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内疚
尽管各个国家的司法系统都承认，低内疚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当事人低于特定年龄，或是智力受损，但本书读者肯定都不属于这些情况。如果说，个体化这项任务要求我们尽力拓宽意识，那么，没人当得起“从未做过亏心事”这几个字。没有一个意识清明的人敢说自己一件亏心事都没做过，这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集体层面——正如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堕落》（The Fall）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而这个社会制造出了大屠杀，还有绵延不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恐同等问题，无论我们有没有主动共谋，都脱不了干系。
因此，个体的健康发展包括在合理的程度上承认内疚，也就是说，担起责任，承担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无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多么无意识。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它承认在文化或个人心中存在某种力量，导致一个人做出了可能会令其他人痛苦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悲剧中，合唱队——代表的不仅是剧作者的视角，还包括集体智慧——见证着命运的运作。命运安排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也给主角造成创伤。古希腊有个词叫作hamartia，它往往被翻译成“悲剧性缺陷”，但我更喜欢“片面的视野”这个说法。由于hamartia的存在，个体做出了无法预见后果的选择。借由承受痛苦，个体有可能通过承认、忏悔、与神祇重新建立起恰当的关系而获得救赎。
在《中年之路》（The Middle Passage）中，我提出，这种片面的视野与童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并且会让个体——往往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体会到诸多错误选择造成的现实后果所带来的冲击。以下两个简明的案例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贫困的童年给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用过度补偿的方式，即苦苦追求认可与尊重，来回应曾经的贫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之后，那片面的视野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导致他做出了糟糕的选择，最终招致公众的唾弃。但从没人写过理查德·尼克松的晚年生活。基本上，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还极力声明这就是政治的规则。他从不曾看到，他自己才是那些糟糕选择的源头。由于如此“谦卑”，他不愿与道德结构重新建立起正确的关系，也就拒绝了获得内心安宁的机会。
与此形成对比——正如1993年的影片《机智问答》（Quiz Show）中演的那样，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出身美国著名的书香门第。他一心想获得大名鼎鼎的父亲的认可，却全是徒劳；与父亲在智力方面比拼的时候，他只能拿到第二名。于是他没能忍住诱惑，在一个智力问答节目中造了假，赢得了金钱、名声，以及大众的喝彩，这一切都是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但造假行为最终曝光，令他声名扫地。值得赞扬的是，他站到了调查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承认自己丢失了道德的指南针。
在这两个案例中，人人都能找到熟悉的东西。敢于承认错误，承认自己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应当为伤害性的后果负责，这不仅仅是获得智慧的开端，更是卸下心中重担的唯一途径。
在有信仰的社群中长大、知道忏悔之圣仪的人，有机会从过往中解脱。这是因为，名为内疚的那只黑鸟不但能破坏当下的生活质量，还会把我们跟过去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肩负着往日的重担会让人心神俱疲，还会削弱我们做出新选择的能力。
但绝大多数现代人都没有忏悔告解的可能，要么是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种文化传统，要么是因为他们不再具备忏悔所要求的坚纯信仰。艾尔寻找公正之士的步伐不会止息，这是因为，一旦她找到了，连信念带来的力量可能都会失去，而正是这种力量让领受恩典成为可能。不过，即便是不知晓忏悔的神圣历史的人，也有可能从以下的“3R”中得到指引：承认（recognition）、补偿（recompense）、解脱（release）。
对于愿意以成熟的方式来处理内疚的人来说，承认是不可或缺的。有意识，意味着一个人承认对自身或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伤害，但是，当承认的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必须有意识地坦承：是的，我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我为那个结果负责。反社会的人，以及有其他一些性格障碍的人，他们的自我容量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承担责任。他们不但有可能对别人撒谎，也有可能同样地欺瞒自己，不断地把责任投射到外界去。
人们对心理治疗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做治疗就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责怪父母、社会和经济状况上，而不去处理当下的问题。诚然，那些经历确实会对我们的性格塑造产生很大影响，但心理治疗的精粹在于承认这一点——我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其他一切都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成年”的逃避。这种承认可能会令人感到惭愧，甚至很受打击，但进一步的否认或无意识会把人与过去牢牢地绑在一起，毫无改变的希望。因此，在十二步戒瘾法（Twelve Step program）中，大量工作都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停止否认，承担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并且在有可能的时候，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
能做补偿的机会其实很少。许多做过的事情已经覆水难收。艾尔永远不可能把孩子们带回来了。她试着追随他们的信仰，可到头来，如此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这个举动其实于事无补。她没有要孩子，或许是因为害怕在自家孩子身上看见迈丹尼克那两个孩子的影子，或许是因为她感到应当惩罚自己。但对她来说，直接补偿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有补偿的机会，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唯有真诚悔过，补偿才有意义。但凡不够真心实意，就是对灵魂的物化，到头来补偿也不会见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补偿都是象征性的，这不是说它不实在，而是说，这种偿还显然是心理层面上的。
我们的刑罚体系为何效果如此之差，部分答案或许就在这里。英文中的penitentiary（监狱）和reformatory（少年犯管教所）这两个词是这样来的：如果一个人被驱逐出去，得不到群体在心理层面上的支持，他或她就会penitent（忏悔），于是道德层面上的reformation（革新）就会发生。但现实中的刑罚体系实际上是惩罚性的，人们极少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帮助一个合法地被证明有罪的人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为之担责，而不是责怪社会，或单纯地归咎为自己运气不好。
当一个人能够真诚悔过，当实际的或象征性的补偿已经做出，那么他会体验到解脱的恩典。对那些依然能从忏悔的圣仪中获得帮助的人来说，牧师充当了人神之间的中介，为人提供宽恕，帮人获得解脱。这种宽恕被视作上帝的行为，用力争取是得不到的，只能从悔过中寻得；这就叫作恩典。对于那些不属于此类宗教社群的人来说，寻获恩典可不容易。不过，对于那些努力拓宽意识疆域的人来说，承认、补偿、解脱的三部曲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在拓宽意识的过程中，人必须接纳自己的阴影，承认它的存在，并为之负责，由此，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世界。
荣格清晰有力地写出了何为健康地承认内疚。这不意味着否认或逃避，当然也不是继续卡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