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敷理以举统”

这是刘勰“论文叙笔”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对这个方面，是企图从历代各种体裁的创作情况中，总结出各种文体写作上的特点，探讨前人的写作经验。因此，这部分不仅是为刘勰的全部理论打基础，它本身也表达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许多理论见解。《明诗》篇说：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

刘勰对四言诗所总结的基本特点就是“雅润”二字，五言诗的基本特点就是“清丽”二字。这也反映了刘勰对诗的基本观点：主张四言诗要写得“雅润”，五言诗要写得“清丽”。再从他对张衡、嵇康、张华、张协四人各具一种特点的说法来看，刘勰把诗歌的特色归纳为雅、润、清、丽四种，他对诗歌的这四种特色的总结，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这段总结，并不止于对诗歌特色的简单归类。上面已提到，《明诗》是以评论作家为主，不同的作家在诗歌创作上自然是各有所长的，如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也就各有其不同的风格特色。张衡的典雅、嵇康的润泽等，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随性适分，鲜能通圆”，正是指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才”“性”，因而有不同的风格特色。这就为创作论中论风格与性格关系的《体性》篇打下了基础。

此外，如《诠赋》篇对历代辞赋的写作，又从另一方面总结了文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这就从物与情的关系，进而接触到文学创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刘勰认为，辞赋家的情感既然是由外物引起的，因此，赋中正确地反映了外物的内容，就应该是明显而雅正的；事物既然是通过作者的情感而体现出来的，那么表达的文辞就应该是巧妙而华丽的。这里不仅总结了物决定情、情来自物的关系，还要求通过巧丽的词来抒情状物，使物、情、词三者密切结合，像有纹理的美玉一样，形成一个整体。这种认识，就为刘勰在创作论中论情物关系的《物色》篇、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情采》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又如《辨骚》篇总结《楚辞》的写作经验，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著名论点，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原则，也体现了刘勰主张华实相胜的中心思想。

在多数篇章中，刘勰只总结了适用于某一文体的具体要求。如《颂赞》篇论颂体的写作，要写得像辞赋一样铺张，但不能过于“华侈”；又要像铭文一样“敬慎”，却又与规劝之文有所不同。这类意见就意义不大了。有的论述，还表现了刘勰浓厚的尊儒思想。如《史传》篇主张“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等。

以上四个方面说明，刘勰的“论文叙笔”，并不仅仅是对文体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各种文体的历代创作情况中，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为他的整个文学理论的建立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