据。《〈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的校释体例包含有波斯原文、波斯文的拉丁文转写、汉译词、音译汉字、校释内容；并附有巴黎本《回回馆杂字》图片。

第二部分是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之续增杂字的校释。以柏林国立图书馆“夏德藏品”中的《回回馆译语》为研究底本，这个版本的《回回馆杂字》含有续增部分。在原文的体例中加入了拉丁转写与校释内容。

第三部分是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的校释，所据底本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之清初袁氏贞节堂抄本《华夷译语》之《回回译语》（书中称之为“袁氏本”），校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明抄本、阿波国文库本及本田实信提供的其他版本的资料。原文无波斯文，校释未注出拉丁转写，只有校释内容。

胡振华（2005：1～16）指出《华夷译语》有甲、乙、丙三种版本，其中《回回馆译语》的版本有乙种本和丙种本之分。乙种本是明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后至万历七年（1579）间所编，有10种不同的版本；丙种本指明末茅瑞征收藏的波汉分类词汇集，有6种不同的版本。文章介绍了每种版本的收藏情况及《回回馆杂字》的收词情况、抄定格式，指出丙种本《回回馆杂字》不是乙种本《回回馆杂字》的简化本或抄写本，而是自成系统的另一种《回回馆译语》。文章还介绍了不同版本《回回馆译语》收录来文的情况，并指出来文的波斯语翻译语言生硬，许多句子的翻译不是按照波斯语法而是按照汉语的语法在翻译，由此指出当时翻译者的波斯文水平不高。

此外，国内外其他学者关于《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的研究情况大略如下：日本学者更科慎一《论四夷馆〈华夷译语〉音译汉字汉语音系》（2018）介绍了亲见的《华夷译语》乙种本系列的文本，补充了天一阁博物馆藏明抄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分析了乙种本与其他《华夷译语》之间的关系，并选择四夷馆系列《译语》中除去《西天馆译语》以外的九种《译语》，整理出了音译汉字和民族语言之间语音对应关系，阐述了四夷馆《华夷译语》音译汉字音系的几个特点，如疑母消失、[-m]与[-n]已经合流；并指出暹罗馆译语有些不同，用《华夷译语》对音材料不能解决知庄章三组声母是否合流。成耀帅《〈回回馆杂字〉波汉对音与明代汉语语音研究》（2018）通过考察音译汉字与波斯文的对应关系，初步考察了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与否的问题、见晓组及精组腭化的问题、日母字的对音问题以及入声韵字、阳声韵字的对音等问题。

二、反映元代汉语语音的波斯拼音的研究情况

除了以上波汉对音研究成果外，还有如下两项材料的研究情况需要介绍，即波斯伊利汗王朝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编撰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之《脉诀》（成书不晚于1313年）和《史集》^[7]。

（一）《脉诀》的研究情况

波斯文《脉诀》是一本以歌诀形式写成的中医脉学著作，又名《王叔和脉诀》，相传是西晋时期医学家王叔和（265～316）所著^[8]，被翻译成波斯文出版，共有519页。该书的译音非常准确，因此可以据此为当时的汉语语音做出有价值的结论。前苏联学者龙果夫根据拉施特《脉诀》的波斯译音，撰成了《古官话的波斯译音》（龙果夫1931/2014：276～292）。日本学者远藤光晓1997年就《脉诀》约5000个音译字作了全盘研究，发表了《王叔和〈脉诀〉ぺルシセ语訳に反映した14世纪初中国音》，文章总结了该项语音材料所反映的元代汉语声韵调的特点，其研究结论又见于远藤光晓《元代音研究——〈脉诀〉ぺルシセ语訳による》（2016）一书。略述如下：

声母有21个（含零声母）：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ʧ　ʧ‘　ʃ　ʒ

k　k‘　ŋ　x　（ç）

Ø

其特点是：浊音清化，微母独立，疑影喻合流，知庄章合流，止摄章组声母音值为tʂ、tʂ‘、ʂ，晓匣母字音分直音x和拗音ç（远藤光晓2016：82）。

韵母方面，舒声韵母有44个（2016：156～161），详见下表。

表1-1 《脉诀》波斯译音所反映的元代汉语舒声韵母表

入声韵母有22个（yet/yel/yelt/yetl算1个。远藤光晓2016：163），详见下表。

表1-2 《脉诀》波斯译音所反映的元代汉语入声韵母表

声调方面，舒声韵有阴阳上去四个调，入声韵有阴阳两个调，入声字有变入阳平、上声、去声的情况存在（2016：136）。

另外，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2016），上篇是《〈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研究》，下篇是《〈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作者用拉丁字母转写了波斯文译写的中国医学术语。借助宋元时期汉文医学著作《脉诀》的波汉对音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宋元时期汉语的大致语音面貌。日本学者远藤光晓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

龙果夫《古官话的波斯译音》（1931/2014：277～278）指出，波斯译音所记录的汉语方言属于其所谓的B类官话。除了已经从汉语专有名词的域外译音中得知的事实，如保留-m韵尾，中古浊声母清化根据声调决定送气与否之外，波斯译音能为汉语历史提供以下信息：1.χ（＜χɣ）在ï、ü前腭化，在同条件下k和k’不变。2.中古的ɱ变为ʋ。3.“二”一类字的发音是z̆ï。4.中古的软音ś（＜ś，ź）尚未完全变为硬音。5. ü出现在辅音s̆，z̆，c̆和č’后，尤其是在“踈”字中，其中古是ṣi̯wo。6.在辅音s̆，z̆，c̆和č’后，如果是古入声，是i；是其他声调，则是ï。

龙果夫的研究显示这一时期（14世纪初年）译音的主要特点：1.出现了原来波斯（阿拉伯）文中所没有的新字母。2.用ۊ译写汉语中的ü。3.用舌根化（emphatic）s字母译写汉语的sï。4.用字母z̆译写汉语声母z̆，也用来译写在s̆，c̆，č’，z̆后的汉语元音ï。

龙果夫的研究是根据前苏联东方学家巴托尔德（V. V. Barthold，1869～1930）拍摄的12张取样性的照片，他的研究难免有所局限。

（二）《史集·中国史》的研究

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内容包括了《蒙古史》《世界史》《世界地志》三部分。现存的《史集》波斯抄本只含前两部分，其第三部分没有流传下来（余大钧1983）。关于《史集·中国史》，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1951年发表了《从汉学角度对拉施特中国史的几点述评》，奥地利伊朗学家卡尔·杨（Karl Jahn）在1971年刊布了拉施特《史集·中国史》德译本及波斯文、阿拉伯文抄本影印件。

刘迎胜在《丝路文化·海上卷》（1995/2015：478～481）首次介绍了《史集·中国史》，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其书包含两部分内容：《史集·中国史》研究、《史集·中国史》文本翻译。刘迎胜《小儿锦研究》（一）“波斯文字母拼写汉语的问题”刊布了《史集·中国史》部分专有名词的波斯文拼写形式及其转写。李瑞在王一丹书中刊布的拉丁转写的基础上，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史集·中国史〉专有名词对音研究》，研究了《中国史》430多个中国历史专有名词（包括帝王名、朝代名、历史地名、历史人名等等），从中探讨了元代汉语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疑母的演变，并研究了入声韵字及[-m -ŋ]尾字的对音特点。

上文述及的《脉诀》《中国史》是研究波斯字母汉语拼音的域外资料，所关涉的是元代汉语音韵问题。元末明初出现的《回回药方》是一部波斯文书^[9]。《回回药方》的药名和药方中有不少是用汉字音译的波斯语，宋岘（2000）、蒋冀骋（2013）对此有系列研究，其研究方法及结论值得我们借鉴。

三、反映现代汉语方音的小儿锦拼音的研究情况

刘迎胜《小儿锦研究》之（二）（三），汇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民间阿拉伯字母汉语拼音词汇，并作了校勘、释义、转写等工作。我们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阿拉伯字母的汉语拼音方式、特点以及其所反映的方音问题等。阿·伊布拉黑麦《回族“消经”文字体系研究》（1997）、韩中义《小经文献与语言学相关问题初探》（2007）、《民间文献〈中阿双解字典〉研究》（2015）等研究也涉及小儿锦拼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