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立洲博士的新书《重塑经济增长》即将付梓之际,请我作序。这本书所探讨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变革和国家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在经历40多年快速增长之后,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高质量的持续经济增长,是成功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基石。
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而严峻。在国内,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在不断减弱,而新增长动力成长不足,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趋上升;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民间投资欲振乏力,这些问题都须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等多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成为制约经济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大挑战。在国际,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通胀和增长停滞并存,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日益紧张,加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这些内部矛盾和外在压力,都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挑战。因此,探索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增长动力重塑的有效方式,创造国民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的韧性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的必然要求。
一、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显著增多,经济增长只有在多重交织的困境中找到新路径,才能开创发展的新局面。立洲博士在《重塑经济增长》中从多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趋势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战略目标,未来30年中国年均实际GDP增速要达4.6%。然而,由于曾经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传统动力正明显减弱,若继续遵循当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增速趋势,上述战略目标将面临显著挑战。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分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与TFP(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最主要的经济增长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对资本投入的依赖将更加突出。测算表明,2010—2019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上升至90%以上,相比传统“老动力”,“新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尚未得到显著提升,尤其是TFP的贡献率反而由正转负。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扩张与资本积累的增长,导致大量金融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领域,加剧了资源错配而抑制TFP的提高,并阻滞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转换。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也在加速减弱。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陷入持续低增长状态,外部对中国的需求减弱,“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弱化,导致资本积累增速放缓,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受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问题,以及民间投资积极性下降等因素影响,国内投资需求较为疲软,拖累了资本积累增速。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老动力”减弱、“新动力”未能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预计2020—205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可能将降至3.5%以下,这将难以完成人均实际GDP翻两番的任务目标。
经济增长理论也表明,随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资本存量会逐步接近稳态水平,这会导致资本积累速度不断放缓。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也会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随着中国逐步接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技术追赶效应对TFP增速的提升作用也将显著减弱,产业、总需求与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将从资源使用效率层面影响TFP增长,未来TFP增长将更多依靠自主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起带动作用。基于以上分析,作者特别强调在经济新旧动力转换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呈现趋势性下降,我们必须直面这一挑战。
(二)深层次多重结构性矛盾将加深经济增速与增长质量选择的两难困境
结构性矛盾是这本书重点阐释的问题之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的重心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的协调,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导致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从而常常陷入“稳增长”和“防风险”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
房地产曾经是带动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也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产业力量。但是,对房地产业的持续过度依赖也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方面,房价不断攀升催生房价泡沫化风险,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非理性繁荣与投机对生产性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抑制创新和实体经济的资本供给,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角度出发,需要合理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但是,这必然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速,甚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债务扩张的依赖反映了中国经济高债务杠杆与增长压力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债务杠杆率上升幅度最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此后地方和中央的杠杆率呈现交替上升态势,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承担了2008年以后“扩内需”和“稳增长”的主要任务,导致地方债务膨胀。在居民部门,杠杆率则随着房价上涨和购房热潮被不断推升。债务扩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速起到了显著支撑作用,但与房地产相似,债务膨胀导致负债主体持续面临偿债压力,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甚至还潜藏因债务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对房地产与债务扩张的过度依赖性,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陷入速度与质量选择的两难困境,制约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三)贫富差距问题是实现共同繁荣愿景的挑战
在脱贫攻坚战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之后,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是要接续实现的国家治理愿景。然而,受初次分配失衡和再分配逆向调节作用不足等因素制约,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以上,财产基尼系数更是在0.7以上。对比发达经济体,中国贫富差距的直接表现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3,因此,中国社会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面临失衡结构局面。
与此同时,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居民收入发展趋势较改革伊始到21世纪初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但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下滑的速度更快。2015年以来,排在前20%的高收入群体,其收入增速基本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虽有波动但也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但排在中间20%的中等收入群体,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滑,2018年甚至下降至3.1%的低位,并显著低于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的增速水平。
当前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者特别指出了构建橄榄型社会面临的主要障碍。一是经济增速下滑将继续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因为中低收入群体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而工资增速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但对于主要依赖财产性收入的高收入群体而言,在经济增速下行阶段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加剧,反而可能助推金融资产升值,产生财富效应。这会继续拉开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二是中低收入群体背负的债务压力持续攀升。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较快,近10年间杠杆率攀升了约1倍,债务规模增长了约4倍,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是中低收入群体,偿债支出占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大。三是老龄化趋势使养老与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负担持续加重,也会相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获得感与幸福感。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影响构建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四)国际政经格局演变趋于复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作者对国际环境变化特点做了分析,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恰逢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红利释放,吸引国际资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循环,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导致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增速不断下滑,全球化红利逐渐消退。尤其是以英国脱欧与中美贸易争端为标志性事件,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贸易与投资环境恶化,贸易体系日趋碎片化,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也在阻碍外部合作,并制约新公平贸易规则的重构。
与此同时,大国竞争使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对尖端技术及装备的公然垄断,导致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科技摩擦加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因此,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艰难外部环境,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增强经济韧性,提升发展潜力,避免因陷入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受到伤害,既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程度,也关乎民族复兴愿景实现的时间周期。
二、以增长动力转换与增长模式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增长
增长动力转换问题的探讨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论述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顺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增长模式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阶段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由于资本与劳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此时,要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合意经济增速,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就必须大幅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果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那么即使人均国民总收入暂时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未来仍可能会重新跌至高收入国家标准以下,或者在标准线上下徘徊,难以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以及俄罗斯都是典型例证。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驱动,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而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影响下,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显著下降,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宏观杠杆率持续抬升的直接原因。因此,中国需要正视未来几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任务的艰巨性,通过发展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高效统一大市场,大力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和提升配置效率,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以增长模式成功转型为基础,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在条件看,只要能做好增长动力的有序转换,既延续利用好“老动力”,又加快“新动力”释放,中国经济就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增长模式转型将为中国追赶发达经济体铺平道路。根据测算,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约为2.5万美元。按照这一标准,如果中国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在通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2.7万美元。如果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升值,届时中国人均GDP水平或将达3万美元。因此,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几年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实现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战略目标。
基于同样的假设条件,在通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如果到2050年实现人均实际GDP翻两番,那么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7.5万美元。若发达国家按照名义GDP增速2%测算,届时其人均GDP平均水平将在8万美元左右。如果考虑到未来30年中国高质量发展会推动汇率升值等因素,人均实际GDP翻两番将能够实现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总量也将大幅超过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三、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追求全社会的共同繁荣
作者从更深层次上,即从共同富裕实现的历史进程上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动能,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共同繁荣的基本途径。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突出体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上,如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失衡、城乡与区域结构失衡等,其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造成其他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有效解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如果说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处理的中心任务,那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则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中心任务。
从国际经验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尤为重要。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统计数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现代化的韩国与日本,其中产群体占比分别高达45%和60%。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中产群体占比不超过10%。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人,虽然绝对人口规模相当大,但人口占比仍有待提高。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只有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才能够实现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及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立洲博士的这本书围绕当前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客观考察与分析论述。作者首先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认为由负债驱动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推动了宏观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而社会资源配置错位则导致国有部门的债务膨胀和民营部门的债务紧缩,使社会资本产出率衰退加速。与此同时,长期投资主导型增长也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成长,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逆全球化等外部因素挑战,社会总需求不足演变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难题。
由此,作者指出,债务膨胀和产出率衰退趋势削弱传统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导致现有经济增长路径正临近顶点。一方面,国有部门因债务沉重面临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另一方面,民营部门持续经历债务紧缩,居民部门也在进行资产负债表修复,因此这决定了总需求不足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这也是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困境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快推动增长模式转型,重塑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增长动能体系再平衡,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超越传统增长模式的极限,开辟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为此,作者提出通过金融业的全面改革创新,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系统支撑和政策保证。
此外,作者还提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要坚持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正义,防止“富裕中的贫穷”,构建充满韧性的共同繁荣社会,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目标。总之,立洲博士的这本书体系完整、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数据翔实,体现了作者深入思考问题和踏实严谨做研究的作风。我非常愿意推荐给读者朋友!
是为序。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202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