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摩揭陀的兴起

说起来，孔雀王朝并非凭空出现的：它是古印度城市和国家长期演变的结果，这一演变的开端可追溯到哈拉帕文明时期（又称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哈拉帕文明以今天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座大城市命名，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古中国一样，这个地方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不过，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不同，印度河流域的文字至今未被破译，所以关于它的很多历史问题仍然是谜。此前人们一度认为，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其消失到新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公元前500年左右）之间是黑暗时代，城市中心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在此期间都消失了。今天，考古学家们发现完全不是那样，他们正在寻找哈拉帕文明和吠陀文明这两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治形态之间有哪些连续性。

该地区最早的定居遗迹出现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梅赫尔格尔（Mehrgarh），该遗址是法国考古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在发掘中人们发现，早在公元前7000—前6500年，这里的居民就开始种植大麦并驯养牛羊，进而形成了建有砖房和大型粮仓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掌握了铜冶炼技术并发展出制造珠宝、陶器和陶瓷的技术。

几个世纪以后，该群体和其他村庄已扩展到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全境、印度河流域的今印度古吉拉特邦和更远的地方。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这些村庄最终融合成今天我们所说的哈拉帕文明。该文明中最大的城市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该遗址最初由班纳吉（R. D. Banerji，1885—1930年）于1920年发现。然而，这一发现的功劳后来被班纳吉的老板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1876—1958年，当时担任印度考古局总监）抢走。他先是压下了班纳吉的报告，接着又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后来，这一遗址由马歇尔和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爵士（Mortimer Wheeler，1890—1976年）继续发掘。

20世纪50年代，新独立的印度政府派印度考古局在印度西北部开始了大规模发掘计划，从而揭示出这个古代文明的范围和复杂性。考古学家发现，哈拉帕文明鼎盛时期的覆盖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千米，主要范围包括今天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以及印度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几乎延伸到新德里郊区）、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和古吉拉特邦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考古学家发掘出5座大城市和1500多个村庄。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印度旁遮普邦的哈拉帕以及古吉拉特邦的多拉维拉（Dholavira）。摩亨佐-达罗占地超过200公顷，曾有4万多名居民。这些城市的繁荣时期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

人们在发掘中逐渐发现，哈拉帕文明是沿着数条河流发展起来的。这些河流是由喜马拉雅山脉的雪融化后，汇入现代卡拉奇（Karachi）附近的阿拉伯海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是印度河（Indus）和在古籍中提到过的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有些人推测萨拉斯瓦蒂河就是现代的甘加－哈克拉河，但该河只在雨季才有河水流淌。它们及其支流将附近的城镇和各个地区联系起来，而两条大河及其支流也成为获取铜、次等宝石、矿物和木材等资源的通道。

那段时期，只要是雨季，河水就会泛滥，水退后便会留下肥沃的土壤。虽然今天那里大部分土地已经变为沙漠，但在古代它曾经非常肥沃，不仅森林茂密，还能产出大量的农产品。在此基础上，当地人发展出各种科技成果，促使人们到城市定居。今天，考古学家在古吉拉特邦康巴特湾附近的洛塔尔港发掘出一个大型码头和一些石锚的遗迹，在阿曼和伊拉克也发现了来自哈拉帕文明的印章。这些发现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富裕的商业社会，商人们与中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居民进行海上和陆地贸易。据估计，当时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对外主要出口大麦、棉花与棉制品、芝麻与亚麻籽油、木材、宝石、琉璃、铜以及黄金。

这些城市的政治组织结构以及它们之间有哪些联系，我们至今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能知道的是，这些城市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形式，可以认为是存在强大中央权威的证据。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它们是由强大的精英阶层（比如地主、商人和祭祀）统治的。但对这种猜测一直存在争议。

挖掘出的城市设计和布局体现出它们经过了复杂的规划，而这些规划可能一直延续到孔雀王朝时期甚至更晚。城市街道呈网格状排列；主要干道由北向南延伸，与其他道路呈垂直相交。房屋周围有围墙，并通过一条狭长的土地与邻近房屋隔开。这些住宅也形态各异：有的由两个房间组成，有的是豪宅，三面都有通向中央庭院的房间。1门窗是用木头和茅草建造的，地面是硬土，屋顶由木梁搭建而成，上面覆盖着芦苇和夯实的黏土。其中最大的建筑完全是用木头建造的。

这种城市规划表明了人们对清洁和卫生的重视。即便在19世纪之前，这种规划也是相当先进的。摩亨佐-达罗的居民还拥有公共和私人水井，根据发掘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多达700口井。另外我们发现，摩亨佐-达罗每户人家都有浴室和厕所，下水道通过陶土排水管与街道上的排水沟相连。他们将埋在地面下的大罐子或污水坑充当便盆。在一些房屋中，甚至还有带防水地板和排水管的沐浴平台。

发掘证明，城市居民区是根据不同职业来划分的。市场区、大大小小的房屋和手工艺作坊都位于同一个街区。住宅和公共建筑共用围墙，形成较大的街区，人们可以从宽阔的街道进入其中，这就是不同区域相互连接的通道。另外，哈拉帕城由砖墙环绕，并有一处类似城堡的建筑，但人们对它的确切用途尚不清楚。我们估计城门内的开放区域应该是市场或检查站，主要用处是对进入城市的货物进行征税。考古学家在城墙外发现了房屋群落，它们可能是商人和旅行者的临时休息站。

哈拉帕的艺术和手工艺品的特点是复杂而小巧，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在其他古代文明中经常出现的壁画、建筑装饰或真人大小的雕塑。哈拉帕最著名的雕塑有两个，分别是一尊高17.5厘米的大胡子男性滑石雕像（通常被称为“神官王像”），以及一尊精致的女性铜像（被称为“舞女”），它的尺寸只有10.5厘米×5厘米。当时的人喜欢用陶土制作男人和女人的雕塑、儿童玩具和印章。今天，考古学家发现了数千枚小印章（一般为1.14厘米×1.14厘米），上面刻有动物、人物和尚未破译的象形文字。据估计，这些印章可能被用于商业贸易。当时的饰品由贵金属、宝石、骨头和精美的珠子制成，如同今天印度次大陆的人一样，人们普遍佩戴用石头、贝壳和金属制成的手镯。

虽然有很多猜测，但人们对印度河流域居民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祭坛遗址，但人们还是愿意将一些女性雕像解释为用于家庭仪式的生育女神。另外，有一枚印章雕刻的男性形象戴着角状头饰，跏趺而坐，周围环绕着动物，被称为“原始湿婆”；还有一枚印章雕刻了坐在菩提树（Ficus religiosa，被某些印度宗教视作圣树）上的神灵。另外，在梵语中表示幸福的“卍”字图案也出现在许多印章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后来的印度教和其他一些宗教崇奉的“卍”字最初就是起源于此。

这些古城的原始居民是谁，仍然是一个历史谜团。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但由于印章、陶器和其他物品上发现的文字至今未被破译，这个谜团也就一直未解开。一种常见的理论是，他们的语言属于德拉维德语。近年来，通过DNA分析，人们对他们的起源已经有所了解。对印度河流域周边地区（横跨伊朗、中亚和印度）2的DNA样本的分析已经证明，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是由来自伊朗东部的农耕者和南亚狩猎采集者混合而成。他们是次大陆上最古老的居民，这些人与安达曼群岛居民有亲属关系。另一项研究提取了一位生活在4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女性的单一基因组，结果显示了同样的起源组合。

这两系祖先的基因也体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稳定下来的两个族群——原始北印度人（ANI）和原始南印度人（ASI）之中。原始北印度人的DNA表明他们来自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东欧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的牧民。他们通常被称为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或印欧人。3而原始南印度人则具有与印度河流域居民基本相同的基因组合，但他们拥有更多的原始狩猎采集者的DNA。

曾经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哈拉帕文明是因为印欧部落从北方入侵而消失。但现在这种理论已被推翻。目前的理论认为，公元前1900年以后，印度-雅利安人以宗族和部落为单位和平进入印度。而哈拉帕文明又经历了数百年才逐渐瓦解，据估计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河流走向，从而造成了干旱。4历史证明，干旱会破坏城市的农业基础，迫使居民发展出新型的农业形式并迁移到环境更为稳定的地区。随后，人们开始种植诸如小米和高粱等更能适应恶劣环境生长的作物，这也使向西扩张成为可能。而在恒河和亚穆纳河流域，人们将水稻发展成为一种农业作物，这促进了当地人口的迅速增长。总体来说，因为环境的变化，印度河地区中部和西部定居点的人口密度有所下降，而北部和东部的人口密度则有所上升。很快，北部和东部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大型的永久定居点，但规模比哈拉帕城市要小很多。

最古老的印度文献《梨俱吠陀》（Rig Veda）是公元前2000—前1400年在现在的旁遮普和阿富汗东部地区编纂的。该文献中没有提到城市，只提到过一些废墟（armaka）。然而，最近发掘中获得的信息使罗宾·科宁厄姆（Robin Coningham）和马克·凯诺耶（Mark Kenoyer）等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河和恒河冲积带（Ganga Doab）地区在同时期可能存在着其他文化。印度学家阿尔钦（F.R.Allchin）认为，北部地区“形成一个重要中心，使印度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元素得以存续下来”。换句话说，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印度-雅利安文化综合体。5在所谓的整合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这包括专门手工业的延续、长途贸易网络和统一的度量衡系统。6而且，我们在象牙骰子、梳子、陶器式样和陶土物件的设计中可以看到类似之处。对此，印度学家巴普雷（Asko Parpola）认为：“有理由相信，南亚一直保留着哈拉帕人的传统。直到哈拉帕晚期，哈拉帕人的数量仍然超过讲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主要族群的融合持续了许多个世纪，人们进行异族通婚，会两种语言的人日益增多。”7

另一个延续至今的领域是哈拉帕的烹饪。8哈拉帕居民的食材包括：高粱、小米和小麦；煮熟的豆类、荚果、块茎和蔬菜；芥菜、芝麻等油籽；姜黄、黑胡椒、姜蒜；牛奶和乳制品；山羊肉、绵羊肉、牛肉以及河鱼和海鱼等。而枣子、蜂蜜和未加工的甘蔗汁则被做成糖，以增加甜度。当然，还有用各种谷物制成的馕在类似现代馕坑的泥炉中烤制。其他烹饪技术包括烘烤、炭烧、腌制、慢煮、蒸、烫、煨、窑烤、焖等。烹饪器具包括：臼、手推石磨、深底窄口锅、刀、勺子和不同大小的圆形土炉灶（chulha）——就像今天印度人露天使用的那种。牛粪、作物秸秆和木材被用作燃料。

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

最初的印度-雅利安人（这是语言学而非人种学术语）是半游牧部落，他们往往以小型亲属聚落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他们最初的故乡可能在东欧大草原，即如今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南部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口压力或牧场的稀少驱使这群印度-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的狭窄山麓进入印度北部。此外，东欧地区和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等地也有他们的足迹。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以小群体的形式迁徙、征服或通婚，最终取代了当地居民。9

有关从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到孔雀王朝兴起之前的这段印度历史，可获得的资料很少且不太可靠。考古证据也很少，因为他们的房屋和村庄是由木材和其他天然材料制成的，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正如历史学家拉伊乔杜里（H.C. Raychaudhuri，1892—1957）认为那样：“修昔底德或塔西佗都没有为后代留下真正的古代印度史。”10当时也没有其他外国人将孔雀王朝之前的历史记载流传下来。

然而，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吠陀典籍（梵语“Véda”的意思是“知识、智慧”）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这些典籍于公元前2000年在印度西北部创作出来，此前它们已被人们口口相传了几个世纪之久。其中有一部重要作品名叫《梨俱吠陀》，它收集了对众神的赞颂诗歌、咒语、唱诵、对生活和幸福的祈祷以及哲学思考。这本书分为10册或章（mandala），共由1028首颂诗组成。虽然从它们被创作到抄写成文字有几个世纪的间隔，但学者们认为它们非常接近原著。因为人们一直采用复杂的记忆方式，非常谨慎地将这些颂诗通过父子代代传承。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典籍的部分经文，至今仍在印度教的婚礼和葬礼上念诵。

后来的典籍包括《梵书》（约公元前900—前700年创作）和《奥义书》（公元前600年左右），《往世书》（关于神、英雄和圣人的故事集，大致完成于公元前400—公元1000年），佛教的《本生经》（佛陀前世的教化故事）以及耆那教的经典。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否可以用来确定具体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二者的创作日期以及它们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原始的印度-雅利安人是半游牧部落，即以小型亲属聚落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后来发展到生活在由酋长领导的部落中。他们也从事农耕，驯化了马，使用带轮子的畜力车，并饲养牛羊。人们以牛为财富，动词“战斗”（gavishthi）意思是“希望得到牛”，这等于直接告诉我们抢劫牛群是冲突的根源（今天所谓的“氏族”一词“gotra”，其本意便是“牛舍”）。他们称自己为“Arya”或“Arya Putra”，后来这两个词成为所有“有文化的”南亚人自我指代的首选词汇。他们的语言被称为吠陀梵语，其所属的语系包括了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大多数现代欧洲和北印度语言。

《梨俱吠陀》提到了30多个氏族，其中包括苏达（Suda）、俱卢（Kurus）、补卢（Puru）、阿奴（Anu）和婆罗多（Bharata）等。后来，“婆罗多”成为今天印度共和国的官方名称。11《梨俱吠陀》经常提到两个瓦尔纳（varna，通常翻译为“种姓”）——他们用来自称的雅利安种姓（贵族）以及被他们征服或驱赶到森林里的当地肤色较深的达萨（dasa意为“仆人”或“奴隶”）。12后来的典籍提到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一般平民）。唯一提到种姓四分法的是《梨俱吠陀》中的一首颂诗，正是这首颂诗通过神话对种姓起源给予最权威的认可：

当诸天神举行祭祀时，他们以布卢沙（人）为祭品……

当他们分解布卢沙（人）时，将他分成了多少块？

他的嘴叫什么？他的两臂叫什么？他的两腿叫什么？他的两足叫什么？

婆罗门是他的嘴；两臂成为罗阇尼耶（王者）；

他的两腿就是吠舍；从两足生出首陀罗。13

第一类即婆罗门是祭司，第二类即罗阇尼耶（后来称为刹帝利）是武士和统治者，第三类即吠舍是通过放牧、农耕和贸易创造财富的人，第四类即首陀罗是工匠和用人。然而，《梨俱吠陀》没有提到不同种姓通婚或共居的禁忌，只有在后来的吠陀典籍中才提到这些禁忌以及其他禁忌。在某个时期（学者们对具体时间聚讼不已）吠陀典籍增加了第五类人。14他们只能从事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如鞣制兽皮、收集垃圾或埋葬死者等。

公元前1500年左右，印度-雅利安人主要生活在今旁遮普邦和德里直辖区附近。后来的资料表明，他们逐渐迁移到喜马拉雅山和温迪亚山脉之间的地区，继而慢慢扩散到印度河-恒河平原，这是一片肥沃的地区，面积约250万平方千米，横跨印度北部和东部、巴基斯坦东部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一开始用铜斧和青铜斧砍伐森林；后来，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他们开始使用铁犁等铁制器具。15与此同时，丰沛的降雨和肥沃的冲积土壤促进了水稻的种植。食用稻米和农业生产的进步令人口迅速增长进而形成村落，接着又促进了专门贸易和各种职业数量的增加。我们现在可知的，在文献中提到过的职业有织工、弓箭匠、制革工、养马工、生火工、铁匠和金匠、医生、占卜师和商人等。由于河流是贸易的天然通道，许多城镇沿河而建。

随着诸多小部落在某个特定地区永久定居，一些部落开始融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它们通常以占主导地位的部落命名。佛教文献列出了公元前6世纪左右出现的16个大型政治实体，它们被称为“雄国”（Mahajanapada，又译为列国），该词语的原意为部落或氏族（jana）的定居之地（pada）。它们的边界是喜马拉雅山、哥达瓦里山谷（Godavari Valley）、马尔瓦高原（Malwa Plateau）和比哈尔邦东部。对于这些政治实体，耆那教典籍给出了两份不同的列表。两者共有的名称有：鸯伽（Anga）、摩揭陀、跋蹉（Vatsa）、跋耆（Vajji）、迦尸（Kashi）和拘舍罗（Kosala）。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和酋长国不为文献所记载。

雄国包括大多数位于印度河流域平原的王国（rajya）；此外，还有位于北部、西北部和喜马拉雅山麓的寡头政权——有时它们也被称为共和国（gana或sangha）。前者由称为“拉贾”（raja，王）的世袭酋长统治，他们在名为“萨巴”（sabha）和“萨米提”（samiti）的部落委员会协助下进行管理。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委员会的确切职能；据推测，这些委员会有可能是部落所有男性成员的集会，也可能是家族首领的集会，或者只是少数重要人物的集会。一般拉贾都拥有一个宫廷、一位将军和一位大祭司（purohita）。大祭司举行仪式以确保王国的繁荣和战争的胜利，但人们并不觉得拉贾神圣。共和国没有世袭统治者，直接由部落委员会管理。而且，拉贾通常也属于刹帝利种姓。根据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的说法，较之于君主制，共和国对个人主义和独立意见不太反对，更愿意接受非正统的观点。16看得出，佛教和耆那教这两大宗教运动的领袖都出生在共和国，这并非巧合。

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首都，阿槃提首都是乌阇衍那、犍陀罗首都是塔克西拉（Taxila，古译名为“呾叉始罗”）、摩揭陀首都是王舍城、跋蹉首都是憍赏弥、拘舍罗首都是舍卫城、跋耆联盟首都是毗舍离、迦尸首都是波罗奈。其中最后一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一次都城的大量出现通常被称为“古印度文明的第二次城市化”时期。大型城镇是经济和政治中心，位于横跨次大陆的水陆商业网络的沿线各地。这种文化有时被西方学者命名为“北方磨光黑陶文化”。这种黑陶是一种高度抛光的陶器，从公元前7世纪至前1世纪一直被精英阶层使用。发掘结果还表明，在近1500个遗址中都存在着可追溯到这一时期的戳印钱币。它们往往是形状不规则的小金属片，通常是银质的，且上面刻有符号。

犍陀罗的首都塔克西拉位于现代城市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西北约32千米处，是次大陆与外界贸易路线的交汇处，希腊作者将其描述为“一座伟大而繁荣的城市”。即使在3000年前，塔克西拉也是著名的学术中心。学者们群星汇聚，积极寻求指导和悉心教导。据说，曾经在塔克西拉居住过的人有：伟大的语言学家波你尼（Panini）、阿育吠陀（古印度医学流派）的创始人遮罗迦（Charaka）、时任执政王的阿育王等。约翰·马歇尔爵士在其附近发现了一个更早的考古遗址，名为比尔山丘（Bhir Mound），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虽然它不是一个有规划的城市，但已有明确的街道、小巷和排水沟。

马歇尔还发掘了比塔（Bhita）城，该城位于憍赏弥以南56千米处。比塔城占地14公顷，是个正方形建筑，周围被土墉围绕，土墉上是一堵3.4米厚的城墙，城墙上有三组门用于出入。比塔城有两条平行的主干道和一组较小的街道，具有城市街区的布局。每座房子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面向街道的房间，并拥有一个内部庭院，这可能源于最初的四间长屋围绕一个庭院的布局。17前面的房间可能是工匠作坊或出售商品的商店，阿旃陀壁画曾描绘过类似景象。这些房子是数代同堂大家庭的住所，加上仆人，可能居住有10—20人。

王舍城（今天的拉杰吉尔）位于比哈尔邦东北部，是诃黎（Haryanka）王朝统治下的摩揭陀国的第一个首都，该城作为首都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后才由国王优陀延（Udayin）将首都迁至华氏城。18王舍城曾经是佛教和耆那教的中心，这两个宗教的创始人都在这里待过很长时间。与其他城市不同，王舍城位于河流附近的平原上，在群山环绕的山谷中。迪特尔·施林格洛夫（Dieter Schlingloff）对古印度“卫城”进行了研究，根据他的说法，王舍城的外部防御工事由巨大的石头组成，沿着山峰延伸超过40千米，厚约5米。

施林格洛夫指出，一些古印度城市的规模与同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规模相当。跋耆有3万—6万居民， 憍赏弥有9万—18万居民，当时的雅典有10万居民。19而华氏城是独一无二的，它比憍赏弥大11倍多，比古代任何城市都大——面积是亚历山大城的3倍，是罗马城的两倍。

这些城市的形态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它们都建在靠近河流的平原上，这些河流为城市周围的护城河供水。正如在比塔城的挖掘中看到的那样，护城河的泥土清挖出来后会被堆成土墉，然后人们会在土墉顶部再建造一道围墙保护城市。城中街道呈格子状排列，房屋围绕庭院而建。

这些房屋和街道的布局表明，人们根据憍底利耶（Kautilya）在《利论》（Arthashastra）中规定的标准进行了仔细的城市规划。20施林格洛夫认为，这种布局与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其他在同一时期建立的希腊城市有许多共通之处，如平行街道、直角交叉等规则的布局。德国考古学家特里奇（F. Tritsch）甚至进一步认为，古希腊城市的道路布局是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之时与印度取得初步接触的结果。21

与此同时，城市的形式和建筑材料也逐渐多样化。有些城墙是砖砌的，有些是黏土或石块构筑的。最大的城墙，如憍赏弥的城墙，基座宽达75米，城墙高达14米。至于城墙是用来防御、防洪还是抵御野兽的，也存在争议。且不管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它们的建造都与科宁厄姆所说的“劳动力投入的大幅增加”有关。他们估计，招募的工人有数千人之多。这些建筑物证明了新兴雄国统治者的权威以及他们动员和整合民众的能力。22

雄国的合并和摩揭陀的崛起

一段时间后，前面所述的雄国逐渐合并成几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其中五个为争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而征战。它们分别是：鸯伽、迦尸、拘舍罗、摩揭陀和跋耆联盟。最终，摩揭陀国取得了胜利，它是孔雀王朝建立的基础。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萨曼达尔（J. N. Samaddar）认为：“印度早期历史有四分之三是摩揭陀的历史。”23

摩揭陀的地理和经济地位非常优越，它的东部、北部和西部都有因航道而成为贸易中心的城市。另外，其灌溉系统也非常发达，因此摩揭陀土地肥沃，农作物长势良好。而且当地有大量的大象生存，这是战场必不可少的。另外，该地区丰富的铁矿让摩揭陀的军事力量如虎添翼。

已知的最早摩揭陀国朝代是巨车王朝（Barhadratha dynasty），该王朝由巨车王（Brihadratha）建立（巧合的是，孔雀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名字也是巨车）。该王朝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结束统治，因没什么文字记载所以人们对它知之甚少。24第二个王朝是诃黎王朝，由频毗娑罗（约公元前556—前491年）创立。频毗娑罗，又称为“影胜”。他于15岁时成为国王，在位52年。根据斯里兰卡佛教编年史《大史》（Mahavamsa）记载，因频毗娑罗的父亲是佛陀父亲的朋友，频毗娑罗即位15年后即与佛陀相识。据说，频毗娑罗还是佛陀最早的供养人之一，他供给佛陀一片竹林，这片竹林便成为佛陀和弟子们最早的静修场所。后来，频毗娑罗通过征服东部的鸯伽国，并以与其他王国的统治者联姻的形式，将领土不断向东扩展。频毗娑罗征服鸯伽的原因是，鸯伽的首都瞻波（Champa）位于恒河和瞻波河的交汇处，是一个贸易和商业中心，商人们还可以通过此地进入东南亚的外国市场。

据说，频毗娑罗很会用人。他曾将官员根据职能分成不同的类别，因此他的大臣都能尽职尽责。而他也是第一个组织行政管理的印度国王，例如，有些官员负责测量耕地和评估作物；村庄由负责收税的村长管理，而其他官员将税款汇总上交王室国库。国王理论上拥有所有土地，并从收获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分成，一般为六分之一——这一政策被后来的统治者（包括孔雀王朝的君主）所遵循。25

在（自愿或被迫）放弃王位后，频毗娑罗王绝食而死。这与耆那教的习俗吻合，因而有人推测他与耆那教有密切关系。然而，根据佛教传说，频毗娑罗其实是被他的儿子阿阇世王（Ajatashatru，约公元前492—前461在位）囚禁并杀害的。后来，人们在王舍城发掘出一个建筑，该建筑有厚厚的石墙、堡垒、石室，以及附在其中一堵墙上的铁环。该建筑被命名为“频毗娑罗监狱”，据说频毗娑罗就是在这里被囚禁并饿死的。

此外，还有四个雄国：拘舍罗、跋蹉、阿槃提和跋耆联盟。其中，跋耆联盟又被称为离车联盟，是一个由30个非君主制团体和氏族组成的联盟。跋耆联盟以其强大的军队和繁荣的经济而闻名，这是由于他们具有独有的战略地位——拥有连接恒河东部铁铜矿与西亚北部贸易路线。因此，阿阇世吞并了弱小的拘舍罗后便转向跋耆联盟，随后进行了漫长而残酷的征战。他的策略之一是在跋耆联盟的不同氏族之间挑拨离间，最终在公元前480年左右的战斗中击败了他们。

根据历史学家巴沙姆（A. L. Basham）的说法，频毗娑罗和阿阇世统治时期的政策明显倾向于“旨在控制尽可能多的恒河河道之政策”，正是这一政策使他们成为第一批“设想构建辽阔帝国可能性”的印度国王。26他们的胜利使摩揭陀成为恒河流域东部最强大的王国。

据说，阿阇世发明了两种武器：一种是车轮上装有刀片的战车，可以砍倒对手；另一种是投掷大石块的机器。与此同时，他还在恒河、松河和加格拉河交汇处建造起一座堡垒用于防御。后来，该堡垒发展成一座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城市，名为华氏邑（Pataligama）。根据传说，佛陀在一次访问中对这座城市印象深刻，并预测它最终将成为该国的首要城市。后来，阿阇世的儿子优陀延真的将摩揭陀的首都从王舍城迁到这座城市，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华氏城。27

直到现在，阿阇世在耆那教和佛教传统中依然受到尊重。28根据耆那教编年史，阿阇世非常尊重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甚至还派一名军官每天向他汇报大雄的日常生活。而根据佛经的记载，阿阇世将佛陀和僧伽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建造巨大的佛塔供奉佛陀舍利。另外，阿阇世还参加了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佛教结集。可见，阿阇世的宗教宽容态度与两个世纪后阿育王对宗教的宽容态度遥相呼应。

据说阿阇世的继任者是他最宠爱的儿子优陀夷（Udayin，约公元前460—前444年在位）。在优陀夷统治时期，摩揭陀向雄国中的最后一个独立国家阿槃提多次发起战争。有的资料说优陀夷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继任者又杀死了他。而且在优陀夷统治期间，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并说：“这是一个弑父的王朝。”其后的继任者分别是：阿楼驮（Anuruddha）、文荼（Munda）和那竭陀萨加（Nagadasaka）。我们对这几个人的情况知之甚少。总之，人们驱逐了该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那竭陀萨加，并让他的大臣悉输那伽（Shishunaga，意译为幼龙）代替他成为国王。

悉输那伽是幼龙王朝的创始人，公元前413—前395年在位，他迁都于毗舍离。作为国王，他的主要成就是击败了阿槃提的统治者。悉输那伽去世后，他的儿子卡拉索卡（Kalashoka，即黑阿育王）继承了王位。正是卡拉索卡在毗舍离举行了第二次佛教结集，并将首都迁回华氏城。据说，他的十个儿子同时继承了他的王位；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摩揭陀从恒河流域的一个小国演变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印度国家大一统的中心。

与此同时，印度西北部仍然是一个由小邦和部落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其中两个国家——甘蒲阇和犍陀罗——也出现在某些雄国列表上）。在公元前6世纪末，这些国家中的一些被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s）征服，成为该帝国的总督辖区。

难陀王朝

几十年后，幼龙王朝被难陀王朝取代。难陀王朝虽然短命，但拥有承上启下之作用。难陀王朝的统治时间并不明确，人们对此有不同的推测，基本来说有公元前364—前324年、公元前345—前324年、公元前344—前322年等多种说法。印度及其他国家的文献都一致认为难陀王朝统治者出身卑微。根据佛教记载，难陀王朝的创始人名叫乌格腊迅纳（Ugrasena）或摩诃坡德摩（Mahapadma，意译为大红莲），他的母亲出身低种姓。他幼时曾被一伙强盗俘虏，后来成为强盗首领。他扩张势力后便开始袭击邻近的王国，甚至还在华氏城附近杀死了幼龙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往世书》将摩诃坡德摩称为“唯一君主”（ekarat），他是第一位获得此称号的南亚国王。摩诃坡德摩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在其统治时期控制了羯陵伽（今天奥里萨邦和安得拉邦北部的部分地区）。他的八个兄弟29先后继承了王位，最后一个名为达那难陀（Dhanananda）。也有一些古籍称，达那难陀的生父摩诃坡德摩是一位英俊的理发师，深得王后垂青，他杀了王后的丈夫，自己当上了国王。30

难陀王朝以幼龙王朝的版图为基础，扩展到羯陵伽（现代奥里萨邦默哈讷迪河和哥达瓦里河之间的东部沿海地区）和阿湿摩迦/阿萨迦（Asmaka/Assaka，中央邦哥达瓦里河附近的地区）。《往世书》将难陀王朝称为“所有刹帝利的破坏者”。这是因为他们推翻了刹帝利建立的诸多王国。难陀王朝还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描述，这支军队由20万名步兵、8万名骑兵、8000辆战车和6000头战象组成。

难陀王朝的人口可能有数百万，其中仅首都华氏城就有40万人。难陀王朝领土覆盖了北印度和东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也许还包括南印度的一部分。对此，H.C.拉伊乔杜里认为：“印度第一次有了一个超越恒河流域的帝国。它不是由实际上独立的国家或封建领地组成的松散组合……而是一个由‘唯一君主’领导的统一君主制国家，而且这位君主拥有大量资源。”31似乎有证据表明，难陀王朝允许边疆地区的民众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同时对以摩揭陀和华氏城为中心的地区保持更严格的控制。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作家也提到，当时一种由官员和下属管理的省级政府系统，其中包括被称为大督察（mahamatra）、乡村官员（rajuka）和巡员（pradesika）的职能部门，所有这些都在阿育王铭文中提到过。当时最低的行政级别是村庄，由国王任命的村长（gramika）管理。阿育王似乎与这些村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阿育王巡回宣传他佛正法信息时，就会重新与村长联系。

泰米尔语、汉语和古希腊语的古籍都记载了难陀王朝拥有的巨大财富。实际上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对“皮制品、橡胶树和石头”征收的重税。特别是国王达那难陀统治时期尤以贪婪著称，据说他囤积了9.9亿枚金币。根据罗米拉·塔帕尔的说法，难陀王朝税收制度的发展意味着“印度人开始思考创造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帝国结构的可能性”。32这一制度在他们的继承者孔雀王朝所建立的强大富庶帝国中得以实现。达那难陀苛重的赋税和卑贱的出身使他非常受人憎恨，并导致他被旃陀罗笈多打败。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曾告诉过亚历山大大帝，难陀王朝的这位国王由于“具有邪恶的性情和卑贱的出身”而被他的臣民憎恨和鄙视，因此亚历山大大帝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难陀帝国的领土。33也许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离去才让旃陀罗笈多亲自完成了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