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理论梳理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以及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需要对其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来源进行追溯。本节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入手，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为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完整的理论来源框架，使得该开放战略的提出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理论内涵。

一、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与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为我国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来源。同时，中国特色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经验借鉴。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引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又是对其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开放发展”的概念，但其关于开放的思想散落在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之中，并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使用的是“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文学”等提法，实际上已经体现“全球化”的概念，并论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统一与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其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完整诠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初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阐释，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指导。

由此可以看出，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对开放理论的初步探索。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看，我国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开创性举措。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如今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逐渐走向深入，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创新性开放战略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基础上。

二、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能够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理论路径。“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对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4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升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践举措等方面。

第一，对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面临的对外开放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依旧，影响“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因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在特殊的对外开放背景和经济全球化逻辑下，基于国内国际两种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对外开放新形势做出科学判断，积极应对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新出现的诸多国内外问题和矛盾，稳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

第二，4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升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国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的特殊发展国情，需要继续发挥制度的优势；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对外开放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项“战略抉择”。

第三，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践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展现的开放视野、理论创新、实践举措和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生动实践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十次会议中提出了“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这是我国面临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布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有利于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好加快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出，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这是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进行详细研究所做出的又一个新型开放发展战略。这些重要论述，将作为强有力的理论指引，并能够作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重要抓手。有了顶层思想理论的支撑，才使得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具有现实的实践价值，才能够明确今后完善布局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理论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之间也有重要的理论联系，能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完备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所提出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以及产品的国际流动等论述，为经济必然走向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在新时代需要新思路新模式的前提下，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则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实践而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中主要涵盖了倡议和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等对外开放新理念和实践新举措，创造性地发展了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宝库，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新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是新时代中国统筹本国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对进一步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深入推进开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与核心经济学理论

除了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本节还对核心经济学理论进行梳理，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寻求更为全面的理论支撑。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与核心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自由贸易相关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1.自由贸易相关理论

贸易理论最早可以回溯到早期贸易发展时出现的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强调“货币差额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威廉·斯塔福（William Stafford），其主要研究价格与贵金属的关系，认为政府应该尽量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同时尽可能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换回更多的贵金属，以防范货币贬值，抑制物价上涨。晚期的重商主义强调“贸易差额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其重商主义理论及税收思想集中表现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之中。他认为，政府要干预经济生活，比如实施保护关税的政策，限制输入、奖励输出，以实现国家外贸出超，增加本国货币积累的目的。

重商主义存在许多固有的局限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认识的深化，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比重商主义更进步的“绝对优势理论”，由此步入了古典贸易理论阶段。绝对优势理论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异，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有利。

然而该理论有非常苛刻的假设前提，而且无法解释在所有产品生产上都具备绝对优势的国家和都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国家间的贸易，因此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不是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而是取决于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国家间进行贸易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相比于绝对优势贸易理论有了更大的进步，因为其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

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提出了相互需求理论，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做了重要补充。通过“比较利益”这一概念，穆勒解释了国际商品交换的比率和贸易双方能获得多少利益分配的问题。该原理认为，贸易双方对商品需求的大小能够决定国家间贸易交换的比率高低，该比率稳定在输出货物恰好能抵偿输入货物的水平上。只有在两国相互需求的商品价值相等时，贸易才能实现稳定的均衡。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出版了专著《经济学原理》，进一步探讨需求和供给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提供曲线。其在穆勒的基础上使用几何图形分析说明均衡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发展了相互需求理论。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 Ohlin）在赫克歇尔（Heckscher）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并在其专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论述了这一思想。要素禀赋理论属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它的出现使自由贸易理论前进了一大步。该理论通过分析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用生产要素的充裕和稀缺解释国际贸易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各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书中认为，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对这些要素利用强度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并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将趋于均等。

通过梳理以上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依据古典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都是各国产业按照各自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贸易利益。但是，一味遵循这样的贸易方式，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产生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增长等现象。当前，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生产要素在国际上的自由流动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原本具有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不再具有竞争力，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发挥受到了限制。这就引发了关于自由贸易区设立和布局的深刻思考。如何发掘各区域的特色优势，培育外贸新优势，在自由贸易区不断创新的管理和贸易体制中探索有效路径，深度谋求国际贸易资源与技术共享，突破国际贸易的壁垒，是我们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尽管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当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也没有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美国。1791年，汉密尔顿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他的贸易保护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美国要实现经济独立，必须重视发展制造业，并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保护幼稚工业发展，同时采取严格的进口政策，对国内可以生产但竞争力较弱的产品限制进口。19世纪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于1841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理论。他通过对汉密尔顿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发扬和引申，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该理论既承认自由贸易的利益又主张以保护贸易为过渡，鼓励有潜力的工业产业发展，从而提升社会生产力。20世纪30年代时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涌现出了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由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从推崇自由贸易转而推崇重商主义，主张超贸易保护理论。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主张，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过时，不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贸易顺差有益，逆差有害。凯恩斯的拥护者们也极力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活动，运用各种保护措施，尽可能争取贸易顺差。20世纪80年代，加布朗德（James Brander）、斯潘塞（Borbara Spencer）、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他们认为，以往的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前提下，自由贸易为最优政策。然而，在当代经济生活中，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现象普遍存在。克鲁格曼在2000年出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深入讨论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前提下政府政策对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影响，突破了以往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制，主张政府干预来改善经济成效。

贸易保护主义在日、韩等后起国家之间也曾轮番上演。韩国建立之初经济十分混乱，经济政策趋于保守，韩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同时实行高关税壁垒和严格的进口限额政策，以实现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策略。这一策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色彩，对韩国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但这种进口替代内向型的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经济影响，在朴正熙政府上台后，韩国的经济政策转为了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政策。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美国竞争战略的影响，日本也推行了保护贸易政策以实现提高本国重化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日本经济发展严重下滑，为了恢复经济，日本经济学界提出了初级阶段战略贸易政策构想，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予以推行。其主要内容包括确立贸易立国基本发展战略，通过政府干预扶植特定的出口产业，实现日本经济重化工业化，最终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赶超的任务目标。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发展更加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中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在世界总体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战略。梳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贸易保护产生的形式、手段和本质，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整体布局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当前，我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进行统筹规划，是对前文提到的一系列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践，是积极发挥政府职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要表现。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产业间贸易，并没有对单独企业的研究。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数研究以规模报酬不变为前提，所谓的一般均衡模型限定了产业部门的规模，对企业的规模界定则是模糊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其思想观点在克鲁格曼出版的书籍《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得到具体阐述。该书介绍了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的效果以及最优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之后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经济理论体系。运用该经济理论体系进行分析时虽然对企业的规模做出了限定，但也仅限于此，而且分析所选用的企业为典型企业，未考虑企业间的差异。21世纪初诞生的新新贸易理论才算真正突破了以往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该理论着眼于分析企业，重点研究异质企业的贸易投资，说明了现实中有些企业选择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马克·梅利兹（Marc J Melitz）提出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在《贸易对产业内重新配置和产业总量生产率的影响》一书中，马克·梅利兹结合保罗·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和雨果·霍本哈因（Hugo Hopenhayn）的动态产业模型，以一般均衡为分析框架，阐述了存在生产率差异的企业中贸易对资源再配置发挥的作用以及导致的产业生产率的相应变化。

以上理论表明贸易自由化产生的效应不仅在产业中有差异，也会因企业而异，生产资源和市场份额在不同效率的企业中会有不同的配置，这也为我国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提供了理论思考。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本身就意味着贸易参与者的增加、贸易进入成本的降低。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思考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布局完善，则更能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相应的经济效应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进行理性的贸易行为选择提供帮助。

2.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并成为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同时，自由贸易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和不断完善中，已经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园区，是自由贸易理论在我国实践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也离不开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梳理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有助于理解区域联动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从而更好地对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发挥指导作用。

本节主要梳理区位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非平衡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

区位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相关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1920年，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释了区位理论中产业集聚的三大现象。1929年，韦伯在其《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梳理与补充了集聚经济现象的形成机理、动力机制、集聚类型、竞争优势等内容，使新古典区位理论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开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布局与区位理论的思想观点密不可分，无论是选址划区还是功能定位，都有着重要的空间区位选择的考量。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包括“中心-外围”模型、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等。“中心-外围”模型是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66年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在其1967年发表的《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各区域间会因多种原因使得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心”，其他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外围”。第二，创新起源于区域内少数“变革中心”，并由此向外扩散，周边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但核心区域的增长将加大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外围”模型既能存在于国家、区域和城乡之间，也能存在于社会群体和经济阶层之间。点轴开发理论最初由波兰经济家马利士与萨伦巴提出，后来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也在相关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陆大道在其1984年所做的《2000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报告中具体阐述了点轴开发理论。他提出，各区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中心总是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交通线路以及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就是轴线。轴线一经形成，会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学者郑长德在2001年出版的书籍《世界不发达地区历史图鉴》中阐述了该理论。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会形成增长极和增长轴，也就是各类中心城镇与交通沿线，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会逐渐形成资金、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网络开发理论强调网络和点轴系统的延伸，主张提高区域内各节点与腹地、腹地与腹地联系的广度和强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通过网络的外延，加强与区外其他区域经济网络的联系，促进更大区域内经济的发展。相比较之下，点轴开发理论以强调重点发展为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而网络开发理论是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

区域经济非平衡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循环累积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增长极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在1950年发表的《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一文中提出的。佩鲁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进行引申，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成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一般先出现在主导工业部门的有活力的产业中，不仅可以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循环累积理论又称累积因果理论，由1944年瑞典经济学缪尔达尔在其著作《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中提出。缪尔达尔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化过程中，某一个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个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变化，使得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即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1957年，缪尔达尔在其后续著作《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又将该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发展中进行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区域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不平衡增长理论于1958年由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作为非均衡增长的理论之一，其核心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即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和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原则。不平衡增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投资，通过其外部经济使其他部门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主要从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提出发展道路是一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的“不均衡的链条”。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对社会基础设施或直接生产部门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我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正是呼应了以上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经济非平衡理论的原理。首先，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国在适合的地区先行试点，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的贸易体制和管理体制，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得利的不仅是贸易领域，对航运、金融、物流等方面均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已达21个，“雁阵”式格局的布局由沿海城市向内陆腹地纵深推进，这种格局逐步把国内的主要经济带串联起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同时，这种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成果能促使各地改革意识、开放水平、行政效率、发展动能、经济活力不断提升，带动全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的过程中，研究区域经济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为不同区域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发挥提供理性指导，在贸易发展过程中，促进区域物流协同发展，进而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

产业集群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的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领域研究权威学者迈克尔·波特创立。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波特认为，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该理论认为，在某一个特定区域的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企业、供应商、关联产业以及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西方产业集群理论可以溯源至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等。1990年苏联解体后，国际上出现“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被列为“西方七强”，“金砖国家”也在全球崭露头角，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区位理论。克鲁格曼出版的专著《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均深入阐述了现代区位理论尤其是集聚理论。在其1995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一书中，克鲁格曼建立了产业集群分析的新模型，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聚集的成因，认为产业地理集中可能是由当地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引致的，重要的、继起的累积因果关系，其理论的基础是规模收益的递增。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布局也遵循着产业集群理论的原理。例如，2020年，我国新增设立了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扩区），在科技创新动能强劲的北京市，服务业创造了绝大部分地区生产总值，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主要作用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装备制造业积淀深厚的湖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响应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促进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在新兴产业要素活跃的安徽省，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前沿研发平台和基地，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加大了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由此可见，研究和梳理产业集群理论，能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布局提供更多产业发展上的理论支撑，促进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