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创造美好生活:新写作教育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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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写作

(一)写作的概念

“写作”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概念。

写作常常被认为是专业人士尤其是作家才能做的事情。这无疑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把丰富多元的写作主体做了过于简单化、狭义化的界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写作者。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认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3]。从这里可以看出,写作是一种以语言符号为主要载体,富有文采地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行为。写作并不局限于文字或文章书写,也包括口语写作,以及利用其他媒介辅助语言文字表达的行为。

其实,古文字的“写作”最初并没有今天我们熟悉的含义,也没有文字、文章写作的意思。写作的“写”不见甲骨、金文,是一个比较晚出的战国文字,本义为“移置”“放置”,后来指操笔写字,不过最初也不叫“写”,而称作“书”,汉代以后才“书写”并称。“写”后来演变延伸为摹画、描摹、模仿、倾泻(“写”古同“泻”)、抒发等含义,才与今天的写作有了一定的意义关联。写作的“作”甲骨文和金文本作“乍”,与今天的写作也没有语源学的关系。“乍”字下从刀,上从卜。《仪礼》有“卜人坐,作龟”[4]之语,是占卜之人用刀刮削、钻刻龟甲,然后灼烧,视其裂兆进行占卜的意思。“作”后来有了“起立”“起始”“兴起”“制造”等衍生意义,逐渐与写作所表达的“创作”含义发生了联系。因此,“写”“作”二字并举,从延伸的意义讲,也并非专指文字、文章的书写,主要是指描摹外物、抒发情感的创造性活动。倒是与书面意义上的“写作”相近的另一个词语“作文”和语言文字表达或文章书写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作文之“文”专指文字、文章,也是后来的事情。它在甲骨文里起初是一个显示纹理纵横交错的象形字,本义为花纹,所以《说文》说:“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5]如今与“文”并举的“章”本义也是花纹。有一个成语叫“黼黻文章”,四个字的意思差不多,都表示华美的花纹与色彩。《周礼·考工记·画缋》上说:“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6]后来写作或作文强调文采或辞采之美,就是从“文”“章”的初始意义延伸而来。《荀子·非相》说:“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7]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写作或作文在古代,就其内涵而言,人们特别在意的,并非它使用的是口语还是文字,抑或其他载体,而是强调如何描摹外物,抒发情感,并且富有文采。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很重要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的定义更多是从语文学科教育的角度而言的。语文学科的写作是人们关注得最多的领域。当然,写作不局限于语文学科,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都在关注写作,只是不同学科视角关注写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从写作学的角度看,“写作的实质,就是客观事物通过作者的主观意识在恰当的文字形式中的正确反映”[8],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写作即“写文章”,“凡是为着一定目的,运用书面语言表达一定思想内容的实践,都可以称为‘写作’”。[9]

从文学的角度看,任何写作活动都是写作者对社会生活、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再现。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记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艺术,强调的是文辞的变换、个性的抒发。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写作是对各民族及有关群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和人类文化行为的记录、描述和分析。写作记载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反映了人类进步、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人类文化的本质。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写作是对语言的重组,是以语言文字作为符号来传达意义的过程。写作关注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的发展规律,强调通过积词成句、积句成段、积段成篇的技能训练来提高写作能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写作是信息在系统内流动、变换、处理、输入、输出的过程。在写作的过程中,写作者被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写作者采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和方法,学会自我认知、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

从人文教育的角度看,写作把人文精神具象化在文字当中,写作承继了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展现出历史性的批判气质和教育意义,个人由此实现自我的完善。

写作在日常生活、各行各业越来越普遍。写作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随意性写作,一种是相对正式的写作。前者大多是为了交流沟通,很多是即兴的,谈不上深思熟虑。后者是人根据特定目的,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符号,通过一定的谋篇布局,反映客观事物、表达主观感情或观念、传递知识信息、创造新知、传承文化以及与他人交流沟通的高级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新教育重视阅读,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早已众所周知。2021年的年会,我们又对新教育阅读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达成新的共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座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密码和共同的价值”,“阅读是推进社会公平、加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宜的路径”[10],所有这些新教育的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了。

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像重视阅读一样重视写作,天经地义。尤其是在文化大众化、传媒信息化、交往全球化的今天,写作已成为每个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之必需。

当然,写作不同于阅读。阅读是输入,主要是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写作是输出,则涉及写作主体(作者)、客体(生活)、受体(读者)、载体(媒介)等之间复杂得多的关系。写作者的个人素养,他对现实生活的积累与感悟,对读者心理的预期与认知,对写作过程的运思与表达,如此等等,都会影响到写作。因此,相对而言,写作遇到的困惑更多,难度更大。“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甚至说:“我在写作时,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四肢全无、只能用嘴叼着蜡笔画线的人。”不少人对阅读乐此不疲,却对写作望而生畏。但写作与读书又仿佛一对孪生兄弟,如果只有阅读而没有写作,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只有吸收而没有表达,就没有办法检验我们心灵感悟的品质,展示我们精神成长的力量。民谚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明代文学家张溥少时嗜学、“七录七焚”的故事就是对这句话的生动阐释。据《明史·张溥传》记载:张溥读书必抄写,朗诵一过,就将抄写烧掉,从头再来,如此反复,终至才思敏捷,即兴挥毫,立就诗文,成为著述宏富的一代大家。这种抄写实际上是阅读的延续,写作的开端。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出“看、读、写、作四者阙一不可”[11]的要求。现代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也说过:“不动笔墨不读书。”古人强调读书“三到”,也即“眼到”“口到”“心到”,但由于读书写作密不可分,应该再加一个“手到”,合为“四到”,就能实现读书与写作、动脑与动笔齐头并进,融为一体,每个人既成长为博览群书、学养厚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又发展为表现自我、讴歌人生、传承文明的写作者。

根据写作的上述定义,结合中国写作传统,此处我提出几个写作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重要特点:

其一,写作的价值指向,追求“立言不朽”。写作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讲就是“立言”。我国古人曾精辟地总结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也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2]。(《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人、做事、做文章,三者水乳交融,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出格局,做出品位,做出境界,为自己树立标杆,也为后人树立表率。在先秦时期,人们极为重视“立言”传世的功用。诸子百家时代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要通过问政、论辩、游说、著书等多种“立言”策略,来宣示与传播各自的价值主张。在“立言不朽”的写作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的观念。在曹丕看来,文章可以超越一切时空的限制,而产生永久的魅力:“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3](《典论·论文》)这一立言不朽的思想,一直绵延流转,影响至今。

其二,写作的源流定位,突出“以读促写”。古代写作理论不乏强调外物、生活对于写作的源泉地位与作用,例如孔子提出诗的“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就突出了诗“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怨刺上政”等现实意义[14]。墨子提出的“三表法”也指出立言要“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等[15]。(《墨子·非命上》)刘勰提出文与自然天地并生的“原道”说,指出:“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16](《文心雕龙·原道》)他还阐发了陆机提出的“感物”说,指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7],“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8](《文心雕龙·物色》)如此等等。不过,由于传统文化更注重“述而不作”“我注六经”,强调“宗经”“载道”,突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写作也更着力于写作与读书之间的传承、诠释与还原关系。“以读促写”“读写结合”,成为中国写作的一个重要传统。诸如“不学诗,无以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等揭示个体成功读写经验的警策之言一直被奉为写作的金科玉律。古代不少关于读书作文的著作如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清代崔学古《学海津梁》等都十分重视读写结合。到了近现代,“读写结合”更被视为提高写作水平的不二法门。尽管对这一观点也一直存有争议,尤其是针对八股考试无限依赖经籍写作的偏向,遭到尖锐的批评。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以读促写”“读写结合”的传统还是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

其三,写作的目的诉求,强调“人文合一”。所谓“人文合一”,是指“人”的自我觉醒与“文”的形式追求的有机统一。它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修辞立诚”。写作是以语言为主要载体反映和表现生活的活动,从这个意义讲,写作就是修辞。中外写作都有源远流长的修辞学传统。《易经·乾卦·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19]大意是君子忠于使命,言而有信,可以增进美德,修行功业。在这里,修辞为功德的修为服务,就涉及修辞的人文伦理问题,实际上与上面的“立言不朽”有关,因为立言与立功、立德密切相关。叶圣陶提出被誉为“在国语教育史上划了一个时代”的“立诚”作文观,就源于这一古老的修辞学传统。二是“情动辞发”。古代文论信奉情感为本的写作观念,认为写作的根本动因在于情感的驱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0]。(《毛诗序》)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21](《文心雕龙·知音》)在谈到情与文的关系时,刘勰更加明确地指出:“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2](《文心雕龙·情采》)他既反对“为情而造文”,也反对“为文而造情”,而是强调“文附质”与“质待文”的情采相依,文质彬彬。三是“文以载道”。宋代学者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23](《通书·文辞》)意即文章写作要言之有物,以文济世,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思想道理,文与道如车与车上所载货物,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24](《致刘孟容书》)就是这个意思。四是“文如其人”。包括文品与人品的一致,以及文品与气质的一致。如陆游说的:“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25](《上辛给事书》)指的就是文品与人品的一致。又如宋濂说的:“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躁易之人,其诗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诗峭厉而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盖不能尽数之也。”[26](《林伯恭诗集序》)讲的就是文品与气质的一致。

其四,写作的运思过程,重视“以气为主”。写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如怎样感物起兴,怎样谋篇布局,怎样锤字炼句,古人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是曹丕的“文气”论,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27](《典论·论文》)文气有很丰富深刻的内容,不单纯指作家的气质、才气或作品的气势,它本质上强调的是反对写作运思过程中过分的刀刻斧凿,推敲斟酌,倡导在“养气”的前提下气定神闲,畅通思路,从容命笔,进退自如。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中所说的那样:“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28]古代道家十分重视“养气”,“气”是一种浑然天成的生命状态,把握“气”的方法就是庄子所说的“心斋”,这是一种凝神聚气、摒弃杂念、物我两忘、心境纯一的状态:“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9](《庄子·人间世》)写作“以气为主”,就是在悉心构思与豁然直觉之间会心会意,追求浑然天成的妙境。这对我们今天思考写作过程到底是构思的,还是非构思的,抑或整体联动的,是有深刻启示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其五,写作的表现策略,主张“辞达而已”。孔子有一句千古名言:“辞达而已矣。”[30](《论语·卫灵公》)清朝学者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称:“‘辞达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这一点,至今也不过时。不过,“辞达”究竟是何意,说法很多。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提出的影响深远的“达意”说,也即所谓“辞,取达意而止”,未必是确解。有专家曾整理了历代注疏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等对“辞达”的理解,归纳为八种观点:(1)辞达即只需达意,无烦华藻;(2)辞达要繁简适中,事辞相称;(3)辞达要能够达理;(4)辞达要在情真意切,可歌可咏;(5)辞达要根据写作需要而定修辞手法;(6)辞达要工于文而又不溺于文;(7)辞达要对物象能了然于口与手;(8)辞达要行文中有磅礴的气势。[31]这些理解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辞达”的丰富含义,其中不乏创造性的解读,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思考,并提炼出对今天仍有价值的精华,不过,对于“辞达而已”,我觉得仍然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后面阐述新教育写作的基本理念时还会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