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全国迅速推进，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累计达到1.41亿人，约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渴望在城市扎根并完全融入城市，他们也是市民化最为迫切的群体之一（李培林等，201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性格、成长经历、与农村联系、就业偏好、城市认同感、流动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三高三低”的特征，如期望报酬高、受教育水平高、消费水平高，但对老家土地的依恋程度低、对工作的抗压能力低、对不公平现象承受能力低（王春光等，2010；杨菊华，2010；刘传江等，2010）。此外，老一代农民工只是为了赚钱而短暂地居留在城市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极其向往，他们打算永久地生活在城市之中（悦中山等，2009）。

然而，仅以出生年份作为代际判断标准，很难区分以后的“新生代”与现在的“新生代”，同时也容易混淆生命周期特征与代际特征，本书的研究在以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基础上延伸出新的“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即父母为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制度性排斥、个人资源禀赋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选择、消费观念、心理归属、就业稳定性、个人权益等方面存在不平等、不均衡的问题（吴华安等，2011）。王春光（2006）将这种徘徊在农村与完全市民化之间的生活状态称为“半城市化”，即虽然他们实现了地域转移以及职业获取，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融入城市的制度、文化与社会系统，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认可，个人权益受损后也缺乏申诉的渠道。如果这一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将有可能演变成一个结构性问题——“城市贫民窟”现象。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融入需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只有经过这个过程，他们才能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王星，2013）。目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改革以及流动政策的放宽，他们由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已无障碍，但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还面临诸多阻碍。住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在城市的长期稳定就业与幸福生活，成为他们实现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之一。特别是当他们大部分人到了成家立业的阶段，困扰他们融入城市的居住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本书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的专题调查的结果，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情况（见表1-1）。

表1-1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情况

资料来源：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J］.数据，2011（4）：68-70.

根据表1-1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多种居住方式可以选择，但在居住结构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单一化特征，即租赁住房和单位集体宿舍两项占比高达80%。此外，近些年大城市房屋租金上涨过快，促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地被迫集中于三类地带：城乡接合部（城市近郊区）、城市远郊区、老旧城区及城中村。这些地方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相对充足，租金便宜且交通相对便利，与其他同类群体紧密而牢固的联系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物质和心理支持的重要社会资本。就居住条件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地人均居住面积狭小，聚居的人群相对混杂，建筑密度较大，小区物业服务缺失，绿化率较低，室内配套设施也非常简陋（王星，2013）。

这些居住特征共同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新生代农民工聚居区正在与市民社区之间形成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无形地将底层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分割开来（江立华等，2013）。更令人担忧的是，居住结构单一化使得他们的社会互动多局限于同质性群体成员内部，这会不断地固化他们所处的亚文化生态环境，对本地的异质性文化产生排斥或畏惧的心理，从而强化内卷化的群体互动（张晨，2011），并且这种同质性的社会网络对于他们在城市中获取信息、寻找工作所起的作用甚微。对于底层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如果技能缺乏、就业渠道狭窄、工作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以及权益弱势等因素使其一直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那么，其居住特征则加剧了底层新生代农民工的“劣势的集中”，成为影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