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团结中西医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新中国进入紧张筹备阶段。6月，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召见贺诚，委以擘画新中国卫生工作全局的重任。

接受任务后，贺诚立即组织调查组分赴宁、沪、杭、鲁实地调研。调研工作持续了1个多月。根据调研资料，军委卫生部于1949年9月召开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就之后如何在全国开展医疗卫生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议历时1个多月，初步拟定了全国卫生建设的总方针和任务：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37]会议决定次年夏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以讨论和确定新中国医疗卫生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随即成立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会后，各地卫生部门纷纷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

（一）毛泽东的重要指示

早在1949年6月与贺诚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强调要“注意团结全国的中医，发挥各方面的力量”。[38]同年9月10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反复询问中国未来的卫生工作方针的讨论情况，说：“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并着重指出：“你们都是西医，西医数量甚少，只有把大量中医力量发挥出来，才能担负起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任务。今后要团结全国中医，要帮助中医提高技术。”[39]

1949年前后，全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当时医务界中普遍存在轻视中医的思想，对“中西医合作”方针的贯彻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此，毛泽东非常关心，强调要团结中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二）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有关中医工作的安排

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卫生部对中医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组织法》中，规定各大行政区中医出席名额不得少于3名，在中央直接聘请的出席者中不得少于2名，并在组别划分中单列中医组。[40]

在筹委会颁布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为征求对今后卫生医药建设的意见及提案之参考提纲》中，明确要求“你们对团结、改造、管理各种医药卫生工作者，有何经验及意见”“你区对团结改造中医有何经验及意见”，都要据实呈报。[41]各大区据此认真开展中医工作调研，并陆续呈交中医工作提案。

卫生部领导也非常重视调研工作。1950年2月27日，卫生部召开北京市的中医代表座谈会，听取中医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说明政府提高中医学术水平及团结改造的方针。[42]5月30日，北京中医学会正式成立。李德全、贺诚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贺诚在讲话中分析了全国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任务和中医药的发展方向，指出“一定要做好中西医的团结，要把全国医务人员不分宗派、系统地团结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43]北京中医学会在此时成立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也为中医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会议筹备期间有关中医问题的争论

会议筹备期间，医务界对于如何团结、改造中医一直存在争论。

在第五次筹委会扩大会议上，卫生部领导针对个别地区仍然排斥中医的情况提出了批评，指出：“关于团结中医的问题，要从政策上、当前客观现实进行考虑。至今还有些地区在谈论‘中医不科学’。事实上中医是有不科学的部分已无需争论，问题在于当前有中医存在，广大农村的疾病又多是中医治疗，如果为广大人民利益着想，如何团结改造中医为人民服务与如何补充其科学知识更好的工作。”[44]张孜也从中医药在当前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作用的角度，指出“中医中药总是实际上担负着全民族绝大部分的医疗保健责任的”，提出中医中药业者必须团结，并施以“科学化”改造。[45]

在如何“改造中医”问题上，会议筹委会华东分会的提案较为系统，该分会提出创办中医进修学校，目的是“本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总方针，授予科学医学之简要基础知识、简要预防知识及指定专科防治技能，而可转成科学医卫人员”。该分会所拟进修课程中，西医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二。[46]常州市中医协进会提出，使旧式中医不再产生，私人中医师不得再带徒。华东分会山东支会“关于中医的团结与改造案”提出，新的中医不应再加训练。[47]

河南省卫生厅的提案提出，应选择古代医书精华，汇编中医各科标准讲义，以便改进中医学术，求得中医自身的进步；并应把中医管理纳入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以便改进而利卫生保健工作之推行”，并提出“由中央统一规定成立中央及省、市、县、区、乡一系列之中医公会机构，以利联系便于学术之研究”。[48]

1950年7月27日，潘兆鹏在《健康报》上发表《中医药走上科学道路》。他认为中医学术有存在的必要，但其中不合科学的部分要改造，提出“整理中医学术，应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还提出，中医学术是要发展的，要在“旧的经验基础上学习新的科学”。[49]鲁之俊将中、西医从“方便、经济、有效”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比，指出中、西医各有优缺点，应该“实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所指示的中西医合作道路，是团结，不是分裂”。[50]

（四）“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时，中、西医的对立依旧存在。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受邀参会，引起了中医代表的不满，中、西医的“团结”竟成了问题。为此，中央卫生部在中、西医之间反复斡旋和引导，并在不同场合强调中西医团结的重要性。

同年8月11日和13日，卫生部分别召集西医专家茶话会和中医座谈会，李德全、贺诚等亲自参加，引导中西医团结问题的讨论。强调中西医“应加强团结，共同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而努力”。在卫生部领导的引导下，大部分西医代表的态度有所转变。余云岫也表态“今后要为中西医团结，帮助中医走向科学化的道路而努力”。[51]在中医座谈会结束时，贺诚发言指出：“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我们要求中西医团结得更好。只有提高，才能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很重要的”。在逐步统一认识后，两次座谈会都在“充分地表现中西医团结的气氛中结束”。余云岫在会后发表题为《团结》的感言，表示赞成政府提出的团结中西医方针。[52]

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贺诚指出：“中医、西医团结合作，在保障中国人民健康的问题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把握住一条总的原则，这一总的原则便是中西医团结起来，抱定预防为主的方针，为工农兵服务。”[53]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三大方针的雏形。自此，延安时期确立的“中西医合作”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调整为“团结中西医”方针。

1950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李德全部长《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团结中西医”方针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