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别莫斯科，带着丰硕的谈判成果，踏上归途。留下李富春（负总责）、刘亚楼、叶季壮、赛福鼎等继续同苏联谈判，解决未了事项，签订一些单项的经济、贸易和军事协定。
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中国大使馆原为国民党政府大使馆，新中国成立后，即由先期抵达莫斯科的政务参赞戈宝权，以新中国大使馆代办身份接管了它。它坐落于莫斯科阿尔八特区柯罗鲍特金大街，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建筑。
毛泽东、周恩来在同留学生握手时，学生会主席李鹏把他们的姓名向领袖一一做了介绍。
周恩来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最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为留学生题词：“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苏联方面在车站为毛泽东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王稼祥等中国大使馆主要官员，还有各国驻苏使节，都到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送行。
毛泽东和莫洛托夫先后发表了深情的告别讲话。
回国途中，毛泽东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先后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苏联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忱款待。
2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国国境，抵达满洲里车站。27日，视察海拉尔、齐齐哈尔和哈尔滨。28日，在长春视察后抵达沈阳。
在沈阳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等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人，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周恩来还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介绍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并指出：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经济问题”，主要是贸易问题、经济合作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继续谈判这些问题，是“为了建设，都要具体化”。同时，他肯定了率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成绩，指出：东北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比较快”，“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建设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说：“东北是全国工业建设的基地。”为了使东北能够顺利地进行建设，这次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绝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29]
3月4日晚，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彭真、林伯渠、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早已等候在机场，热烈欢迎满载而归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他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获得圆满成功。
3月20日，考虑到新中国外交工作存在如何更好地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苏联后的新形势和迎接新任务的问题，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中苏缔约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中，他在谈到外交工作的任务时讲道：
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高度评价了中苏签订新条约的历史意义。他说：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
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
……
这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后世界局势所起的变化。[30]
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去完成任务。”[31]
毛泽东、周恩来首次出访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将中苏两大国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下，使新中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这次访问对于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乃至中国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现实和深远的影响。这是新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功。
[1] 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的谈话，1957年11月，转引自《李越然回忆录——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2] 莫洛托夫、米高扬，当时均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3]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0年1月2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4]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0年1月3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5]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6] 雷英夫：《音容宛在 恩诲犹蒙》，《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1页。
[7] 《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
[8]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期间未见到斯大林。
[9] 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罗申，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10] 谈判开始后，双方分别增加李富春、王稼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罗申参加。
[11] 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手稿，1950年2月8日。参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98页。
[12]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13] 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致刘少奇的电报稿，1950年2月1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14] 周恩来致杨尚昆、胡乔木的电报稿，1950年2月8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15] 苏联贷款给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年利均为2%。
[16] 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致刘少奇的电报稿，1950年2月5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
[17] 石乔，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俄文翻译。
[18] 周恩来致刘少奇并转杨尚昆、胡乔木、李克农的电报稿，1950年2月12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2页。
[19] 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当时均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9页。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24] 什维尔尼克，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25] 贝利亚，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6] 卡冈诺维奇，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7]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
[28]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29]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3月3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5、26页。
[30]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
[31]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