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章　虫类药的发展简史

虫类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虫类药是指药用动物的一部分，包括药用动物机体全部、局部及其产物，如在近代中医大家朱良春所著《虫类药的应用》一书中泛指动物药；而狭义虫类药指昆虫、环节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以及小型爬行类、哺乳类动物，本文所指的虫类药是指广义虫类药，种类繁多，是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虫类药作为血肉有情之品，性喜走窜，多具有搜风剔络、活血破癥、消痈散肿、补益固本等功用。虫类药的使用由来已久，医学对虫类药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远古时期，先人们为了在大自然中得以生存，曾经“茹毛饮血”“山居则食鸟兽”“近水则食鱼鳖螺蛤”，历经反复多次的尝试，逐渐发现了某些动物对特定的病痛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初步认识了虫类药物，为其药学理论和应用奠定了基础。例如，春秋时期的《诗经》中述及160种动物，部分具有医疗作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虽是古代地理著作，但记载药物146种，其中动物药83种，如“河罗之鱼，食之已痛”“有鸟焉……名日青耕，可以御疫”。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专著，也是最早记载虫类药的医学著作，是研究先秦时代祖国医药学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该书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52种疾病，共记录药物242种，其中包含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涵盖了兽、禽、鱼、虫等动物药，其中动物药54种，很多药物的功用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吻合，且书中还记载了相关药物的应用方法等。

秦汉时期，虫类药应用已相当普遍，且作用明确，从单味药应用发展到组方应用，这期间的著作当首推《神农本草经》与《伤寒杂病论》。

作为中医四大典籍之一的《神农本草经》，成书于秦汉时期，为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全书共分3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言性味，述主治，钩玄索隐，要言不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之作。所记载的动物药中，如水蛭、僵蚕、全蝎、蝼蛄、地龙、蜜蜂（包括蜂子、蜂蜡、蜂蜜、蜂毒、蜂房）、斑蝥、龟甲、鳖甲、蛇蜕、牡蛎等，迄今仍在广泛应用。书中对每味药的别名、生存环境、产地、采集时间、性味、入药部位和主治病证均有详细记载。在论述药物功效方面，精辟可信，例如斑蝥能治“恶疮疽”，水蛭“主逐恶血，瘀血，月闭，破癥瘕积聚，无子，利水道”，并且对各种药物的配合应用，简单制剂等都做了概述。可见早在秦汉时期虫类药已受到了重视，临床应用已获得了宝贵经验。

东汉张仲景更是将虫类药运用于内科、妇科等疾病的具体治疗，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使用各种药物93种以上，虫类药有12种，两书中更载有抵当汤、下瘀血汤、土瓜根散、大黄䗪虫丸、鳖甲煎丸、滑石白鱼散和蜘蛛散等7首以虫类药为君药的方剂，应用了虻虫、水蛭、土鳖虫、蛴螬、蜂房、鼠妇、蜣螂、白鱼和蜘蛛等九味虫类药，这些方剂辨证精当，组方严谨，药简效宏，一直沿用至今。仲景应用虫类药的学术思想最显著之处，就是攻逐瘀血，具体体现在有水蛭、虻虫、土鳖虫所组成的抵当汤、下瘀血汤和土瓜根散等3首处方之中；仲景应用虫类药的另一思想就是以毒攻毒、消坚破癥，体现于治疗疟母的鳖甲煎丸中。同时，仲景认识到虫类药大多“毒效一体”，这是由它们的自身特点决定的，对于那些气血亏虚、非瘀血实邪的患者及孕妇是禁止使用的。另外即使辨证准确，使用时也应注意臣使之药的配伍，注意固护人的正气。医圣仲景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其应用虫类药的学术思想值得深入学习研究。

魏晋唐时期，中医学以搜集整理为重心，尽管药物学上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新修本草》等多部传世之作，但对虫类药应用的剂量、疗效等的探索均未超越前世之藩篱，学术进展不甚明显。

总之，秦汉至唐代，是虫类药应用的雏形期，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对虫类药的应用亦有所发展。宋代许叔微不仅是研究伤寒的大家，而且在杂病证治上多有阐发。他在治疗杂病时，尤其善用虫类药搜剔通络，喜多种虫类药同用，取虫类搜剔活血、化痰通络之效，化裁虫类药古方以力求效验，他对虫类药的应用经验丰富，开络病证治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朱丹溪学习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多使用全蝎、地龙、白僵蚕、斑蝥、水蛭、虻虫等虫类药物，但所用药味及主治均未有更多发展。

明清时期，虫类药的应用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药味数量上有明显增加，在治疗范围上也有新的拓展，对虫类药的使用和研究已处于完善阶段。明代李时珍全面总结药物治疗经验，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收载动物药（广义虫类药）462种，按照“从微至巨”的原则，将动物分成虫（狭义虫类药）、鳞、介、禽、兽五部，从动物中最简单的无脊椎生物——虫部，依次记载到更复杂的鳞部、介部，最后到有脊椎的禽部和兽部，认为集小虫之有功、有害者为虫部，使虫类药的应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清代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收录动物药128味。清代温病学家对虫类药论述多有创新，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宝贵经验，如叶天士认为虫类药“飞者升，走者降，有血者入血，无血者行气，灵动迅速，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常用的有蝉蜕、僵蚕、地龙、全蝎、蜈蚣、蜂房、蜣螂、虻虫等，《临证指南医案》指出“风湿客于经络，且数十年之久，岂区区汤散可效”，治则为“须以搜剔动药”“藉虫蚁血中搜剔，以攻通邪结”，更提出“宿邪宜缓攻”，用虫类药治疗应“欲其缓化，则用丸药，取丸以缓之之意”；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对蟾蜍、五灵脂、蚕沙、龟甲、鳖甲等的作用均有诠释，并应用化癥回生丹治疗肿瘤；王孟英用蜣螂虫治疗膈气吐食，大便闭塞及吐粪症（即“肠梗阻”）等；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对血瘀证有着独特见解，记载血瘀证50种，创方20余首，用地龙、穿山甲、五灵脂、虻虫等活血化瘀虫类药配伍的逐瘀方剂9首，其中用麝香的通窍活血汤，用五灵脂的膈下逐瘀汤、身痛逐瘀汤，用地龙的少腹逐瘀汤及补阳还五汤等一直在临床广泛应用；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说：“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指出了虫类药的特性，认为功效非一般植物药所能比拟。

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恽铁樵及章次公等诸位前辈，亦喜用虫类药，他们的经验有颇多创新。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龙骨、牡蛎、石决明、鸡内金、穿山甲、蜈蚣、水蛭、全蝎、蝉蜕、羚羊角、血余炭等药物均有精辟的论述，如搜风汤中用僵蚕治疗中风；振颓丸中用蜈蚣治疗痿废、偏枯、痹证；理冲丸中用水蛭治疗妇女经闭、产后恶露不尽；镇风汤中用僵蚕治疗小儿急惊风等，屡起沉疴。章次公先生用僵蚕、蝎尾治中风，地龙治咳嗽，九香虫治胃脘痛，蜘蛛、土鳖虫治痿证，叫姑姑、蝼蛄治肿胀等都是对先贤宝贵经验的继承发扬。

现代医学的发展再次推动了对虫类药的研究，对虫类药的记载和报道越来越广泛，先后出版了一些动物药专著，如《广西药用动物》（1976）、《山东动物药》（1979）、《中国动物药志》（1979）、《中国药用动物志》第一册（1979）、《中国动物药》（1981）和《中国动物药》第二册（1983）、《动物本草》（2001）、《虫类药的应用》（2011年再版）等。这些专著对动物药的异名、品种、来源、采集加工、炮制、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研究、药性、功能主治、临床应用等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并推崇的是国医大师朱良春所著的《虫类药的应用》一书，该书来源于临床实践，专述虫类药临床应用，其用药考究，见解独到，对提高中医临床医生治疗水平有较大帮助。

随着现代药理研究的介入，对虫类药的研究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如地龙中提取的蚓激酶、水蛭中提取的水蛭素，具有抗凝和溶解血栓的作用；斑蝥中提取的斑蝥素具有抗癌的作用等，使虫类药的应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吴以岭院士运用络病理论研制的“通心络胶囊”，将虫类药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取得较好疗效。现代药理学认为，虫类药具有免疫调节、镇静止痛、抗炎、抗风湿、抗过敏、抗肿瘤等作用，主要用于心血管、神经、血液、生殖系统等疾病的治疗，这些发现使虫类药的应用范围得到了拓展。

综上所述，虫类药的应用发展经过历代医药学家的不断探索、总结和补充，为现代虫类药药理及临床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