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中国读者熟知司汤达的《红与黑》，却不太了解他的另一部小说《红与白》（又名《吕西安·勒万》）。它可说是《红与黑》的姊妹篇，从题材、结构到写作理念都与《红与黑》形成呼应之势。它是司汤达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唯一保存着手稿的作品。它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却深得专业读者青睐，因为散布于手稿各处的批注与评论，使读者得以进入小说创作的内幕，了解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写作方法。

1833年秋天，驻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担任领事的司汤达回巴黎休假，一位女友戈尔蒂埃夫人写了一部小说，题为《中尉》（Le Lieutenant），请他指正。司汤达将手稿带回阅读，在1834年5月写给戈尔蒂埃夫人的信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小说的诸多缺点，如语言过于华贵夸张、人物形象不够自然生动，等等。他先是大刀阔斧地修改朋友的手稿，告诉她应当如何改进小说。几天后，他担心“这位夫人写的小说很快会变成女仆文学阅览室的无人问津之作”。“女仆小说”（romans pour femmes de chambre）是他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的称呼，即不讲究艺术手法，只求情节离奇、催泪煽情的小说，博取格调不高的读者欢心；而与之相对的“沙龙小说”则追求真正的文学价值。司汤达于是决定自己重写一部小说，便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红与白》。

小说写作的缘由符合司汤达一贯的创作习惯，那就是在现有故事的框架上加以阐发。《红与黑》根据真实的刑事案件“贝尔德案件”写出，《巴马修道院》和《意大利遗事》根据意大利古代抄本写出。小说家通过想象，将报刊与故纸堆中死气沉沉的材料变成了引人入胜的作品。这一次，他又找到想象起飞的一块跳板。戈尔蒂埃夫人的手稿至今已不存，后世读者无从知晓原作与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何联系。但是，从作者在小说手稿页边留下的大量笔记、提示、修改和计划，读者可以推想，司汤达顶多从朋友的作品中借用了第一部分南锡的故事情节，而在情节基础上展开的是他早在1819年写作的论著《论爱情》以及1825年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分中提出的观点，描绘年轻人心中爱情诞生的过程。后文将详细论述。

司汤达最初计划把小说分成三部分，分别发生在法国外省、巴黎、罗马大使馆。主人公吕西安·勒万是巴黎的富家子弟，他于1832年左右从综合工科学校退学，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外省城市南锡的驻军军官，与当地贵族德·夏斯特莱夫人产生恋情，后因误会而愤然离开。第二部分讲述他在巴黎的经历。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成为内政部长的秘书，接触到大银行家、众议员与部长等位高权重的人物，见识了政界的种种内幕。在第三部分，他成为法国驻罗马大使的秘书，见证外交界的诸多事件。小说结尾也早已计划好：吕西安最终回到法国，与德·夏斯特莱夫人重逢，两人澄清误会后成婚。

司汤达大约花了一年时间写出前两部分。1835年4月，他说“画已涂满了”，便放弃了第三部分的写作计划。于是，这部小说最终有着与《红与黑》相似的二元结构，由外省和巴黎两部分构成。因手稿信息繁杂，司汤达找了一位抄写员誊写，自己一边口述一边修改，完成前十八章的整理，书名定为《绿色猎人》。在写作过程中，他还考虑过用《吕西安·勒万》《红与白》《马耳他岛的柑橘》《电报》等作为小说书名。他去世后，他的表弟罗曼·科隆（Romain Colomb）以《绿色猎人》（Le Chasseur vert）为题，出版了前十八章。1901年，让·德·米蒂（Jean de Mitty）首次编辑出版小说全稿，但这一版本不够忠实完整，招致诸多批评。直至1926年由亨利·德布雷（Henry Debraye）编辑的四卷本在尚皮翁出版社出版，读者才得以见到小说全貌。法国最权威的文学丛书“七星文库”分别于1952年和2007年出版两个版本，本书根据亨利·马尔蒂诺（Henri Martineau）1952年的经典版本译出。在此之后，2007版更为忠实完整地呈现了小说手稿及页边批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