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奇迹般的增长，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了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赢，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公共社会福利的重要议题。事实上，尽管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其主要职责，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进行积极治理，但遗憾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书从地方政府引资行为的角度来探究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为了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考察，本书分别从政府竞争、财政压力、晋升激励以及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对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困境进行详细的分析。

研究结论表明，引进大量外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外资的破坏性流入，加剧了辖区内的环境污染，而这一竞争行为在不同因素驱动下表现为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的困境有所差异。具体而言：首先，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在引资过程中的竞争优势，出台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补贴政策来吸引外资，在赢得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出现了地区间环境标准的“逐底竞争”，而过度的引资补贴促使地方政府进行税收转嫁、加剧辖区内的资源错配，并导致对本地企业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出现辖区内环境污染加剧、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非平衡性增长，故而引资补贴使得地方政府面临整体发展与局部滞后之间的两难抉择；其次，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造成的财政压力将迫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引进外资、提高企业数量的方式，而摒弃了推动已有外资企业产出规模增加的方式来实现短期内税基的增长，在缓解财政窘境的同时也为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流入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出现环境质量的下滑与辖区内外资数量和质量的脱钩，因此，引资扭曲的存在迫使地方政府陷入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再次，在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非对称晋升考核激励下，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得优胜权，理性选择以外资来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并偏好引进第二产业的外资来实现短期内经济绩效的快速提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官员任期的限制会促使政府行为短视化，由此产生先增加后降低的引资周期和先降低后增加的排污周期，可以看出引资偏好的存在更多地体现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最后，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造成了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导致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转移与清洁型外资企业投资的增加，实现辖区内外资的策略性转移和外资结构转型。但事实上，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之间的不一致性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激励，致使环境规制效果弱化，引资转型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本书所得结论揭示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引资行为之间存在的困境，解释了不同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制约，有力地说明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局限。因此，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改善环境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改变传统的引资模式、改革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以及加强环境规制与监督，这一系列机制设计的转变将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外资结构的转型以及绿色发展方式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