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人类的心理:阿德勒传(心理学大师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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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拉伊莎·艾珀斯坦及阿德勒职业生涯的起点

阿德勒找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伴侣,

而是一个特别坚强独立的女性,她来自另一个国家,

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完全不同的人生观。

——菲莉丝·博顿(Phyllis Bottome)[1]

拉伊莎·艾珀斯坦(Raissa Epstein)于1872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出生,是安娜(Anna)和蒂莫夫·艾珀斯坦(Timofej Epstein)的第二个女儿。他们是相当富裕的犹太裔俄罗斯人,犹太习俗已被俄罗斯习俗同化,能够为两个孩子提供教育。拉伊莎的姐姐后来成为图书管理员。拉伊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无从考证,她的母亲去世很早,她和继母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父亲一方的亲戚很富有,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有大片的庄园和森林,这片森林让他们从俄国铁路建设时巨大的木材需求中持续获益——俄国在1841—1852年修建了全长652千米、有184座桥的莫斯科—圣彼得堡铁路线。拉伊莎在斯摩棱斯克的祖父母的庄园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很享受那时的生活。

1895年5月17日,拉伊莎·艾珀斯坦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生物,她拥有蓝眼睛和浅金色头发,身高不到1.5米,但娇小的身材掩盖不住她的聪慧、活力、意志力,以及爆发的浓烈情感。在沙皇俄国,女性基本被剥夺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家庭有能力承担学费的犹太裔俄罗斯女性优先考虑出国留学,首选瑞士。1904—1905学年冬季学期,伯尔尼大学医学院注册的594名学生中有407位女性,其中有399名俄罗斯人和2名瑞士人。

拉伊莎听了3个学期的显微镜学和动物学课程,那时的她已经是社会主义者,这在国外留学的俄罗斯学生中并不罕见。1872年,在苏黎世生活的俄国贵族的女儿韦拉·菲格纳(Wera Wegnar)也是这样在利马特河畔[2]发现了革命读物和自己的革命理想:“我接触了拉萨尔(Lasalle)[3]的学说和活动,还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工人运动、国际革命和西欧国家的革命史。我此前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扩展了我的知识视野,我完全被吸引,所以我成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

拉伊莎·艾珀斯坦在1896年底转学到维也纳大学,原因不明。次年3月或4月,她便遇到了阿德勒——这位刚博士毕业、在当时的照片中略显敦实的人,他们究竟是在社会主义学生社团里认识的,还是像大家猜测的那样是在流亡俄国人组成的沙龙里认识的,已无法追溯。两人很快建立起热烈的关系,但只有阿德勒的信件被保存下来——拉伊莎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内销毁了她的书信。她家境殷实,这不仅体现在绝不可能免费的学费上,还体现在她在艾森巷租住的住宅上,该住宅不止一个房间。阿德勒自己也提到过这一点,他曾开玩笑地写道: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一片哗然,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一大笔房产。

这大概是阿德勒的初恋。这段关系非常亲密,热情洋溢,两人书信往来密切,尽管两人的交往并不完全自由。1897年7月28日,他为一次私密对谈感到热血沸腾,在“下午5点”认识到“真相”:“你的吻还停留在我的嘴唇上,燃烧着,你这个美妙的人儿,带给我的比我所期盼的世俗幸福还多。我望着你消失在未知的远方,一阵沉闷的悲伤压迫我的身体。……‘往前走一点,你能再多看我一会’……这句话将是我的引路星,无论发生什么。”

几天后,拉伊莎·艾珀斯坦前往莫斯科。阿德勒利用参加国际医生会议的机会随后出发,尽管这次出行令他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8月13日,他给“亲爱的小姐”写信:“好啊!然后再一次欢呼!为旅行做准备时我迫不及待,时不时对着空气大声欢呼。陶醉和喜悦笼罩着我,当经过镜子时,我毫不掩饰地望向镜子,思索着我通红的脸。……我现在想的,只有什么时候能在莫斯科与您见面。龙勃罗梭[4]的讲座不吸引您吗?想想看,如果他死了,您就会错过这次机会。我多希望已经将俄国拥入怀中!”4天后,他抵达莫斯科,立即给她寄去自己在火车上记录下的文字,那是一个带有民族学色彩的幽默小故事,他将梦幻般的恋爱心情捻揉成线,编织其中:

亲爱的小姐:

在我周围是令人害怕的熙攘——喊叫、喧哗、噪声、布满红血丝的睡眼和打着哈欠的嘴。精明的老医生、(一直在?)找东西的自然研究员,经常是拖家带口的状态。火车上一等舱和二等舱的拥挤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只有三等舱还可忍受,现在这将是我在莫斯科的生活!

我旁边坐着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法国人严肃且庄重,即便在医生会议上也努力表现得与大国的名声相符。卡策马赫尔人(我们维也纳人这样称呼意大利人)一直处于不安状态,有时在座位下,有时在座位上,以老鹰般的敏捷在天花板上与他们的行李不断斗争,我是一个出色的配合(原文如此)。一位女士和我一起在维也纳上了车,她直到现在都是我忠实的旅行伙伴。我们相互之间离得不远,总保持着好心情。我们尽可能地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愉快。……

就连我正写下这些的现在,这位好奇的女士的目光也越过我的肩头,嘴里嘀咕着一些愚蠢的事情,把我逼到了角落。不幸的是,我必须服从她(原文如此)。

但我必须服从她。我只是想告诉您,这位女士住在莫斯科。您也许认识她?

这封书信之后,他们之间开始密集地写信,不时造成误解。阿德勒在写给拉伊莎的信中署名为“阿尔弗”,9月的时候,他对她的称谓变成亲热的“我亲爱的金德尔(Kindl)”,或者发音相近的“亲爱的廷蒂(Tindi)”。“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但是,但是……我又惊讶又困惑。让魔鬼来写信,一个亲吻比上百封信件表达得更多、更清晰。但信还是要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正在给你写四个小时里的第三封信。”

有时候他一直等,一直等,期待着回复:“我迅速跑回家,尽可能最快地从邮差手中拿到你的来信。”阿德勒也会催促她回信,特别是当交往越来越认真,共同的未来越来越具体,他就越想得到回信。“我亲爱的廷蒂!哎,你这个坏女孩,我又有9天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了。你且等着,我把这封信给邮差。……亲爱的金德尔!救赎我的话语什么时候能到来,还有热烈的亲吻?冷静,金德尔,要很冷静!”

拉伊莎·艾珀斯坦完全无法冷静。毕竟,这将是一段远离家族的生活——在另一个不同语言的国家,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情人虽然是一名医生,但是并不富裕,收入不多。他的家族将如何接受她——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阿德勒试图以幽默的方式向她描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消除她的不安:“我的父亲是一个简单朴素的人,他对这个世界和对他的生意一样,了解甚少,至少我的亲戚是这样说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他的性情是如何形成的。我只听说,他在少年时代对家人全心全意,愿为此付出一切;等他成家之后,这份爱就转移到了他自己的家庭上。他天性无比善良,是相处起来安静、慢热却能亲近的朋友。他讨厌新事物,因为他对此感到恐惧,只有当他因为守旧而被嘲笑时,他才开始适应新事物。”他还说:“我哥哥西格蒙德29岁,健康强壮,体重92千克。性情中人,有一点闵希豪森(Münchhausen)式的爱吹嘘[5]。他心地善良,拉丁语学得不好,更喜欢讲些无稽之谈。他看起来很正派,但私底下很爱喝酒。他在打领带方面很快会超过我父亲,并最终与我母亲一起统治世界。……”

1897年12月底,拉伊莎·艾珀斯坦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斯摩棱斯克完婚,这位年轻的新娘没有完成她的学业。1898年8月5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瓦伦丁娜·迪娜(Valentina Dina)出生。眼下,如何供养这个新生的家庭迫在眉睫。他们各自的亲属支持了他们。在这之前,阿德勒在他父母位于茨韦格巷的公寓中一间临时的小房间里看诊;现在他们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位于第九区的艾森巷,离拉伊莎之前的住处只隔了几栋房子。这个街区格外受医生的欢迎,因为这里靠近维也纳综合医院。但对于初入职场的阿德勒来说,医生间的竞争太激烈了,第二年他们就不得不放弃这套房子,搬到条件艰苦的利奥波德城的切尔宁巷7号。这个地址不仅意味着写在信头上的地址降级了,而且意味着他们住到了“另一边”——多瑙河的另一边,也是富裕资产阶级的另一边。他们的新家实际上位于一栋大型的出租公寓中,是典型的“穿堂房屋”,从庭院就能看到他们带诊疗室的房子,以及通往既优雅又高贵的林荫大道普拉特街42号的入口。普拉特街42号正好在卡尔剧院对面,所以阿德勒在他的信纸上列出了这两个地址,这为一个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医生带来了声誉。

1898年,阿德勒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裁缝行业健康指南》(Gesundheitsbuch für das Schneidergewerbe),这是受一位柏林医生的委托。他这位在普鲁士的同事曾出版过关于面包师、采磷工、织布工和矿工的类似书籍,整个系列的口号是:“认识到危险是预防的第一步!”目标受众是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这是一部彻底的社会医学著作,着眼社会问题,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裁缝是遭到最严重健康威胁的职业。写作时,阿德勒和拉伊莎的关注点在于“描述经济状况和某一行业的疾病之间的关联,以及生活水平降低对民族健康带来的威胁”。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也体现在这本30页的小册子中:“医生不能再对这种观点闭目塞听,这种观点把人看作社会产物来研究,而不是个人。”

自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6]的第一批著作出版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医学都被理解为一门社会科学。1848—1849年,这位出生于1821年的病理学教授,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根据对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研究结果,衍生出一项要求:医生必须同时是政治家,推进早该进行的卫生改革。阿德勒应该是赞同魏尔肖的某些观点的,比如“合理的国家宪法必须确立个人健康生存的权利”;他年轻的妻子更是如此,因为她知道沙皇俄国的社会关系有多么糟糕。1879年,魏尔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自然科学家,我只能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因为只有在共和政体中才能实现自然规则限定的、出于人的天性的要求。”所以对于年轻了50岁的阿德勒来说,作为利奥波德城的医生,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必然的。阿德勒在他的《裁缝行业健康指南》的结尾处还罗列了社会政治方面的要求:将意外保险扩大到小型企业,强制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限制每周工作时间。

拉伊莎在政治观点上比她的丈夫更激进。这位精通3种语言(俄语、法语、德语)的年轻母亲,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1899年,她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是她非常熟悉的“共同研究及男性教授”,这是女性视角的(医学)研究。维也纳于1900年首次允许女性学习医学,她对此表示了赞同。她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在维也纳占主导地位、思想进步的女性报纸《女性档案》(Dokumenten der Frau)上。

可能早在1898年,拉伊莎·艾珀斯坦就已经在维也纳找到了与俄国社会的联系,并在1900年左右融入多瑙河畔大都市丰富又多面的文化生活之中。

注释

[1]菲莉丝·博顿(1882—1963),英国作家,阿德勒传记和故事的记录者。——译者注。

[2]瑞士境内的一条河流,流经苏黎世。——译者注。

[3]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译者注。

[4]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译者注。

[5]闵希豪森是借用真实人物虚构出来的形象,他喜欢对自己的冒险进行可笑又夸大的吹嘘,形象特点为尖鹰钩鼻和翘起的八字胡。——译者注。

[6]鲁道夫·魏尔肖(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政治家、社会改革家,病理学之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