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胜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他并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时段偶然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5]和彭慕兰，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还是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还是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还是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比差异之处要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阿尔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短时段偶然派，如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他写过30多本著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6]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7]。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 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开辟通向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暴力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上”[8]，但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归根结底，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时段偶然论的人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以描述短时段偶然派）争论说，直到公元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帝制国家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7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国家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后，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奥秘，而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时段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9]，威廉亲王或许会这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厘米，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前后，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其重要著作《大分流》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仍然有可能丧失好运。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简陋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大面积土地——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径直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以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约6万平方千米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时段注定的，而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时段偶然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时段注定论阵营中的贾雷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时段注定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时段偶然派则回应道，长时段注定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我将阐明，不管是长时段注定派还是短时段偶然派，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