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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斯大林握手致意时，周恩来看到二十余年不见[8]、经历卫国战争洗礼的斯大林，已经须发皆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苍老多了。但是，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仍如过去那样踌躇满志、稳重端庄，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神韵，讲话一板三眼，用词简洁准确，态度友善谦和，令人敬意油生。

1月22日晚九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同斯大林会谈，磋商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与方法。中苏双方出席会谈的负责人员还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9]和费德林（翻译）。

这天晚上，克里姆林宫灯火格外灿烂辉煌，这里曾是俄国历代沙皇的宫殿。会谈大厅内的陈设古色古香，镀金大门雕刻着木刻画；墙上挂着镶嵌在厚厚的镀金框子里的古画、瓷器；还有各式各样、富丽豪华的家具……这一切，为会谈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庄严的色彩。

会谈中，毛泽东说：“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申明对《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对大连、旅顺港所享有的特殊权益“可以不去管它”。

毛泽东还指出：“现有两类问题要解决：第一类为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第二类为个别请求问题，如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等等。”

在会谈中，从体现主权的立场出发，周恩来提出苏联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应该有个年限，并且指出：（一）铁路在未归还之前，应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二）铁路局局长可否由中方担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答复：中苏股额比例按51%和49%确定不平等，将影响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它们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再就是铁路的正副局长任职，可采取定期轮换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中长铁路既已确定定期归还，便同意了苏方的意见。

关于旅顺口问题，有意以新协定取代旧协定的斯大林，指出可以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苏联将放弃《雅尔塔协定》所赋予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

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组建，不如让驻旅顺口的苏军推后一些时间撤退，但应在形式上规定撤兵期限，使中国今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变，苏军撤退后还可以随时进驻，于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二方案。

会谈中，中国方面还正式提出向苏联借款3亿美元，得到斯大林的应允。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就第一类问题进行正式谈判[10]，起草条约和有关的协定。同时决定，由刘亚楼部长同会议副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就第二类问题进行谈判。[11]

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就为以后会谈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从1月23日开始，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进行具体谈判，着手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刚刚废除旧统治者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独立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外交事务中，每时每刻都要珍惜这个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果实，时时处处都要大力维护祖国的独立与尊严，从始至终都要极其慎重地对待同外国政府的签约问题。

四十年后，当年参加该《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回忆中说：

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12]

条约和协议的起草工作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1月24日，周恩来将中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随后，苏方提出修正稿。修正稿接受了原草案的基本内容，只是对文字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对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其中，将第二条由被动式行文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尽速缔结条约；在第三条中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2月1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称：“现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电告如下，全文共880字（指不含标点符号的实有字数——作者注），请令乔木校正有无错误。此案大体已定，如有个别文字修改当再电告。”[13]

2月8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胡乔木：昨日又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最后付印稿发给你们。“此次标点符号仍不计算，亦无草案及全文字样，共计898个字，请校正是否无讹”，“现已争取派飞机送文件到北京”。[14]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拟成并送交苏方后，周恩来从1月24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所谓中长铁路，是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统称。它们全长2400公里。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96年签订的《中国同盟密约》中把铁路的建筑权廉价卖给俄国。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南满铁路”；九一八事变后的1935年，苏联又将“中东铁路”作价卖给日本。这样，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规定苏联对中长铁路享有“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权利，就不具备法律依据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理应将中长铁路无条件地归还中国。但是，当中方向苏方提出这个问题时却遭到拒绝。经过据理力争，苏方才同意归还。

谈判中，对苏方提出的《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方原则同意，只是对年利为1%的优惠条件的解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苏方坚持原有提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15]。对此，中国表示谅解。同时，根据苏方要求，中国同意向苏联提供他们所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

在中苏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2月5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告以：“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六个文件发给你们。”“你收完这六个文件后，可先提政治局讨论”，并在“签字前一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政协常委座谈会，给大家传阅，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16]

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进展的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

2月12日六时，周恩来在致刘少奇转杨尚昆、李克农和胡乔木的电报中说：

一、七种文件及新华社社论已于11号上午十时由赖亚力、石乔[17]乘飞机送往北京，如无阻碍13号至迟14号上午可到。

二、为防万一飞机误事，今日将新华社社论电告你们，文件经电告有错误者，当于今日再电告一次，以便作最后校正。

三、签字日期，时间大致定为14日下午六时至七时（即十八时至十九时），计北京时间已为14日二十三时至二十四时。我们准备在签字后，即于莫斯科时间十九时至二十时将签字情况，分别以有线电明码及无线电话发新闻稿给你们，以便15日与各项文件见报。

四、望乔木照前项所定时间，于13日先期通知全国广播电台，收报机于15日一时至五时专门收听北京广播……全国各报纸准备于15日登载条约、协定全部文件、新华社社论及签字新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