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出访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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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0日凌晨一时许，一辆苹果红的小轿车从中南海西北门驶出，途经府右街南口，向东转入长安街，到天安门后折向南行，旋即驶进前门火车站。车停稳后，在警卫人员的照顾下，车内走出一人：他风度翩翩，身着黑呢中山装，外罩黑色皮大衣，头戴棕色皮帽子，微笑着，会同等候在车站的同行者。之后，迎着凛冽的寒风，神采奕奕地向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的专列走去。
他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同行者有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处长沈鸿、周恩来警卫秘书何谦、贸易部机要秘书苏农官及其他随行人员。
二时整，长鸣的汽笛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火车缓缓启动，随后向东北方向急驰而去，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周恩来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协助头一年12月首次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经济，是人民共和国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
周恩来莫斯科之行，是善于用人之长的毛泽东点的将。毛泽东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又是政府总理。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与苏联方面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他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1]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毛泽东到了莫斯科同斯大林一见面，就提出要周恩来赴莫斯科参与谈判、签约的工作，却遭到斯大林的拒绝。若干天后，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斯大林才做出让步，同意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1950年1月2日晚，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于深夜十一时致电中共中央：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2]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起周来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周恩来动身时间实际上是一月十日凌晨——作者注）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3]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交代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其中，在1月3日凌晨四时电报中称：
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4]
1月6日夜，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参与商议毛泽东2日和3日的来电所交办的有关事宜的落实问题。会议决议：“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行动果断利落的周恩来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月3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并宣布在他出访期间政务院总理职务由董必武代理。
1月11日傍晚，专列抵达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东北地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在这里上车。
这些成员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长常彦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处长罗维、东北俄文学校副校长赵洵。
此次出访，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大的专业性很强的政府代表团，其成员包括政治、经济、工交、邮电等各方面负责人和技术专家。专列抵达哈尔滨后，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出访工作的指示，并介绍对这次中苏谈判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这次出访，要把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气象一新，而且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5]
13日，专列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沿着阳光照射的方向，继续风驰电掣般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由东向西行进。呈现在周恩来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举世无双的贝加尔湖风光和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冰雪世界，真令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
途中，向来闲不住的周恩来抽空阅读了名噪一时、曾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苏联国内一些人把它奉为军事历史小说的范本。周恩来对苏联作家竭力美化、宣扬沙俄侵华战争十分反感，他向秘书何谦坦言：“我对这本书印象很坏，它根本不配得斯大林文学奖。”
在十个月后的1950年11月的一天深夜，疲倦发困的周恩来抹了几次清凉油都无济于事，于是在值班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劝说下，出门散会儿步，让凉风醒一醒脑子。
聊天中，周恩来得知雷英夫正在读《旅顺口》，兴致大发，谈到自己在今年初出访苏联途中也看过这部小说。他说：这部小说，我“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
接着，周恩来用犀利的言辞对《旅顺口》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
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
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6]
当时新中国正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亲密无间，很多人对苏联的崇拜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周恩来对《旅顺口》一书进行这样深刻的分析，能够提出这样独到的见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月2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专程赶到距离莫斯科二百公里的雅罗斯拉夫尔迎接周恩来一行。
下午五时，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颠簸，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车站。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了五下。
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人民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部长的身份出访，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对外贸易部长墨·安·孟希科夫、驻中国大使尼·瓦·罗申等的热烈欢迎。这是十年以后周恩来对苏的再次访问。
上一次是1939年。那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为延河水涨，他骑的马受惊，周恩来被摔了下来，右臂撞在石头上，造成粉碎性骨折。8月底赴苏联治疗，次年3月返抵延安。
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的举止、幽默的言谈，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充分肯定中苏友谊与团结重要性的简短演讲。他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这个使命我认为是很荣幸的。苏联政府历来对于中国人民所做的各种友谊的表示，是根据列宁、斯大林拥护和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一贯政策。现在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7]
身负重大使命的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到莫斯科后，立即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之中。他驱车赶往距离较远的毛泽东住所与其商讨如何开展中苏会谈的问题。
毛泽东住在莫斯科南郊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乡间别墅，离市中心有五十多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把它称为“斯大林别墅”，苏联人则称它为“巴拉维哈别墅”。这里苍松翠柏环绕，环境清静幽雅，一幢结构别致的三层楼的房子坐落其间。屋内不但有布置考究华丽的客厅、饭厅和卧室，而且还有设备齐全而坚固的地下室。德国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就是在这里指挥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完全胜利的。
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汪东兴以及俄文翻译师哲住在一楼，陈伯达住二楼。
在离大楼不远的地方，有一排二十来间的平房。这里是厨房、餐厅和供服务人员起居的地方。毛泽东随行机要人员的办公室和卧室都在这里。
为了节省时间、方便工作，第二天，周恩来索性搬来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作为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一方面要主持代表团的整个谈判活动，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向处于会谈第二线的毛泽东请示、报告，还要同苏联方面进行轮番会谈，力争取得圆满成功。从此，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最高执行人，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举世瞩目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