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百年书缘

中文典籍浩如烟海，一百多年以来，大量中文典籍流传到了北美地区。目前北美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学都有中文藏书。我想全面阐述中美之间的百年书缘，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书籍在北美地区的流传史。对于北美学术机构何时开始收藏东亚语言的书籍，各家见仁见智。根据我主编的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和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同名书（台湾华艺学术出版部2019年版），这是从1868年开始的。那年耶鲁大学图书馆收到了两本日本德川时代的木刻书籍，分别是《安政见闻志》和《安政风闻集》，是美国图书馆界第一次收藏东亚语言书籍。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这个起点有可能还会向前推移。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艾迪生·范·内姆（Addison Van Name，1835—1922）于1871年开始在耶鲁教授中日语言文学课程，并从1873年开始为该校图书馆采购日文图书。他一开始收集的数量就比较可观，从1873年到1876年三年期间，他为耶鲁图书馆采购日文书籍共计2700册。与日文书籍相比，耶鲁大学收藏中文书籍的历史略晚一些。1878年中国第一位留美学人容闳（1828—1912）将他的私人藏书约1280册赠送给耶鲁大学，为该校中文典藏的开始。在他捐赠的书中还包括了一本1716年印刷的《康熙字典》。

容闳于1846年来到美国，先是进入一所预科学校学习，尔后进入耶鲁大学。1870年他开始倡导在耶鲁开设中文课程，他给耶鲁的捐书也和这一倡议相关，他还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捐赠让耶鲁抢在哈佛大学之前开设中文课程。在容闳捐赠中文图书时，耶鲁大学已经准备好设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课程的教职。1877年在华传教士、学者和外交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出任耶鲁大学首位中文教师。

1907年，耶鲁毕业的日本校友朝河贯一（Kan’ichi Asakawa，1873—1948）回到该校担任历史系教授，并担任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从此之后耶鲁大学每年都采购中日文书籍。耶鲁大学东方研究学系1936年正式成立，该校的中日文藏书得到进一步的利用。与后来许多收藏中日文书籍的美国图书馆不同的是，耶鲁大学的中日文藏书一直被放在大学图书馆的总馆书库里和其他语种的藏书混合收藏，而不是单独成一体系。

在北美地区最早收藏中文书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收藏书籍最多的图书馆，建于1800年。在耶鲁大学开始收藏日文图书一年后的1869年，清朝同治皇帝将明、清刻印的中国学术和科学方面的10种书籍共933卷，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北美地区收藏中文书籍之始。时至今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籍的数量仍为各家之首，共计一百多万册，其中以传统学术著作最为著名，包括《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敦煌残卷在内的宋元明清善本两千多种以及大量的地方志、档案、纳西文献等稀珍文献。国会图书馆的藏文馆藏也非常优秀，有从8世纪至今的藏文文献、宗教文本、传记、乐谱、语法、世俗文学、历史、传统医学、占星术、图像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典藏隶属亚洲部，该部由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恒慕义（Arthur W. Hummel，Sr.，1884—1975）于1928年建立。该部的名称曾多次改变。最早成立时称为中国文献部，1932年改为东方文献部，1978年正式被命名为亚洲部。

恒慕义于1884年3月6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沃热顿镇。他于190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1年恒慕义获得荷兰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1（“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他的孪生兄弟于1908年开始在南京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教授历史和宗教学，恒慕义来中国看望他兄弟时，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914年他就和新婚妻子接受美国基督教传教会的派遣来到福州传教。在从事教会工作的同时，他对中国的铜币和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用福建的方志作为自学教材来研究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地理，并对中国传统学术加深了了解。后来他在任职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期间大量收集中国的地方志，与他这一段经历是分不开的。1924年他来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为欧美来的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科目，也就是国学指南，前后长达三年之久。1927 年他回到美国后，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主任劳伦斯·马丁（Lawrence Martin）谈到了他在中国收集中国地图的故事。马丁随后请恒慕义把他收集到的中国地图拿到华盛顿来给他过目。恒慕义就把他的38幅明清两代的地图送到了国会图书给马丁和当时的国会图书馆馆长赫伯特·帕特曼（Herbert Putnam）看。帕特曼看后当即就聘请恒慕义来国会图书馆筹建亚洲部。2次年，恒慕义正式担任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当时叫作中国文献部）的主任。恒慕义建立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开了美国图书馆收集汉典之先河。

在恒慕义任亚洲部主任期间，他邀请了多个重量级的中国学者到国会图书馆做短期工作和访问，其中包括方志学家朱世嘉，朱后来著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一书；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写了《西方文献中的中国》（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一书；图书馆学家王重民也在访问国会图书馆期间编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录》一书；文献学家邓嗣禹也曾经在国会图书馆工作，后来他编写了《中文参考书目选注》（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一书，这是他在图书文献方面最重要的一部书，也是美国汉学研究学者的必备书。历史学家房兆楹曾一度担任恒慕义的助手，并参加了由恒慕义在1934 年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的编写工作，这是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部工具书。当时还年轻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工作。另外在恒慕义的协助下，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的2800册珍贵善本书由著名图书馆专家钱存训负责押运到美国，以避免在战争中遭到损害或劫毁。这批国宝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一个月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恒慕义后来在征得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同意后，将这批善本书全部拍摄了缩微胶片，并按胡适的要求，免费向中方提供三套胶片。这批珍贵藏书后来归还给了台湾当局，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在1879年，也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收藏中文典籍的十年之后，来自宁波的华人戈鲲化到哈佛大学教授中文，他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教书的中国人。当时波士顿地区的一些哈佛大学的校友参与对华通商，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深感语言交流的重要，于是就向母校哈佛大学建议在该校设立中文课程，培养会说中文的人才。19世纪末的宁波是中美通商的重要港口，在宁波经商的哈佛校友就推荐了戈鲲化来哈佛教中文。戈鲲化带来了一批中文书籍用于汉语教学，包括他所用的汉语课本，这些书籍成为哈佛大学最早收藏的中文典籍。可惜的是戈鲲化到达哈佛大学两年后就去世了。

哈佛大学真正开始系统地收藏中、日典籍是在30多年以后。1914年，两位来自日本的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姉崎正治为哈佛带来了5000册中文书籍，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大藏经》和《续藏经》等。1923年，哈佛大学拨出5000美元专门用于购买中文图书。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正式成立，华人学者裘开明担任第一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后来发明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分类法”，俗称“裘开明编目法”，首次为在海外的中、日、韩文图书制定了编目规则。

在北美众多研究型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不算大，但它的历史却非常悠久。189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麦嘉缔东方馆藏。麦嘉缔（D. B. McCartee，1820—1900）是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主要在宁波地区传教。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在华期间他对中国的博物学颇有研究，并撰写过相关的论文数十篇。1891年他向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赠了他从中国和日本收集来的一千多册中日文书籍。在当时的美国，这批图书的数量算是很大的了。这一笔捐赠开始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典藏的历史。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没有继续收藏中文图书。但在192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中国北洋政府把送到费城来展览的一箱中文图书赠送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从那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才开始系统地收集汉籍。

位于美国西岸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建校于1868年。由于该校地处美国太平洋地区的西大门，从建校开始，加州大学就被定位为面向亚洲的大学，并在建校四年后设立了东方学讲座教授席位。1896年，当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担任首席翻译的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来到伯克利接受这个席位，成为加州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讲座教授。傅兰雅开始在伯克利讲授中国语言文学，并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19世纪中期他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署主持工作，把西方著名的科学技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先后主持翻译了157部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晚清中国的变革，被学界誉为“构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桥梁的巨匠”和“传递科技之火于华夏的普罗米修斯”。1896年，傅兰雅把他个人在中国收集到的两千多册书籍带到伯克利，为该校中文藏书的开始。

哥伦比亚大学于1901年建立丁龙讲座教授席位，开始教授中文课程。在建立了这个讲座教席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委托美国驻华大使向清政府请求捐赠图书。1901年李鸿章去世前，代表慈禧太后向哥伦比亚大学赠送了5044 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套。这套书于1902年运抵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典藏的开始。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藏书丰富，以传统文献为主。另外，该校的民国档案收藏乃北美地区各藏家中之翘楚。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中期在胡适、唐德刚等学者的推动倡导下，该校开始了民国名人档案的收藏和口述历史记录工作，保存了大量丰富资料，开创了北美高等学府建立中国近代史口述历史档案的先河。

几乎与哥伦比亚大学同时，康奈尔大学在1902年开始收集中文书籍，并接受了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们的赠书共350册。但是，康奈尔大学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藏书——华森文库却是在16年后的1918年建立的。华森（Charles W. Watson，1854—1918）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出于一个偶然机会，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而成为一位毕生收集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和汉籍的人。华森于1854年出生在美国克利夫兰市。早年他对火车的电气化感兴趣，后来成为多个火车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老板。1903年他和妻子到中国旅游，对这个当时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中国回来后，他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他的志向是通过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典藏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收集当时市面上每一本英文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同时也请他的出版商朋友亚瑟·克拉克（Arthur W. Clark）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购其他语种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收集到的重要藏书有与18世纪中国外交有关的档案、清代中国海关资料、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幸存的《永乐大典》残卷、18世纪和19世纪来华商船的航海日记等。他的华森文库成了当时著名的中国学研究特色文库，兼有中西文献。1918年华森去世时，这个文库已经有九千多册书籍、期刊、档案、文稿和报刊汇编资料。华森生前立下遗嘱，死后将这个文库捐献给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1919年，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正式接管华森文库，成为北美收藏有关中国的文献的重镇。华森文库是北美20世纪初著名的西文中国研究文库，也是最早建立的以促进中国研究为目的的特色文库。它初步奠定了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献框架和传统。

20世纪初，有一大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包括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中的胡适和赵元任。在倡导以书籍传播文化思想方面，胡适做得尤为突出。1911年10月19日他致信给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长说道：“我常以为，若缺中文书籍，美国图书馆虽不减其价值，但若拥有中文书籍，美国图书馆则必定更为完美。中文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和超过四亿之众的使用者。唯有经由这一语言，人们方能理解东方文明的起源、历史和真正伟大之处。须知，东方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米尔顿和狄更斯。”他建议：“为帮助图书馆的发展，为使美国朋友未来学习中文有资料之助，同时也为康奈尔大学未来汉语系的建立，我们祈望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能接受我们捐赠的中文书借以建立一个中文书库。”3

华森文库在康奈尔大学落户两年后，地处亚洲的夏威夷大学1920年开始了日本书籍的收藏，并在1922年开始收藏中文书籍。夏威夷是美国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州，它深受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些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如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曾经把夏威夷作为他们的活动基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也曾捐赠给夏威夷大学一套1884年刊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后来华人学者李方桂也向夏威夷大学捐赠了三百多册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藏书。这些文化和学术交流使得夏威夷大学的中文藏书变得丰富多样。夏威夷大学收藏晚清至民国期间夏威夷地区华人社团出版的报刊名录和其他中文出版物是一大特色。另外，该校收藏的清代资料，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县、镇的地方史和族谱，各省的历史，特别是广东、福建和台湾省地方史料，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资料皆为可贵。

1926年葛思德中文图书馆在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建立，最初约有藏书230种、8000多册，一开始人员经费基本上由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本人提供，麦基尔大学仅提供藏书馆舍。不久，麦基尔大学正式接管这批中文书籍，并于1928年聘请华人学者江亢虎来校讲授汉学并协助扩展葛氏的中文图书馆，开始从中国购书。但随后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波及了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经费拮据，被迫关闭了葛思德中文图书馆，并在1934年终止聘任江亢虎。葛思德不得不开始为他的藏书寻找去处。1936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宣布购买葛思德中文图书馆所藏的全部图书。同年，葛思德中文图书馆的藏书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运到了普林斯顿，改名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1936年至1948年间，汉学家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主持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工作。1948年6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移交给普林斯顿大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为海外重要中文典藏之一。

葛思德是葛氏工程公司的老板，他在20世纪头二十年里经常到中国做生意。在华期间，他的青光眼疾病通过中医治疗得到了很大改善，因此他开始对中医产生兴趣，并请他的朋友，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义理寿（I. V. Gillis，1875—1948）替他采购中医有关眼科的书籍。后来他的采购又扩展到其他领域，最后转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汉学典籍方面。义理寿娶了一个满族女子为妻，并辞去了海军上校的职务，开始与北京的上流社会交往。他从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那里购得8000多册珍贵中文藏书，也从张之洞、李鸿章和蔡元培等人那里购得部分书籍。葛思德藏书中有大量中国古代医学方面的著作和善本古籍。屈万里1975年为该藏书撰写了书志，指出该藏书中有300多种没有被《四库全书总目》提到，尤为珍稀可贵。4

1933年加拿大中华圣公会河南主教怀履光（Rev. 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收购了中国学者慕学勋所藏古籍40000余册，其中除少量宋元明版刻本，大部分为清代刊本。慕学勋曾在北京德国公使馆担任中文秘书长达17年，此人一生致力于搜集中国古籍，民国年间曾自编自印过个人藏书目录《蓬莱慕氏藏书目》。怀履光于1935年将这批书连同他在中国河南和山东等地收购的约10000册地方志和5000册拓片一起运至加拿大多伦多，捐赠给多伦多大学，成为多伦多大学中文藏书的开始。

与上面谈到的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和麦嘉缔相比，怀履光在中国却没有那样良好的名声。怀履光是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于1897年来华，先后在福建和河南省传教，并于1910年担任河南开封加拿大圣公会主教直至1934年回国。在华37年，除了致力于传教活动和社会福利事业外，怀履光从1924年开始，为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在中国大肆收集文物，并把大量宝贵的中国文物运到加拿大，仅在1925年一年就达数百件之多。怀履光也参与了洛阳金村周墓和马坡周墓出土文物的盗掘。据《洛阳市志》记载：“金村周墓位于汉魏洛阳城的东北隅，是东周王陵及贵族的墓葬。1928年夏秋之交，因大雨致使墓室塌陷，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闻讯即觅人盗掘，费时六年。共发掘八座大型木椁墓，出土文物多达数千件，大都被送往加拿大卖掉。”

1936年芝加哥大学成立了远东图书馆（现为东亚图书馆），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最早收藏中国图书的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建立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馆初期，该馆仅有800多册中文书籍和2000多册由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捐献的中文期刊。八年之后，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收购到了该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馆藏，即著名的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的中文馆藏。纽伯里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是由20世纪初著名的汉学家、德裔美籍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帮助纽伯里图书馆建立的。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两个很著名的中文典藏，一个在纽伯里图书馆，一个在约翰·克勒拉图书馆（John Crerar Library），这两个图书馆都在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是以收藏欧洲文明特藏文献、手稿和珍品而著名的私人图书馆，而约翰·克勒拉图书馆则是以收藏科学文献而著名的科学图书馆。劳费尔为纽伯里图书馆购买的书有20000多册，大部分是文史方面的中文典籍，也包括一些藏文、日文、蒙古文和满文书籍。他也为约翰·克勒拉图书馆收集了大约10000多册中文书籍，着重在农业、医学、地理和自然科学领域。1928年约翰·克勒拉图书馆将其中文藏书卖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伯里图书馆的中文书籍则在1944年被芝加哥大学收购。

华人学者钱存训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在他主持工作期间，除了扩大中文藏书规模，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协助开设了中国图书史和图书馆学方面的博士课程，为美国学界和图书馆界培养了一批精通中国印刷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人才。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藏书在汉学经典、哲学、考古学、历史、文字学、艺术史和文学方面收藏丰富、别具特色，善本、地方志和丛书方面的收藏也实力雄厚。

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建立中文馆藏一年后，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也开始了中文书籍的收藏。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样，华盛顿大学也是一个地处美国西部、面向亚洲的大学。另外，同芝加哥大学一样，华盛顿大学第一批中文图书采购项目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而展开的，同时该校也从本校的教授手中收集了一些私人收藏的中文书籍，一并组成了该校的中文典藏。从那之后，华盛顿大学的东亚研究迅速启动，成为美国西部中国问题研究的重镇，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华人学者如萧公权、李方桂、施友忠等到该校任教。华盛顿大学的中文馆藏是美国战后数量增加最快的中文馆藏之一，其中包括在1952年入藏的洛克藏书（Joseph F. Rock Collection），收有洛克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从云南和西藏地区收集到的少数民族文献和地方志。

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是研究革命、战争、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的著名美国智库和研究机构，它始建于1919年。但是它收藏中国文献却是从二战后的1945年才开始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费正清的第一个学生芮玛丽（Mary Wright，1917—1970）为胡佛研究所中文馆藏的创始人。芮玛丽在胡佛研究所建立中文典藏之初就把眼光投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以此为胡佛研究所的中文典藏定位，包括收集中国共产党史档案、解放区报刊、革命宣传画等资料。这些举措不但迅速扩充了胡佛研究所的中文典藏，而且还影响了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方向，使大批学者和学生加入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的行列。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年来收藏的“两蒋日记”就是一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于2001年并入大学图书馆系统，但档案文献仍留在胡佛研究所。该东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主要侧重在社会科学和近现代中国研究方面，中国古代研究以及历代传世文献和古籍相对较少。从21世纪开始，该馆开始全面扩充中文馆藏，收集领域扩展到包括中国古代研究的所有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藏书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同样在二战后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中文典藏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馆藏。1948年，与芮玛丽一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的创始人、汉学家鲁德福（Richard C. Rudolph，1909—2003）来到上海、北平、兰州、西宁、成都、汉口和广州等地收集中文书籍。与芮玛丽不同的是，鲁德福收集的重点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包括丛书、文集、国学参考书、考古学图书和古籍善本等。他采购的这批书籍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早的中文典藏。后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东亚图书馆也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鲁德福东亚图书馆，以纪念这位卓越的学者和他在发展东亚馆藏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也是至今美国唯一的一个以汉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东亚图书馆。鲁德福从中国收集了大量考古和艺术史方面的资料，因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文藏书在这一方面尤为出色。另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文藏书在戏剧、民俗、中医和近代史资料方面的收藏也为人称赞。

在鲁德福来华收集中文书籍的同一年，即1948年，密歇根大学于开始收集东亚书籍。但在最初的十年里，该校馆藏发展侧重在日文文献，中文典籍收藏较少。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拥有美国汽车工业产业的密歇根州政府为高等教育注入了大量资金，促进了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它的中文馆藏发展也后来者居上，一跃成为美国主要的中文馆藏之一。尤为重要的是该馆购得了大量中文古籍善本的缩微胶片，包括原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藏有的中文善本和罕见文献胶片，弥补了该馆中文古籍善本不多的局限。

1950年，华人学者邓嗣禹从芝加哥大学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中国研究课程。邓嗣禹早年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和邓之诚，并编辑过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他的到来成为印地安纳大学中文典藏的开始。该大学最早的中文图书都是由邓嗣禹精心选购的，主要是汉学研究的核心文献和工具书，其古籍善本部分则来自该校华人教授柳无忌的私人收藏和从日本等国家及香港等地购得的明清刊本。柳无忌是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泰斗及南社代表人物柳亚子之子。他的藏书中有与他研究有关的元、明戏曲研究资料和诗文及通俗文学类的书籍。

1952年，明尼苏达大学收购了德国学者石坦安（Diether von den Steinen，1903—1955）的私人藏书共10000多册，大多是中文古籍，善本不多。这批图书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批中文典藏。明尼苏达大学大规模正式收藏中文图书开始于1965年。那年，裘开明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退休，被聘请来明尼苏达大学建立东亚图书馆。在裘开明的指导下，该校开始系统地收藏中文书籍。裘开明上任后不久就大举收购中文书籍，企图让该校进入全美优秀中文藏书机构之一，可是由于明尼苏达州的亚洲人口不足，缺乏多元文化氛围，他的计划未能实现。

1959年，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收购了澳门藏书家姚均石所藏的蒲坂藏书，该校开始了中文书籍的收藏。蒲坂藏书顾问，原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李直方对这批书籍作了如下描述：“蒲坂藏书计有线装古籍约3200种，45000余册，多半为广东著名之南州书楼旧藏。”这批书中有宋元版图书和大量明清刊印本，包括地方志、历代典籍、丛书和历史文献，又以与广东有关的传世文献居多，如广东省的历史、文献、地方志、文学书籍和手稿。后来该馆还购得景颐斋文库和宋学鹏文库的藏书，前者含明清刊本4000多册，后者收录图书500余册，部分为广东省地方志。

为了与苏联进行太空和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给美国的高等教育注入了大量资金。该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四年制大学里开设外语教学课程并加强图书馆建设。于是许多美国大学都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相继设立了中文图书馆藏，开始系统收集中文书籍。其中就包括1959年建立的堪萨斯大学中文馆藏、1960年建立的匹兹堡大学中文馆藏、1961年建立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馆藏、1964年建立的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馆藏、1965年建立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亚洲馆藏和1967年建立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中文馆藏等。这些中文典藏所拥有的中文古籍善本一般相对较少，除了收集重印的古籍外，馆藏重点在20世纪出版物方面。

现今北美地区收藏中国书籍最多的单位依次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华森文库和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它们的馆藏都包括大量善本，上至中国早期的雕版印刷、敦煌写卷，下至宋元明清珍本。

二战以前的美国中文书籍的收购主要是民间和个人行为。一些收藏家们利用他们的财力和人脉资源，从中国收集到汉籍并将它们带到美国，这是20世纪初美国汉典收藏的重要特点。相比之下，二战之后，国会图书馆和各个顶尖大学开始大规模、系统地收集中文出版物，则得益于政府和学界的帮助。美国各大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也注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大学和研究机构收购中文出版物。二战前后美国中文典藏的发展截然不同。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其巨大的财力和全球影响力成为主导国际事务的超级大国，美国各高校的中文藏书规模因此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美国收藏中文书籍的鼎盛时期。由于美国历史上从未遭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太大的天灾人祸，再加上美国大学图书馆优良的藏书环境和保存措施，流传到美国的中文书籍大都受到良好保护，少有损失或遭到破坏的情况。客观来说，它们的存藏状况甚至好于中国国内的同类藏书。从数量和质量来说，现今美国是亚洲之外收藏中国书籍最重要的地方。

战后美国中文书籍收藏的蓬勃发展标志着美国各界对中国的重视。二战前美国民众对亚洲普遍缺乏重视。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面向大西洋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使美国人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性有了了解，东亚地区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上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希望研究中国和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此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的举措，加快了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交往，美国人普遍对中国有好感，形成了中国热。随着21世纪中国的崛起及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融合，中国的影响可见于美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美国学界更为重视中国研究。在这些社会和文化交往的各个层面上，美国国内中文书籍的收藏和传播成为了一个标杆。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学者在美国中文书籍收藏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天美国图书馆的中文部里，9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图书馆员。从历史上来看，最早参与美国中文馆藏建设的华人学者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华人学者中最早主持东亚图书馆的是哈佛大学的裘开明，为北美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先驱。在裘开明之后，学者钱存训于194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长。著名学者胡适一直关注美国中文图书收藏，并于1950年至1952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他从葛思德图书馆的13万多册书中确认了41195册为真正善本。华人学者吴文津于1965年在裘开明之后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达32年之久。另外，童世纲在胡适之后主持葛思德东亚图书馆的工作长达25年之久，被誉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通。华人学者邓嗣禹和严文郁在20世纪中，分别在印第安纳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创建中文藏书，使汉学研究资源极端匮乏的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里第一次有了中文典藏，填补了地域文化上的空白。

一个世纪以来，北美中文古籍善本和其他珍贵文献的整理工作，多有中国学者和专家参加。屈万里撰写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沈津编写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先行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皆是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学术机构也参与了北美中文古文献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多年来从事北美中文古籍善本的调研，颇有成效。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和原台湾“中研院”学者毛汉光、耿慧林等人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碑帖整理工作。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各一流大学里几乎全部由来自中国的学者主持东亚图书馆的工作。众多的北美中文馆藏个个系统全面，深入细致，且都各具特色。

中美两国从民间到政府之间的交往已百年有余，其中以思想文化的传播最为重要。中华文明通过书籍传播到北美地区，这种文明和思想的交流对世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