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脑系疾病也较多。如《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壁虎“咸，寒，有小毒。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滇南本草》记载地龙“祛风，治……口眼㖞斜”。《证治准绳》《本草纲目》《外科正宗》《卫生十全方》《卫生简易方》《医方类聚》《校注妇人良方》《寿世保元》《医学纲目》《奇效良方》等著作中出现了众多使用虫类药治疗中风病的复方，如清心导痰丸、白花蛇酒、透脓散、加味乌灵丸、虎骨散、三公散、神仙解语丹、史国公浸酒良方、失音方、蜘蛛摩方、脑麝祛风丸、大神效活络丹、通关散、三圣散、不换金丹、换骨丹、天麻浸酒方、金虎丸等；清代的《医林改错》《审视瑶函》《嵩崖尊生全书》《兰台轨范》《张氏医通》《医醇义》等著作中也出现了众多虫类药治中风病的复方，如补阳还五汤、身痛逐瘀汤、振颓丸、黄芪五蛇酒、正容汤、大活络丹、十味导痰汤、消风返正汤等。

叶天士是清代著名医学家，四大温病学家之一，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及“络以辛为泄”的著名观点，同时他还指出“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本不能见效，当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认为得病日久，正气和邪气混杂，深入络脉之处，此时用草木之药不能完全祛邪，需用能搜索并剔除经络之邪的虫类药才能起作用，提倡用虫类药治疗久病入络之病，创立了诸多治络之法，将通络法用于头痛、中风、痫、痉、厥等内伤杂病。在虫类药的应用剂型中，倡导应用能体现“顽邪缓攻”法的丸剂。

吴鞠通亦是温病大家，首创三焦辨证体系，认为虫类药有“无微不入，无坚不破”之功效，因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能飞的虫类药能走气分，能爬行的虫类药能走血分，即“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吴鞠通在使用虫类药时，根据病位在上、中、下三焦的不同，分别使用相应的药物，如邪在上焦心肺，多使用蝉蜕、牛黄等，创制凉开三宝，治疗热病神昏；邪在中焦喜用牛乳汁；邪在下焦肝肾喜用牡蛎、鳖甲等。创立一甲复脉汤、二甲复脉汤、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等方剂治疗热盛阴虚之抽搐、惊厥等。现代研究证明大定风珠对痉证、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帕金森病、中风偏瘫痉挛、阴虚风动型脑出血、Meige综合征等脑系疾病有较好的疗效。

王清任认为“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气血运行不畅所致的血瘀证是诸多疾病的病因。《医林改错》所创方剂33首，而用于活血化瘀的方剂有20首余，约占全书的2/3，在活血化瘀过程中喜用虫类药，如地龙、穿山甲等，因此类药药性走窜，通络达髓，应用虫类药配伍的活血化瘀方有9首，约占全部活血化瘀方的1/2，可见其对虫类药在活血化瘀方面应用的重视。有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可治疗的头面疾病有16种，分别是头痛、不寐、眩晕、郁证、耳鸣耳聋、中风、痫病、痴呆、嗜睡、狂病、脑鸣、厥证、癫病、昏迷、口僻、面肌痉挛。应用血府逐瘀汤治疗最多的脑病是头痛、不寐、眩晕、郁证。

在治疗头痛方面，王清任首次提出了“瘀血可致头痛”的理论，瘀血在头痛致病因素中扮演着重要地位。血瘀证头痛病机是由于瘀血阻于脑窍，脉络滞涩，血行不畅，不通则痛所致，故治疗当以活血化瘀、通窍止痛为主，并详细论述了血府逐瘀汤治疗血瘀型头痛的相关内容。《医林改错》曰：“查患头痛者，无表证，无里证，无气虚痰饮等证，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剂而愈。”

对于年久不愈之不寐，病情反复出现，致使体内气血运行受阻，脉络中出现瘀滞，形成血瘀，即“久病必瘀”，王清任认为长期顽固性不寐，临床多方治疗无效者，应当从瘀论治，《医林改错》曰：“夜不能睡，用安神养血药治之不效者，此方若神。”

在眩晕病方面，首次提出“血瘀致眩”观点的医家是明代的虞抟，《医学正传》曰：“外有因呕血而眩冒者，胸中有死血迷闭心窍而然，是宜行血清心自安。”此观点进一步完善了眩晕的病机。王清任尤其重视气血的关系，认为“气足血行而瘀去，气滞则血瘀”，《医林改错》曰：“能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眩晕血瘀证是由于瘀血内阻，脉络闭塞，气血不能上于头部，脑窍失养或肝风（阳）上扰清窍所致，故治疗当以活血祛瘀、平肝息风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