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一部重要喜剧。它通过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冲突，反映了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与贪婪、嫉妒、残酷的对立，歌颂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也涉及种族歧视问题，对利益被损害的犹太人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威尼斯商人》剧本结构繁复。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尖锐冲突是该剧的主要线索，平行的次要线索有巴萨尼奥与鲍西娅的爱情、杰西卡与罗兰佐的私奔等。莎士比亚在纷繁的线索中，做到了主次分明，主线突出。法庭一场戏把全剧推向了高潮，主要线索中的冲突也得以解决。该剧通过“一磅肉”借约、“三匣子”择婚，以及女儿私奔、仆人易主、法庭上顺境和逆境的转换、指环风波等情节，使人文主义思想得到深入的体现。

剧中的主要人物，如夏洛克、鲍西娅、安东尼奥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夏洛克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性格复杂的艺术典型。鲍西娅是莎士比亚理想中的新女性。安东尼奥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为了替好友巴萨尼奥解难，安东尼奥同意签订“一磅肉”借约。他是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保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罗马的侠义精神。巴萨尼奥是破落贵族子弟，他向鲍西娅求婚，珍视与安东尼奥之间的友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青年人珍视爱情和友谊的精神。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自1903年、1904年由上海达文社出版的《澥外奇谭》和林纾与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以《燕敦里借债约割肉》和《肉券》介绍到中国以来，就成为被研究得最多的莎氏喜剧，也是在中国舞台上搬演得最早和最为频繁的一部莎剧。“据记载，中国人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最早在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演出地点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今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演出剧目是《威尼斯商人》。”就《威尼斯商人》本身的经典价值，及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强烈的喜剧性和更深层次的悲剧性而言，“严谨的现实主义思想价值与强烈的浪漫主义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以及蕴含的激烈矛盾冲突和鲜明的人物性格是该剧成为莎士比亚著名喜剧的原因之一。

1986年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成功举办，1994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完美落幕，2016年中国第三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惊艳亮相。新时期以来，国内不断推出各种剧种改编的莎剧，而且国外剧团也常来华演出。

著名导演张奇虹的《威尼斯商人》（下称《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呈现于舞台的莎士比亚戏剧之一。该剧以斯坦尼戏剧理论作为《威》剧改编的理论依据，建构了符合莎剧异域特征的舞台布景，强调在“景的设计上要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感，要有威尼斯水城的特点”，甚至人物的化妆也要戴上金色的假发，画出深陷的眼眶和高高的鼻梁，以此与本土的中国戏剧相区别。同时，也有限度地借鉴戏曲的“写意性”，以中国戏曲中的搓步、云步等虚拟性的写意手法，表现人在流水中行船。显然，采用这种中国戏曲写意手法，较之“船下装小轮子，用布口袋制造翻滚的波浪”的写实，更具有审美意蕴。张奇虹《威》剧改编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保持原作精神实质的前提下，而非亦步亦趋地采用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作指导，用自己的观点和处理手法，寻找自己的演出形式”，导演的舞台叙事通过对叙事形式本身的关注，力图使观众“受到‘美’的轻拂、‘善’的感应、‘真’的陶冶，让正义和善良来净化我们的心灵”。从而让舞台呈现既使观众沉浸于舞台叙事的创造，又使观众对“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给予特别关注。

粤剧《天之骄女》（下称《天》）在众多中国地方戏改编的莎剧中，是影响较大的。这部粤剧莎剧在力求反映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以浓郁的岭南文化的表现方式，运用粤剧舞台艺术表现手法，将原作的背景、人物中国化、地方化，在突出原作人文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塑造人物形象，实现了原作诗化语言与粤语、话剧与粤剧的互文性抒情及叙事。该剧力图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消弭原作的宗教色彩，放大对青春与爱的讴歌，以突出叙事的情感指向。粤剧具有形式美的特点，田汉说，粤剧素来有“热情如火，缠绵悱恻”的特点。所以，《天》剧的改编者着力以粤剧的时尚和艳丽突出鲍西娅对爱人柔情似水，在法庭上击败凶残的放高利贷者，勇敢、机智和聪慧的“天使”形象。改编以“互文本”的“重写”来解读原作，利用粤剧歌舞叙事、抒情演绎原作中的故事。《天》剧的叙事与抒情在突出其形式美的同时，对白和独白完全是中国化、粤剧化的。这就证明，无论是在经典叙事学还是在后经典叙事学“衍化出来的新的结构”中，《天》剧的独白、念白等艺术表现手法，通过表述之间的差异，变异、超越了原作《威尼斯商人》。

粤剧《豪门千金》（下称《豪》）为粤剧改编莎剧三部曲中，中西合璧、莎粤融合、古今穿越，且地方化特色明显又影响较大的粤剧莎剧。《豪》剧实现了东方与西方、言语与歌舞、写实与写意、莎剧与粤剧之间跨越时空、民族、文化和不同审美观的对话。就剧中营造的氛围来看，无论是清末民初广州、濠江（澳门）中西商贸往来的街景，还是立体路标、满眼广告，灯红酒绿的喧嚣与繁荣都和原作中的环境大异其趣，加上具有强烈地域风格，富有岭南特色的背景音乐，这一粤剧莎剧在借用原作内容、情节以及主要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在解构与建构中，实现了一种“视角越界”的互文性。

我国自1949年后改编莎士比亚戏剧从机械模仿、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实际上就是不断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改编莎剧这一过程，其实也是不断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不断探索采用各种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戏剧形式，不断创新，深入挖掘莎剧原作思想和美学表现形式，不断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展示对外开放形象的过程。

参考书目：

［1］兰姆：《吟边燕语》，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2］戈宝权：《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123页。

［4］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5］李伟民：《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6］杨周翰：《欧洲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172页。

［7］李赋宁：《欧洲文学史》（1），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0页。

［8］李伟民：《从〈威尼斯商人〉看莎士比亚的商业观》，《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9］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

李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