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毒病的病因病机
第一节 内毒病之病因
内毒病之病因可概括为内、外两大因素，其外因与古之外感六淫化毒（感染）不同，已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养生类篡》所云“厅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更多的是现代工业化及城镇化等带来的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物污染等诸多环境之毒性因素；内因则以饱食安逸加七情失调等不良生活方式为常见。正如《中藏经》中指出“皆由喜怒忧思，冲寒冒热，恣饮醇酒，多嗜甘肥……蓄其毒邪，浸渍脏腑”，内毒为病尤以包括饮食结构失衡、好逸恶劳及精神心理问题等内因为主。无论是本原之毒、附生之毒，还是毒物之毒，其源虽异，然为病则必有共同之内在因素，周慎斋概括之为“凡毒，血气不足而成”，即人体“生生之气”的强弱为内毒病否之核心要素。
一、饮食措毒
从中医学整体观念而言，人体能量的转化是一个全身多脏腑参与的新陈代谢过程，而其中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则主要取决于中焦胃气。正如《素问·太阴阳明论》所强调：“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也就是说单靠胃肠的受纳腐熟及吸收还不能完成能量的转化过程，其关键环节还须赖脾气的健运，“脾气散精”才能“中焦受气取汁”，将水谷精微“变化而赤”，布散至脏腑九窍、四肢百骸，使人“府精神明”。
谷之精微滋养百骸，缘何生毒？一者，如朱丹溪《格致余论·养老论》中所谓“爽口作疾，厚味措毒”，主因饮食失节，过食肥甘厚味又缺乏运动所生。其具体机制如《素问·奇病论》谓“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此“上溢”之气叶天士在《温热论》中详释其为：“脾瘅病，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土有余也，盈满则上泛，当用省头草芳香辛散以逐之则退。”概之“措毒”者，乃淤浊之邪内蕴酿成。
二者，如《慎柔五书·卷五》所谓“肚饱者，脾胃弱不能输运毒气也”，其机如岐伯释病有口甘者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所谓“五气之溢”和“津液在脾”，是因脾不能运气散精所生之淤浊和痰湿等酿毒之邪气。可见，“爽口、厚味”合“不能运输”是为“措毒”之基。
此外，当人思虑或劳倦过度，脾气滞结，内热耗气，亦可致“阴之五宫”为之所伤而生湿、浊、痰诸邪，继则“气涩血浊”而壅滞化毒。总之，“措毒”并非如“SARS”“新冠病毒”等病毒入体为主，而是机体上述之不良的代谢状态持续发展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脾不散精”是生湿浊内蕴阶段及其后化毒的关键病理因素，早期常因其脾弱之程度不同而临床上仅表现为口甘或乏力等较轻症状或无任何症状，但体内却在不断蕴蓄着化生内毒之基础物质——血浊。膏粱厚味之害古已有之，然“数食甘美而多肥也”毕竟非当时之众生相，而今人则普遍饮食高热量或能量过剩，加之食物中的不良成分如某些食品添加剂、反式脂肪酸等，再加一些不良的饮食嗜好（包括各种“垃圾食品”等）及安逸少动而更易致脾不散精，谷不化生精微，反蓄生淤浊入血，继而腐秽酿毒，即“由浊致毒”。《诸病源候论·伤寒热毒利候》谓之：“热入内，肠胃受伤，阴阳交错，正谷不化反浊秽为毒。”
二、环境毒损（物毒内蓄）
病因中与古之最异者，属当今的各种污染物之毒由外入体内蓄为害，主要指日常生活摄入的食物和接触物中所含有的不利于健康之元素，进入人体后蓄积并潜移默化生毒为害。一是环境毒素经口鼻、肌肤入侵体内，潜伏渐蓄而成内毒。如雾霾、粉尘、碳过排放等造成之大气污染，更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其半挥发性及能远距离传输而存在于空气中，以及各种辐射等。二是食物染毒，即毒性因素随食物、饮水直入体内。如食物、水污染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谷物蔬菜种植中过施之化肥、杀虫剂等，还有食品中的各种添加剂不胜枚举，如反式脂肪酸、各种防腐剂、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甚则如引发2003年“非典”、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疫病因素中滥食野生动物之不良习俗等。三是药物积毒。今人常养生不当或滥施补药，特别是如保健品泛滥，过久蓄积亦可生毒，此即《内经》所言“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还有化学药物、有毒中药的滥用、过量、久服引起药毒蓄积等。
可见，环境污染物中所含之各种毒素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侵入内伏便成为内毒之基原，可谓当今饮食易生浊毒，所居之处易伤于毒。其中，环境之毒可谓是中医学的一大全新病因。
三、情志失调
七情之变至生内毒，乃非常之变。中医学认为人类之精神活动影响着身体的健康，心理状态的失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疾病的发生发展。随着时代发展，人类生活条件虽不断改善，但情志疾患却有增无减，可见今人情志不遂远甚古人，也是当今人类个体与社会关系之复杂性所导致的。
现代社会的工作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之欲望亦愈无止境，因之所承受的压力亦日益加大，其结果是如焦虑、抑郁症等精神类疾患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仅从2005年至2015年间，抑郁症的发病率增加了18%以上。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当人的精神和情绪处于负面状态时，身体会产生一系列激素代谢的紊乱而分泌诸如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因其可致小鼠死亡而又称为“毒性激素”。这些激素的分泌原本是为适应和保护身体的变化，如刺激分泌炎症物质以备修复组织损伤需要等，但一旦过量或持续时间过长等都可能使这些激素反而损伤正常的组织器官，引发如动脉硬化、高血压、消化性溃疡、月经不调甚至肿瘤等。如当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内脏灌注不足，使得儿茶酚胺分泌增加、血管收缩，致胃肠道活动力减弱，黏膜修复能力受损及其后之缺血-再灌注引发细胞死亡、炎症而造成黏膜应激性溃疡；再如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常会伴随情绪发生变化，有时可能成为促发处于潜伏阶段之癌瘤的养料。
中医学将此归为情志不遂、抑郁不舒之郁证，若郁久化火加之劳逸失度而致“气涩血浊”则易蕴酿生毒，是内毒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素问·举痛论》谓“百病生于气也”，继则如叶天士谓“升降之机失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气血逆乱则随其所伤脏腑之不同而病变纷繁。
1.志郁伤肝、气失畅达
肝主疏泄，性喜条达。忧思郁怒可致肝失疏达，气机不畅而郁结。一则气滞郁结不散，郁久化热，则如朱丹溪所言“气有余，便是火”。而肝主藏血，火郁不发可灼血蕴毒。轻则如《灵枢·五变》中所云：“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流，臗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渴。”重则如清·喻嘉言《寓意草·辨黄鸿轩臂生痈疖之证并治验》中论毒之成谓：“内因者，醇酒厚味之热毒也，郁怒横决之火毒也。”即郁火炽而生毒；二则气郁而不行，气滞血瘀，瘀久化毒；三则肝气伐贼脾土，脾失健运，升清降浊失司，谷不化精微，反淤生浊邪，继而腐秽酿毒。
2.思虑过度、脾失健运
忧愁紧张，思虑过度，或长期精神压力过大，则脾气郁结，久而伤气，失其健运升降之职。脾不散精，谷气壅滞而生浊邪，浊淤血分则易腐秽酿毒；水液代谢紊乱则痰湿内生，积久易附生湿毒、痰毒等邪毒。所生诸毒随气升降，则反过来再损脾胃。
3.五志过极、心神失主
情欲过度或所欲不遂，或过喜悲哀，或长期失眠，易损伤心神。此即朱丹溪《色欲箴》中所谓“绚情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贪欲无限而五志过极，致心神失明而“以妄为常”，不承制其火则内炎伤血，炽热化毒。又心主血脉，心火之毒随血流注，灼伤五脏六腑，甚或扰及神明而逆乱。
四、体质与嗜好
体质与内毒病的因果关系目前虽无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但从中医学角度而论，体质因素往往影响病后毒邪之性质已为共识，主要体现于内毒之阴阳属性上。虽然内毒之蕴酿而生的特点决定了其成病以阳毒为多，然毒病复杂胶痼之性致阴毒亦不罕见，于此前贤已多有论述。
临床见素体肥胖，面赤油光，常恶热烦躁，易生痤痱疖肿，口疮伴呼气秽臭，大便黏滞或秘结，脉滑或濡数者，易发阳毒；素体瘦或虚胖，面色㿠白或晦暗，常畏寒肢厥，倦乏自汗，纳呆便溏，脉濡弱或沉细者，易发阴毒。
体质还决定了其承受治疗所需药毒之能力。《灵枢·论痛篇第五十三》中谓：“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除了体质因素，平时的生活嗜好亦是引发毒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如素嗜甘咸厚味，或长期酗酒等。酒毒为病古已载之，《兰室秘藏·酒客病论》中有“论酒大热有毒，气味俱阳”，其害当今尤甚，以肝损害多发。又如饮食失调所引发的痛风，以及各种偏食所伤。加之当今之人多好逸恶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易致气机壅滞于内而淤生浊邪，脾运不健而元气日虚则排毒不及时，蓄积于内并蕴而成病。
五、中毒
物毒（毒物）直中者古今皆有而现代尤甚，俗称“中毒”，主要是指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接触有毒的物质，或未守安全防护而发生中毒；生活中误食、接触毒物，用药过量、自杀或被谋害等情况下之过量摄入体内引起的中毒。
1.药物中毒
常指特定的中、西药物使用中所引发的急性中毒重症，如神经毒、出凝血毒素、急性过敏性毒素等导致的急性休克、死亡等。中药的毒性作用因其毒性强弱亦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前者多指本身毒性强而俗称“毒药”，如植物药中的马钱子、狼毒、巴豆等，矿物药的砒石（砷）、轻粉、水银等，动物药的蟾酥、斑蝥、五步蛇等。后者毒性相对弱，使用不当其毒性作用或急或慢发，如植物药中的半夏、雷公藤、苍耳子等，矿物药中的雄黄、铅丹等，动物药中的虻虫、土鳖虫、水蛭等。药物毒性强、发病急者临床直称其为某中毒，如砒霜中毒、蟾蜍中毒、马钱子中毒、巴豆中毒等。
2.虫兽毒
包括虫兽所伤和食用动物而中毒者，前者常见如疯犬、毒蛇、毒蜘蛛、黄蜂等叮咬所致；后者如食用剧毒动物如河豚，或变质鱼、蟹及其他各种野生动物肉等所致之急慢性中毒。
物毒为病除上述重危中毒者为病急骤外，亦有部分慢性中毒是以成毒之基原小量，日久蓄积蕴毒，加之排毒或解毒不济而渐渐“著而成病”。
六、交接感染
此类毒病主要通过人体性交、伤口、血液、体液等接触感染病毒而发。如梅毒、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等，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具有时代特征之疾病，近现代渐有增多趋势。因此类毒病与外感、疫毒等“天受”不同，是经身体接触性传染且发病潜伏缓慢，故亦可归属内毒范畴。
第二节 内毒之病机
内毒之病机包括了内毒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病理机制。正如《医宗金鉴·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篇》曰：“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脏腑作为机体维持生命活动之重要系统，其主内司职及体现于外的脏象和功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其正常的运行需要其他多个分系统的协调与支持，其中气血和脉络两个形态功能系统尤为重要。气血营卫的生化和运行均源于脏腑，但须通过脉络这一网络系统协调运化和代谢，以滋养百骸官窍，调节五脏六腑。而脉络形态系统，其经脉、筋络的运行贯注、循环往复又赖于脏腑司职和气血之温煦濡养等功能，以连通上下表里、调节体表的腧穴及其与脏腑之联络。整个机体的新陈代谢均依靠气血和脉络得以保障，故两者亦是机体运毒、排毒之功能的载体和通道，与五官九窍、腠理玄府一起构筑了机体毒物代谢之重要途径，而非人体专有另外的排毒管道。
如果上述系统失衡，脏腑气血及脉络功能失调，体内的生理代谢废物或病理产物就不能及时排出体外，蓄蕴体内而酿生毒邪为病。继则如吴又可所言“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从西医学角度看亦是如此，当全身网状内皮系统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或低下，会影响肠道对内毒素的清除能力，以至影响肝功能而造成肠道吸收的内毒素直接进入体循环；也可导致胃肠道黏膜功能障碍，使大量内毒素进入血液，引起组织器官的进一步损害。此即中医之升降失司、气涩血浊、蓄蕴酿毒而蚀损脏腑血脉的病理过程，《朱氏集验方》谓之“已毒即归于脏”。
内毒性恶多变，为病不仅蚀损脏腑，流注肢节，亦可内伏三焦膜原，阻损周身之络，致其病痼而表现复杂。然无论本原之毒还是附生之毒损，无论其由脏走肢还是经皮肌入腑，必以气血为基，脉络为径。故内毒特别是本原之毒的病机虽复杂，但概括其发展变化之规律，可分为气涩浊淤、蕴血伤脏、蚀损脉络三个阶段，而其核心则是毒邪与元气之关系失衡。
一、气分为病
气贵畅行，故朱丹溪谓：“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冲和”者，气机之运行顺畅，升降出入有序，清者升，浊者降，自能五脏六腑安和，亦即朱氏所云之“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故病生脏腑气血逆乱者，亦多始于气机不畅，如木伐土壅，郁热犯中，浊被火蒸，胶滞为患。内毒之病机尤以气失升清降浊为之始，浊淤酿毒为其渐。
气分阶段病机多以脾虚失运为主，是本原之毒形成的初级阶段，核心为气涩浊淤，为许多疾病的未病期和早期阶段。其象以《丹溪心法·卷三·赤白浊六十四》所云“胃中浊气，下流为赤白浊”等“浊秽”之征为主，或伴纳呆、倦乏等脾虚之象。亦有无特异性毒之外象可见，但已浊淤内蓄，或无形之浊内伏始酿其毒者，如糖尿病前期血糖始渐升高、高尿酸血症期尿酸升高等变化。而附生之毒此阶段则由痰、火、湿、瘀等邪气始蕴其毒，故其症以呕恶痰涎、口苦心烦、尿少水肿、心腹疼痛、胁肋胀满、舌暗紫、苔黄腻等原邪渐甚之象为主。虽然气分病内毒尚处于酝酿阶段，毒症往往还不显著，但许多患者仍或可见到或问诊得知其时时伴发口疮、痤痱、皮痒等毒溢外表之微症，这些看似小症，却可能是内毒初生之标志，为辨毒之要素，临证不可忽视之。
二、血分为病
血，又称营血，即营养、滋润之意。血源于水谷而生于气，《灵枢·决气》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血行于脉中而内濡五脏六腑，外营四肢百骸。营血流通，周而复始，维护人体生长发育和各种器官之功能，同时血液又是机体排毒之重要载体。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血少不流通则失于生化，或不运毒则蓄损，故内毒为病必先伤气血。
内毒由气及血，经谓“气涩血浊”。浊淤血分易腐秽酿毒，则涩（凝）血、耗血、动血而生诸患。本原之毒的血分期主要是浊毒内蕴阶段；附生之毒则专由痰、湿、瘀等原本之邪蓄蕴变化为邪毒。
血主营内，内毒劫伐，或涩血滞脉而伤脏腑；或如薛生白《湿热病篇》所曰“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灼扰动血而伤阴失濡；或如王清任言“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继而“气血凝滞，毒之所由发也”（《周慎遗书》）成瘀毒。
血者，体阴而形具，故毒病血分则常见皮肤斑疹、疖肿、溃烂，或肌肤甲错、肢节瘀肿刺痛、毛发枯槁，或便血、尿血等有形之蚀损。临床有许多外表看似单纯的局部病灶，其实是毒邪内伤气血脏腑的外现之象，如痛风伴局部红肿热痛阶段、系统性红斑狼疮之皮损、各种血液病之面色无华或皮下出血等病变，但更多的则是表现为病证之复杂疴痼性。此外，还有许多无形之毒病虽外无形损但全身症状明显，或无症状体征但有各种检测指标异常等，足示血分证病机之繁杂。
三、脉络为病
毒病至此阶段，则如周慎斋所谓“毒聚道路则成形，最恶之候也”。脉络本当行气血、通神明、养百骸，然内毒为病，壅滞于脉络则必蚀腐之。如《灵枢 寒热第七十》言：“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毒病至脉络期，既可浸淫入络，亦能蚀损督脉，积久更入脏腑深邃胶痼，由内及外无所不损。叶天士谓之“久病入络”，并释以“经主气，络主血”，故病变“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在络在血”。实道出了慢性病迁延日久，邪气深入血络之发展规律。内毒蚀损病位之变亦多由脉及络，包括了大循环、小循环及中枢、末梢神经等，即毒性之恶使其损害更为广泛。
脉络作为人体网络信息系统及气血流通代谢的微通路结构而无所不及，如为内毒壅滞，络气阻遏，或浊毒流注肢节脉络，临证既有“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变，亦多见红肿疼痛、结块、痈疡、坏疽、瘿瘤、鹘眼凝睛等；加之体质及兼杂邪气之异，还可犯心、脑、肾络等不同部位，蕴蓄不解而蚀损脏腑、逆乱气血则引发多种变证而表现复杂疴痼之性，如现代疾病中类似中医毒病之急重弥散而及脉络的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损脑络之中风、损肾络之尿毒症等，慢性则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坏疽、痛风的腐蚀骨节（骨穿凿样变）和脏腑损害（如痛风肾、狼疮肾）、肢络蚀伤（如神经变性坏死之多发性硬化症）等。
四、附生之毒
附生之毒附生从化于他邪，种类虽不出巢氏《诸病源候论》，然当今之机制则较古代更为复杂，且具现代病理之特征，临证当参考分析之。
1.痰毒
痰毒指痰饮蕴积所化之毒。痰毒附生于痰，其性从化于痰之寒热。痰饮由内、外之因致脏腑功能失调，三焦不利，气道闭塞，水饮气化失司而停积留聚为邪。其痰有或寒或热之异，如受火热或阴虚之火煎熬而成热痰；受寒凝聚或阳虚失温则成寒痰，无论寒热皆可因蓄蕴久积而化生毒性。
2.热（火）毒
热（火）毒指因火热之邪盛所化之毒。毒性酷烈，最近火炎之性，可谓火为毒之基，毒为火之甚，故热毒致病多呈火热证候。火邪外可因六淫侵袭入内而化，内可因气郁化火日久不解而生，刘河间主“六气皆从火化”，他邪为患亦多易化热，故为临床常见之毒。
3.湿毒
湿毒指因湿邪蓄极而酿之毒。湿由外湿内侵或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化失司，水液代谢紊乱而潴留为病。湿邪有表里寒热之别，从外者如此次“新冠”之湿毒疫；内湿有因水饮实邪停聚而成，更多为失气化而生，则属因虚致实者。据其邪性可分寒湿、湿热，然无论寒、热之湿邪，如停蓄潴久则均可酿生毒性。
4.瘀毒
瘀毒指因瘀血阻滞久积所化之毒。瘀毒附生于瘀血，其性从化于瘀之寒热。瘀血由各种内、外伤引起血液运行失畅，瘀滞凝结，或离经之血积聚体内等所致。可由实致瘀，亦可因虚而滞瘀，常因兼化不同而分为寒凝血瘀或瘀热内结。其瘀邪虽性质有异，然化毒均不离瘀积日久，亦有瘀伤处置不当所致，如《正体类要》中谓：“疔痂不结，伤肉不溃，死血自散，肿痛自消，若概行罨贴，则酝酿瘀毒矣。”
5.寒毒
寒毒指因寒邪过盛而凝结为毒，为病则阴寒弥漫，凝滞气血，衰败元阳。或生于脏腑经脉失阳气温通，或成于四肢百骸失阳气温煦，其成可急或缓。若毒盛阳衰甚极，则可致格阳于上或阳脱于下而陷于危候。
6.食毒
食毒指因食物所生之毒。包括食入腐败有毒之物，以及外感、内伤，或饮食失节及他病损伤脾胃，致胃纳脾运功能失常，饮食积滞，不化精微，反生淤浊，日久腐秽而酿生浊毒。此外，尚有果毒、菜毒、水毒、酒毒、虫毒等其他物毒直中而发之急性毒证，临床亦可或见。
五、顺逆演变
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中医学自古就非常强调正气在疾病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气主导观贯穿了中医病理生理和论治思维中，《素问·刺法论》谓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后人在对《内经》这一思想演绎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正与邪之对应观，使正气与邪实的考虑各自占据了病变及治疗的半壁江山。但综观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辨治思维，仍宗《素问·评热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更重视正气在发病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内毒病成与否亦然，内毒蓄损虽必不可少，但正气损伤不能排毒、抑毒、和毒则是关键因素，故“内毒蓄损”与“生生之气”关系的失衡决定了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若毒盛正虚则多即时发病，此谓正虚之处便是毒留之所矣；正气尚强，虽不足以解毒、排毒，但毒邪较弱，则正气能约束毒邪而暂不发病。然毒邪潜藏于内而成伏毒，其发病与否、何时发病，则赖于正气之强弱和毒邪盛衰之变化。且毒邪内伏，其潜伏时间越长越易与他邪兼杂或转化为患，如一旦与痰、湿、瘀等邪气相兼互化，则更加胶痼难解。正气与内毒两者之对立统一关系亦决定着疾病的走向，如《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云：“气胜毒，则毒为气驭，其毒解矣，故顺也；毒胜气，则气为毒蚀，其气竭矣，故逆也。”
第三节 内毒蓄损是疾病之时代特征
刘完素有言：“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现代人所处环境更是与古人相去甚远，尤以居住之空气、水等生态质量已非往昔可比。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进步，工业化、城镇化等的推进，社会逐渐进入到智能化时代，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而来的还有疾病谱的改变和病性之时代特征，有些致病因素则是前古未有之。因此关于疾病认识的医学研究，亦当与时俱进，而内毒辨证正是适应时代变化和需求的医学思维方式。
现代论毒病成因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特别是人为污染物之毒的影响。虽有学者将毒邪分为生物性毒邪、物理化学性毒邪和内源性毒邪三类，但无论是细菌、病毒等的生物性，还是“人造”之光电化工污染的理化性，其对人类的损害各有不同之途径和媒介，但都与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最终导致毒素内蓄渐损为病，其中尤其以饮食之毒与环境之毒危害最为常见。
一、饮食之毒
（一）厚味蕴毒，热量过剩和结构失衡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热量摄入和饮食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根据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指出“2012年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能量摄入量为2172kcal，蛋白质摄入量为64.5g，脂肪摄入量为79.9g，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为301g”，对比1992年数据之脂肪摄入58.3g、蛋白质68g，可知中国居民的饮食结构正在悄然改变。这种高热量高脂肪摄入的害处，正如《内经》所言：“高梁之变，足生大疔。”
饮食不节、饥饱失宜可损伤脾胃致运化失常，此乃古今皆有，然饮食结构和成分之变则是今人所为。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指出：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在，食盐、烹调油和脂肪摄入过多，居民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慢性病患病、发病仍呈上升趋势。人们摄取的热量过多，饮食结构失衡，则代谢紊乱而反损健康。作为内源之毒，其形成根源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不良变化，从中医学概之主要是饮食的失调而致“正谷不化反浊秽为毒”。
1.高脂（质）之毒
脂肪约占人体重的1/3，是人生命活动之必需。关于脂肪与疾病的关系一直是热点问题，尤其是人类食入的脂肪中危害人类健康成分之研究信息可谓纷繁迷乱，主要焦点集中于组成脂肪的脂肪酸，也就是脂质。如有关饱和脂肪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孰益孰害，虽经多年研究仍观点不一，但一个大的方面则认识趋同，就是反式脂肪酸的脂毒性对健康的害处及其病理作用。20世纪初食品工业技术的一项重要发明，使人们能通过催化改变液态植物油的分子结构而生产出一种固态脂肪，这就是反式脂肪酸，亦称反式脂肪、氢化植物油、氢化油、人造脂肪、人造奶油、起酥油、奶精等。因其耐高温，不易变质，能延长食品保存期并增添酥脆口感，因而被大量应用于油炸食物如炸鸡、炸油条、炸薯条、炸爆米花等，且油温过高、反复煎炸和焙烤食物则更增加油中反式脂肪酸。现今则更多地用于人造奶油、饼干、蛋糕、冰激凌、巧克力及各种包装食品等制作，在标识shortening的进口食品中也多含有反式脂肪。在我国虽然反式脂肪酸占膳食提供能量比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1%的限值，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快餐等“垃圾食品”的大量食用，反式脂肪的摄入量超过建议值的人数亦在逐年快速增加，尤其是年轻人比例明显升高，应当予以密切关注。
局部过多的脂肪是最佳的蓄毒场所，会产生许多毒性因子为患，其根本则源于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如过食脂肪等会导致肥胖、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等疾患。WHO表示，反式脂肪酸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21%，死亡率提高28%。且有证据表明，即使每天少量摄入反式脂肪也会增加2型糖尿病发生，会影响儿童发育，引发心脏病猝死和癌症的风险等。为减少心血管疾病，现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限制甚至禁止使用反式脂肪酸，WHO呼吁全球各国截至2023年完全摆脱在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酸。WHO总干事谭德塞强调：“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们摄取不安全的食物成分？摆脱反式脂肪酸将在与心血管疾病的斗争中获胜。”
2.高糖之毒
人们日常食用的“糖”是由占比各半的葡萄糖和果糖组成，又称为蔗糖。通常所谓的高糖之“毒”主要是指果糖的危害性。这种让人口感愉悦的成分，亦是人类维持生命最基础最重要的能量之一，但持久而高浓度的糖则反而使其成为有害健康之“毒素”。这是由于大量食用的高糖食品使人们对糖的耐受性不断增加，而食品工业的迎合、诱导使食品中的糖分日趋大幅增加。加之现今谷物的不断精制化，如精制面粉中的白面、白面条等“高糖指数”食品成为日常主流，而这些食物又使人体内的血糖过剩蓄积而产生毒性。虽然尚存在各种争议，但长期高糖饮食导致人肥胖、内脏脂肪增加应是基本共识。
研究亦显示人类肥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2型糖尿病及痛风等代谢性疾病与果糖摄入量高度相关；动物实验亦证实，垃圾食品中的果糖会引发人体内微生物的有害变化，如内脏脂肪的急剧增加引发脂肪肝、糖尿病等。已发现糖尿病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的失调而产生内毒素，我们的研究亦显示糖尿病患者肠道内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数量下降，而肠道内有害菌如志贺菌属、肠杆菌科增加，且肠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亦下降。高血糖影响胰岛功能，产生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和糖毒性则是糖尿病各种病理损害甚至致癌性升高之基础。
（二）食毒积微而生
化学污染和微生物污染不只是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亦是引发多种非感染性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新近发表的一项先导性的研究报告中，奥地利科学家宣布首次在人类的大便样本中发现有塑料微粒，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因塑料制品滥用和乱弃，污染了河流海洋的生物，并通过鱼类等食物链进入人体。微塑料颗粒对人体健康影响极大，它不仅会传播有毒化学物质，还能进入血管、淋巴系统甚至肝脏并影响免疫系统而产生多种危害。
然而，如果说此类毒素多是源于人类的无环保意识之所为，有些则是明知而无奈为之。如为了增产而超量使用农药即各种杀虫剂、化肥和杀菌剂等，导致农作物、蔬菜、水果等农药残留超标。另外，古所未闻者，则是现代特有之人为添加的食物相关之“毒”。如以食品中的各种添加剂为例，防腐剂、着色剂、保鲜剂、稳定剂、增稠剂、乳化剂、酶制剂、抗氧化剂等不胜枚举，广而用之，甚至这些物质可能就集中于一个塑料瓶的甜爽饮料中。还有人工饲养的食用动物之肉、禽、鱼、蛋等因生长素、催肥剂等不当或过量使用而蓄积后再为人类食入，加之不良的嗜好如滥食可能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等，长此以往则积微生毒，难免造成慢性、长期甚至遗传毒害。
越来越多的研究观察到高度加工食品增加肥胖、糖尿病、癌症等慢病风险乃至死亡风险。2020年欧洲-国际肥胖症大会（ECO-ICO 2020）发布的一项研究还提出，高度加工食品因其损伤DNA端粒而与加速衰老有关等，均堪称时代之新病因。
二、环境之毒
人类长期生活在复杂的污染环境中受到直接或间接危害的结果已经显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报告认为：“高达80%的癌症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比如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地球已病，人之焉安。环境污染物之毒亦是中医学一大全新之病因。
（一）大气污染
“人以天地之气生”，大气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今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致病因素，且已是全人类之共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均表明，严重的大气污染影响多种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大气污染之毒是非常复杂的综合因素，主要是工业化带来过度排放的诸如硫化物、氮氧化物、粉尘、复合而成的雾霾等有害物质；还有随空气传播的工业和人类生活设施发出的噪声，当其超过人耳能忍受的最大声强度（约为1W/m2）时，则对人体产生伤害而称为噪声污染，均可谓之当今大气之毒。
大气污染多数是人为的，如已知香烟烟雾中的大量有毒添加物不仅能引发支气管炎，还与鼻咽癌、肺癌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而愈加严重污染之空气中所含的复杂毒性因素则更加令人担忧。如Katanoda等在对63520例日本人队列研究中发现，控制吸烟等混杂因素后，大气颗粒物长时间暴露与人群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尤其是肺炎的发病率升高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瑞士的一项样本量为4000人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居民生活在密集污染的环境与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肥胖存在着明显联系。
国内天津的一项包含污染浓度水平不同的四个城市（太原、沈阳、天津、日照）的四万余人历时12年的研究发现，大气污染物PM10和SO2为全病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肺癌死亡和COPD死亡的危险因素。有研究发现大气中的颗粒污染物不仅本身可直接进入深部呼吸道而阻塞肺组织，还作为载体将其他刺激性气体带到靶器官产生刺激和腐蚀作用。如SO2可诱发变态反应而引起炎症，还可吸附在颗粒物表面进入呼吸道深部，使毒性增加3～4倍；氮氧化物（NOx）则更易侵入呼吸道深部，释放蛋白分解酶来破坏肺泡，引发肺气肿及中枢神经损害。
此外，长期接触污染空气还影响血管紧张性的变化、引发动脉内皮损伤、诱发氧化应激反应、促发人体全身炎症反应等而引起多种疾病。
《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指出，中国地表气温持续升高，并预测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2.1℃，2050年将增加2.3～3.3℃，且升温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北方增温速率明显大于南方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其中青藏地区增温速率最大。气温之变化带来的不只是人体温的改变，也会影响湿度、氧含量等多方面因素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健康。从中医学来分析，人久居如此空气之环境中，大气之毒必从口鼻而入，或直接损伤肺气，或通过肺朝百脉而伤害他脏。
（二）化工污染
古代于非外感之物毒，所列详者当属《诸病源候论》，亦不过有限之水毒、药毒、漆毒、虫毒之属，而全球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使当今人类生活环境中有毒物质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环境污染亦有生物污染、化学污染和辐射污染等不同，而化学污染因诸多的化工产品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而成为重中之重，其所含多种有害成分对环境造成持续污染。例如，持续性有机污染物（POPs）为诸污染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毒化学物质，主要来源于工业焚烧、发电站、供热站、家庭燃炉、水面和土壤的挥发、垃圾填埋运输和农药喷洒等，由于其具有难降解、脂溶性、半挥发性及远距离传输沉积等特性，使得其广泛存在于空气、土壤、水和食物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领域。这些毒性因素均可通过食物链等途径最终蓄积在人体诸如血液、尿液、脂肪、肝脏、肺脏、肾脏、母乳等中，在潜移默化中时时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
1.“环境激素”之毒
环境中的污染物含有大量的有毒（害）化学物质，其中尤以“环境激素”最具代表性。称为“激素”是因其结构与人体某种激素相仿，被人体的内分泌系统误认为是激素而加以吸收，且容易进入人体细胞中并占据正常激素的位置，从而干扰内分泌等系统的作用，故又称“激素干扰物”或“外源性激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已经超过200万种，其中有70多种化学物质属于环境激素类物质。这些人为造出之新的有机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方便人类生活的同时，也给环境和经数十亿年进化形成的复杂而精细的生物系统带来了巨大灾难。如被称为“世纪毒”之一的DDT，自发明后因其良好的杀虫作用而于全球广泛应用，但由于其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极大地危害着人类健康，已陆续为各国所禁用或限用。大量的研究亦明确，DDT具有神经毒性、肝脏毒性、生殖发育毒性和致癌性，并影响内分泌功能。
此类环境之毒大多以积毒渐损的方式侵害人类的健康，虽然不似急性中毒之危重，但其亚急性生态毒性效应比急性毒性更厉害。如相关研究表明，有机氯农药通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在肝、肾、脂肪等组织中蓄积，可渐诱发肝脏酶的改变、侵损肾脏、伤害神经中枢，其毒性大多持续且难以降解。
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环境激素含于与人类生活密切接触物中而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例如已经被证实具有强烈毒性的双酚A、二噁英（TCDD）等。双酚A是PVC（聚氯乙烯）或固化塑料的成分之一，PVC的衍生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如人们最常用的塑料餐盒、塑料袋、饮料瓶、电水壶、微波炉碗，以及酒店和餐厅里大量使用的各种塑料容器。当它们被加热或接触高温液体时，PVC塑料中的双酚A便会分解出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双酚A的毒害性，故加拿大联邦政府于2008年10月正式宣布将双酚A列入有毒物质列表中。多项研究认为，其可通过与雌激素受体结合或影响细胞信号传导途径等其他方式，模仿或干扰内源性雌激素作用；即使较低浓度的双酚A也会对动物的生殖、发育、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肝肾功能及肿瘤发生和血红素含量等产生不利的影响。
类似的还有苯，作为已知的致癌物质，它存在于清洁剂、胶水、某些塑料，还有汽油、染料及杀虫剂等多种生活日用品和农用产品中，研究发现其主要毒理作用是损害造血系统，能通过不断地阻抑细胞成熟而引起干细胞池衰竭。人体长期接触低浓度苯就可能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等血液系统疾病。
亦有多环芳烃、氯乙烯、芳族胺、一些烷化剂等，都被认为有可能通过造成DNA的不可修复性损伤而导致细胞癌变。此外，环境激素的长期作用会引起免疫失调和病理反应，神经炎症被激活，还可增加女性性早熟、子宫内膜异位、宫外孕、流产甚至乳腺癌的发病率等。虽然有些化工毒物对人体影响的方式、程度尚存争议，其作用范围及机制亦尚欠明确，但无论是从其为害的现状还是发展趋势看，都应当引起整个社会足够的重视。
2.“微量变到质变”和“鸡尾酒效应”
人们总会觉得自己日常接触毒素的含量低微不会有损害，或依靠身体自有的调节机制，不会蓄积大量毒素，但现实却往往突破人们的认知。2004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欧洲分部一项研究活动测量了人体内携带的有毒化学物质的量，其中检测了39位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国家的14位环境大臣，结果他们都携带有大量已经确认对人体有毒的污染物，在所有议员体内发现了13种化学废物（邻苯二甲酸盐和全氟化合物）；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则在全年龄段的美国人血液和尿液中发现了148种有毒化学物质。
而上述许多化学毒物特别是环境激素都具有亲脂性、不易分解和残留期长的特点，经过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在动物和人体中蓄积，对人类健康和动物造成不利影响，如POPs作为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发生发展之重要因素目前亦已得到证实。各国许多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确定了POPs与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近10年来，全球至少有20个横断面研究和近10个纵向时间序列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体内和体外实验都表明POPs能通过引起代谢紊乱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障碍，进而引发糖尿病。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诸如有机氯化合物，重金属汞、镉以及砷等这些水中的持续污染和沉积物质，即使在极低浓度（0.1ng/L）下也会对生物体的生殖、神经和免疫系统产生严重危害，导致生物体的内分泌系统失衡。因此，这些低浓度污染物对人的染色体、内分泌功能、脑神经细胞影响的毒理学研究已日渐被关注。
还有研究发现，我们日常接触的化学毒物在某些环境中不只是总量高于动物中毒剂量，更重要的是还会形成“鸡尾酒效应”。有些在实验室条件下单独研究时似乎无害的低剂量化学物质，调和在一起后却具有很强毒性，如杀虫剂组合效应的毒性要明显大于单独接触某一种物质。我的博士研究生用专用饲料加多氯联苯126（PCB126）灌胃染毒制造肥胖型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其脂毒性因素如游离脂肪酸（FFA）等病理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单纯高脂喂养的对照组，死亡后解剖发现染毒鼠两肺纤维化严重，出现胸腔积液、肾积水和脂肪肝。结果与有关研究相符，即当多种环境毒素进入人体后，因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和混合后的复杂反应，其毒损作用亦是倍增的。
总之，人类生存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影响和促进了疾病谱和致病因素的变化。当今不只是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各种传染病出现，更多的是癌症、糖尿病、免疫系统病等多种慢性、复杂性疾病和疑难杂症，且病机特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上述诸多环境和生活方式所生之毒素是其成因的重要推手。
无论是生物性毒邪，还是物理化学性毒邪，其从口鼻、皮肤及其他官窍入侵人体，均可引起和导致急性或慢性中毒。急者可直接使人中毒而致凶险，但更多的则是幽潜内伏酿毒，缓慢而渐进性地引发人体之病理损害。从中医学而论，其共性的机制主要是导致人体气血津液代谢紊乱、损伤脏腑脉络等，但临床上亦常因毒邪之性质及伤人途径的不同而病损各有所偏重。如饮食污染之毒入口先伤脾胃；空气污染之毒入鼻易先伤肺；电离辐射、噪声易伤及心神；塑料等化学之毒易伤人生殖系统；水毒则流注腐损三焦脏腑而无所不及等。
现代病证中内毒生变的成因作用愈加多见，其发展过程取决于毒邪损伤与精气修复之关系，形成了当今之中西医病理学重要的时代特征，亦对中医传统辨治体系提出了挑战。上述现代环境中理化之毒损因素为古代中医学所未及，仍以传统之病因病机理论及治疗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临床新特征的辨证论治之需求。而当今临床许多疾病以解毒之法方或兼用解毒药后疗效得以明显提高，均提示我们应重视疾病时代特征的变化并与之俱进，对内毒病的成因机制进行理论和临床上的系统研究，进而规范和界定其科学内涵，才能逾越传统病机理论之囿，在发展中不断地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第四节 保护因子与毒性因子适应性失衡
一、慢性疾病与毒性因子
与传统理念中归属于中医外毒之各种致病微生物不同，有学者指出内毒的生物学基础包括机体组织细胞功能障碍，及其系列生理、病理生化过程中的产物。随着现代医学对微观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人体代谢及病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毒性因素，如各种炎性因子、毒性氧自由基、内毒素、代谢毒素、微生物毒素、致敏介子、堆积的兴奋性氨基酸神经毒、抗原抗体复合物、致癌因子、凋亡细胞、激活的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微小血栓等分子水平致病物质，在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在癌症研究中全世界多数学者都在相同条件下使用的S180——sarcoma 180（肉瘤180）被认为是所有癌细胞株中毒性最强的癌细胞。因其特殊染色体数量能分泌大量的细胞激素和有毒物质，能破坏与之接触细胞的细胞膜，还会侵入和破坏周围所有的组织等。
此类毒损之病理变化越来越多地关联发生于现代的慢性疾病中，如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产生糖毒性、脂毒性，而高血糖指数和胰腺癌、卵巢癌、结肠癌等发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性。有学者则认为超过1/6的癌症与慢性炎症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如已知幽门螺旋杆菌与胃癌及胃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子宫癌常紧随慢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之后产生；部分肝癌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肺癌与长期反复的支气管炎有关；美国国家毒理学工程鉴定的结论认为黄曲霉毒素、电离辐射、石棉等物质与癌症发生有重要之关系，等等。再以最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AS）为例，近百年来胆固醇侵入动脉壁引起脂质沉积的病理观，至现代被“炎症损伤”学说所突破。美国病理学家Russel Ross于1990年明确提出“炎症学说”，认为AS过程中50%的特异危险度由炎症过程参与，而且全球诸多抗炎治疗AS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一学说。
可见，不论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还是黄曲霉毒素、电离辐射等致癌物质，均非感染于外界的病毒和细菌，而是内源性的毒素所为。这与中医浊秽酿毒、浸渍脏腑脉络之病理机制近乎一致，亦是以清热解毒法方排解包括炎症细胞和白介素、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等内毒素而获效之基础。也有学者认为毒邪导致络病的实质，是基因组的改变和相应的后基因组的变化。
虽然诸多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均显示出内源性毒素与中医内毒对机体损害的广泛性以及常与其他邪相兼为患具有类似的病理机制，如瘀毒、痰毒常因其损伤脏腑脉络之部位不同而并病、合病丛生。研究亦显示两者与西医学的多种并发症存在病理学之相关性等，这为中医内毒病的研究与西医学互补提供了契合点。
二、内毒为病系毒性因子与保护因子关系失衡所致
上述众多的内生之毒素影响着现代疾病谱及其病性的时代特征，而其与人体内保护因子的相互关系则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如当今的糖尿病、严重高脂血症和痛风等代谢性疾病，诸多免疫性疾病以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等痼疾重症，虽有各自的病理特征，但其机体代谢过程中存在的毒性因子与保护因子之间关系失衡则是一个共同的病理机制。
现代医学的许多研究表明，机体在一些病理过程中产生、释放细胞毒性因子，可对人体细胞器、血管内皮等造成损害，但同时机体会相应地调节产生保护因子与其抗衡。美国JOSLIN中心的杰瑞·金教授曾指出，当糖尿病糖毒性、脂毒性导致胰岛β细胞、全身微血管、大血管、肌肉等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改变时，会产生大量的毒性因子，如糖化终末产物、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Ⅵ、血管紧张素Ⅱ等，以及氧化应激和凋亡信号，对神经细胞、视网膜、肾血管等组织器官造成损伤。而机体则会相应地调节产生诸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血管内皮因子、各种酶类、血小板衍生因子、生长因子等保护因子，来制约和清除过氧化反应及产物，以避免其造成损伤。而这种局部毒性损伤与保护因子的制约之间一旦失衡，则将导致糖尿病及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还有诸如免疫系统功能障碍而产生的过量致病性自身抗原、抗体及免疫复合物（毒性因子），不能被保护因子有效地清除而沉积，或过度应答攻击正常组织器官，均会引起病理损伤，常导致肾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管炎、关节炎等多种免疫性炎症或结缔组织损伤的复杂疾患发生。
上述过程与中医内毒的发生发展机制类似。如果保护因子及时清除毒性因子，则能抑制其病发，或已病者亦可调节向愈，即“承则制”；当保护因子本身功能低下，或毒性因子过多并超过保护因子的制约、清除能力时，则致病生变而“亢则害”。目前临床多数疾病的治疗尚难根除病因，但能使两者达到相对的病理性平衡，即“制其亢”而缓其态。如癌症等一些难治病证，通过提高机体保护因子如“生生之气”所具有的适应性平衡能力，使患者能“带毒生存”或终身携毒；反之，保护因子虚弱而内毒无制失衡则必“气立孤危”。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内毒病证多蕴结积久为患，故毒性因子与“生生之气”多为长期共存、互为主次之矛盾关系，治不可泥于“病久延虚”而关门留寇。
第五节 “生生之气”乃适应和修复毒损之本
医学发展至今天，虽然有些疾病已得到根本上的预防和治愈，但大多数慢性病的治疗仍处于控制和延缓病情发展之现实状态，使患者获得相对良好的生活质量仍然是现阶段医疗的主要目标之一。人类生存依托于“生生之气”，同为正气，但其“生生”之性主要体现于人与自然、正气与邪气、脏气与毒气间的相互制约、适应性平衡中，以维持机体内外之和谐。其与“内毒蓄损”的关系失衡是毒病之启变要素，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毒性因子与保护修复因子关系之失衡，破坏了人体自身的稳态系统，是当今许多疾病的核心机制。
一、“生生之气”源于先天而济后天生生之息
“生生之气”是天、人生生不息之本，较之中国哲学范畴的“生生不息”延伸至道德与宇宙观不同，中医学将其应用于指导维护人体健康上。综观《黄帝内经》，虽少言“生生之气”，其意却内涵于通篇，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最为道其实质。人体“生生之气”其本源于先天，其体用则现于脏腑经络之功能，就其“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之性应属于机体之正气、元气、脏气、中气等。但正如营、卫之气性质功能有异，随着中医学对“气”认识的不断深入，“生生之气”亦与时俱进地被赋予了新的特定内涵。陆广莘先生认为：“人的生生之气是人的自我实现健康和痊愈的能力”。
“生生之气”作为人类与生俱来之维系健康的自主能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是因其通过升降出入，对外界和内在环境的变化具有适应、平衡的能力。如同西医学中的免疫平衡调节机制和各种缓冲系统及代偿能力，在人体内外环境发生不同变化时能调节机体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等功能，以适应之而不致生理失衡。例如，当人体因外伤、中毒、感染等引起组织、器官损伤时，血小板快速聚集在受损部位并释放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PDGF即动员免疫系统，促使白细胞产生出一系列的如细胞因子、白细胞三烯、趋化因子、前列腺素等传递物质，这些物质通过相互协调使损伤部位周围的血管扩张，引导白细胞、血小板趋聚使血液凝结，并通过增加周围组织的渗透性而使免疫细胞发挥调节作用，促进受损组织的细胞生长和局部小血管的新生等而获痊愈。诸如此类，均赖“生生之气”对人体本身气化功能的调节来实现“阴平阳秘”，其中就包括“气化则毒不留”，促发组织保护和修复毒损作用而生生不息。
二、“生生之气”能否修复内毒蓄损决定病证之预后
健康是正邪因素间此消彼长、有亢有制的动态平衡状态，“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素问·生气通天论》）而此“内外调和”即根基于“生生之气”。生生之气为气化之源，施布气化又济于气化，体现如肾主气化而分清别浊，脾施气化而升清降浊。此气虚损，则如庞安时谓人冬受寒毒后“勇者气行则已，怯者著而成病”，其“勇”与“怯”即取决于“生生之气”变。
大凡内毒蓄损者“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素问·经脉别论》），此“过”者，为内蓄之毒超越了机体之清除和解毒能力。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此中之“虚”，系“生生之气”不足而致“气虚毒留”，如不能及时清解蓄毒和修复损伤则必“病进而色敝”。反之，若勇者“生生之气”壮而不息，则能抵御、清除毒邪而不病或损亦能复。
因此，内毒蓄损与生生之气间相互制约而生之适应性平衡和变化决定着病证的预后，其中“生生之气”是决定病情走势的根本，此气存内不息者即使为内毒所伤，亦能通过适应和修复而使病证向愈，否则病进而预后不良，终将“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三、化浊解毒与“生生之气”
化浊解毒亦“生生之具”，缓亦解毒，虚可解毒。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这句中前之“生”为动词，指医生施以针药等“生生之具”调节平衡来“生”人之生气，俾正能祛邪而使其生生不息。如浊毒内蕴类病证，其浊借毒性、毒夹浊质、胶着壅滞而内耗正气，往往病情发展渐徐持久、虚实夹杂，病深难解。故临证辨治当病实毒盛时急解其毒，即实则祛邪；而“生生之气”虚而难复毒损时，亦不止于养复其“生气”，还要缓亦解毒、虚可解毒，虚实兼顾，使机体先建立适应性病理平衡，再借生生之气复其生理性平衡而痊愈。
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研究以化浊解毒之法辨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甲状腺病、痛风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和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炎症等免疫系统疾病，不仅于实证有效，对虚证者施用或兼融他法辨治，亦能取得良好疗效。在研究阐释化浊解毒法方之疗效机制时，发现其对此类病证的干预不只是苦寒直折其毒之一径，解除束缚正气之毒，从而调动“生生之气”康复逐邪之潜能，应是其治疗虚证之毒取效的机制之一。
“生生之气”为化浊解毒之根基，“生生之气”源于先天但需后天培养方能化生“精气”而为“生之充也”，乃中医学养生保健所求之本，即“生生之道”。“生生之气”虽能扶正祛邪，但过用或失济则致渐虚损而百病丛生。究其实质乃脾胃升清降浊功能失司，不仅五脏之气皆不得其精微所养而失解毒修复之能，还反生淤浊而成毒之基源，继而酿毒内损。因此，临证欲养“生生之气”以强解毒复愈之功，首当斡旋中州，升清降浊，断毒基原而复其本。用药尤当顾护、调理脾胃，并谷蔬食养以复其乾健坤运之德。“生生之气”壮则胃纳脾化，清升浊降，自难生淤浊酿毒。出入畅达，纵有外毒入内亦可截断扭转而使其难以蓄积，何患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