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并非经验研究的结果，尽管近几年来我一直从事政党领域的研究。相反，它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通过运用属于不同学科传统的解释工具，分离出解释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要素。
对政党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在某个时刻中断了，研究走向了一个不同的、部分来看是全新的方向。那些“一流的”作者、在这一特定领域的开创者们（从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到韦伯、米歇尔斯、迪韦尔热）是从政党组织“内核”的角度去看待政党及其活动的。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如下理念：政党作为组织，应当研究它们的组织动力。然而，在最近三十年，我们目睹了政治学与社会学在进行政党研究时重点的某种转向。逐步精炼且准确的技术的使用，日渐增加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已经使得对选举动力的研究、对被政党所影响的国家制度（state institutions）的作用的研究以及对政党与社会各阶级间关系的研究显得更为清楚。因为系统方法（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已经在社会科学家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学者们的兴趣排序上，政党体制远比单个的政党更为重要。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已经向前推进了许多。然而，有得必有失，失去的即是如下认知（awareness）：无论是何种政党，无论政党回应何种诉求，它们首先是组织，因而政党的组织分析必须先于其他的分析视角。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切发生了，就如同复杂组织的研究，大体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发生了质的变化。各种类型的大量组织已经付诸经验检验；而且也已经提出来许多模型和准理论去解释组织的作用及其活动。然而，政党组织理论的特点是鲜有创新；自米歇尔斯和迪韦尔热的作品问世以来，政党组织理论未有明显变化。但是米歇尔斯和迪韦尔热非常明了他们时代的组织知识：比如，米歇尔斯在其理论模型中就使用了韦伯的官僚制模型的简化版本。当代关注政党的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他们考虑政党，或者如果他们考虑政党时，经常无视组织学科的效果与发展。
因此读者读到的这本书试图把那些束之高阁的、为大部分研究者遗忘的东西重新带回到舞台中心。
我个人相信政党体制的比较理论已经硕果累累了，但是我也确信，这一理论中遗留的许多模糊的领域，只有重新回到政党内部组织动力的视角去进行研究，才能得以澄清。
如同社会科学的任何分支学科一样，在复杂组织的理论领域（如同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特别是第一、三部分）也有诸多方法的争论。我的偏好是支持那些引进组织权力维度的理论与分析，首先是通过彼此妥协的不同行动者之间为了权力而进行的联盟和斗争来解释组织的功能和各种活动。组织，甚而即政党，有一系列的“技术激励”所施加的特征：劳动分工的需要，不同部门合作的需要、与外部环境联系专业化的需要等。我不会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置之不理，但是我将采用的视角（就政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在这一视角中，组织——可能是公司、公共行政部门、志愿协会——内部权力争斗的动力，为理解其功能和经历的变化——提供了那把钥匙。
不同组织差异巨大。但是无论组织从事什么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对人类而言是好是坏，每个组织也总是为了保证、延续或者增加控制该组织的那些人——即领导它们的精英们的——社会权力服务。
然后，最重要的是，组织是人们按其意愿塑造世界的工具。组织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把一些人对正确事务的某种界定强加于其他人。控制了某个组织的人所拥有的权力，远远超出那些没有控制组织的人所拥有的权力。1
“所有的”（ALL）组织，遑论组织为何类何型，遑论其在社会系统中承担（或假定承担的）的功能如何，获取、保卫这一权力是这些组织内持续不断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政治关系的范围内，一个新组织的出现可以导致政治体系范畴的扩大，即之前被排除在参与收益以外的社会团体进入了该政治体系。然而，这也会一如既往地带来新的“政治精英”的崛起，他们或将代替现存的统治阶级，或与他们结盟。从那一刻起，正是这个已同意执掌权力的组织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用来保卫其社会权力的主要工具。
这种视角意味着，它涉及罗伯特·米歇尔斯的观点，即把政党视为维持和扩大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的工具；它也涉及新马基雅维利学派的其他理论：从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到加埃塔诺·莫斯卡的组织理论。莫斯卡的组织理论把组织作为少数人——政治阶级——统治多数人的决定性工具。但是对新马基雅维利理论的欠债也到此为止了。米歇尔斯的分析已经成为这一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也采用了一种方法，该方法如果不是代替、也一定非常不同于《政党社会学》的作者提议的方法。
我主要从现代组织理论反映的领域得出分析范畴，我发现这些范畴最适合政党的情况。然而（诚如本书的主要章节所显示的那样），这一工作的核心，在于比较历史中的一项实践，在于试图提供一种特定的、用以检验一些欧洲政党形成的组织分析框架。这一努力的潜在想法是，重新确认古典社会学的一个根本性的直觉，特别是韦伯的观点。韦伯关注制度（institutions）建立之初的重要性。在一个组织的形成阶段，“出牌”方式以及几个回合后的结果，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依然不断地在许多方面决定着组织的生命。在组织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它通过与持续变化的环境进行互动，当然会经历修正，甚至是深刻的变化。然而，组织缔造者们所做出的那些关键的政治抉择、为控制组织而进行的第一次争斗以及组织形成的方式，将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果不溯及组织的形成阶段，组织的作用以及当前的张力等方面似乎都难以理解。
在这方面，关注历史维度，就成了政党的组织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对历史维度的关注就充当了解释政党的某种组织类型的重要步骤，这将替代当前文献中采用的方法。在该领域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内，这种观察值得认真关注，因为：
在过去发生的、重大的政治转型，不仅不会在当下以及今后重复出现，而且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出现。但所有声称包含了政治转型整个过程的理论，都必须与过去的经历相一致，而且在获得广泛认可前也应当小心谨慎地辨识这种经历……我们认为，在对大范围政治变迁的一些概括进行阐释与证明时，历史经验比当下的观察更为重要。2
比较—历史分析总是隐含着风险。起初，我们在从事的某类调查，必须依赖间接的资源——基于个案的史学作品——因而，这类调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些个案研究的作者们提供的数据和解释的支配。3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某人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预先决定的分析描述之上，一般而言，这种类型的调查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对史学解释（通过不同的理论滤镜对它们进行过滤）与史学材料带来不公正。比较历史研究也总是让历史学家们（个案研究的专家们）感到困惑和不满。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比起每个个案在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言，比较学家对不同个案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更感兴趣。他只能对历史文献进行精挑细选，不得不抛弃那些与他的理论视角不一致的史学争论。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他风险。
对不同个案的研究作过于表面的分析是始终存在的一个风险。但深入分析个案的风险更大；害怕对历史不公（doing an injustice to history），研究者对每个个案的分析过于深入，就会迷失其目标：分离出不同个案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该目标，反过来，只有在预设的理论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未被抛弃时才有可能达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比较分析经常在两个极端间摇摆：一个极端是以否定个案的特殊性为代价、强调其相似性；另一个极端是对单一个案特殊的、不可重复的特征作极其全面的调查，以致只能将不同个案在缺乏有效的比较时作简单的并列。
最后，还有一个风险与历史上的个案研究的选取有关。在决定理论的效果时，被排除的个案总是与被选取的个案同样重要。为了增加对历史研究的控制而只选择西欧政党的案例，这明显起到了界定调查研究领域的作用。但是在这一选择的背后，也有一个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尽管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异，但在（1）国家“中心”的形成；（2）社会集团的动员；（3）议会权力的扩张；以及（4）政治文化的“僵化”4等方面，西欧国家经历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确保了进行比较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只要组织与其环境建立了复杂的适应/主导关系，那么至少有一些特定的、共同的环境条件的存在就变得至关重要了。5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排除了在西欧政治体制之外运作的政党，同样也解释了我为什么排除了一党制下的政党。6并不是说组织分析不适用于这些个案（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方式与很多西欧政党形成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但是既然一党制禁止了选举竞争，那么，一国的政治制度（state institutions）就是不可逆转的，从而发生的联合结构完全不同于西欧。
另一个排除的重要对象是美国的政党。我之所以这么决定，是出于对政党研究者经常沉湎于草率的比较的不信任。文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美国与欧洲各国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远比欧洲各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距要大。许多理由可以用于解释这些差异。比如，在美国，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的动员是工业化的序曲而不是其结果，这一事实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发生的事实正好相反。7既然对政党与政党体制的形成而言，底层阶级动员的时机、方式毫无例外是首要的，那么，美国政党的特殊发展就可由此进行解释了。8为了试图理解政党发展的社会环境，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政治现代化的“美国方式”的独特性的观察值得引用：
美国无须面临复杂且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衰落的问题，该农业社会可能是封建形态、也可能是官僚形态。商业化的农业从一开始就很重要，比如弗吉尼亚州的烟草种植业。一旦国家建立，商业化的农业很快就占据主导地位。前商业社会的土地贵族与君主之间的政治斗争并不属于美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也不像欧洲和亚洲那样，它没有大量的农民阶级。9
既然影响美国政党的产生与组织发展的因素完全不同于欧洲，那么在评估本书的假设时，美国将不作为研究对象。
本书有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我将说明那些基本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些概念对于形成政党的组织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我将通过一系列类比，逐步形成一个概念性的分析框架——一个概念网络——对我而言，在提出政党作用发挥的现实分析中，这是有用的。我对方法论的选择，就是利用组织社会学在解释复杂组织发挥作用的研究中已经解释过的分析工具，并使它们适用于政党的情况。更特别的是，我已经将组织社会学的假设、理论和模型同传统政治科学关于政党的文献进行了比较。从根本上看，我的目标旨在证明，相对于政党研究更为传统的看法，从复杂组织理论的有利视角审视政党的方法，具有更高解释力。
概括来说，第一部分关注组织次序的状况：政党组织通过什么机制，以什么方式处理它们所依附的大量压力与挑战。对组织次序的状况进行检视首先要求对次序本身进行界定；反过来，这种界定以对决定次序的不同因素的认知为先决条件。从根本上看，这部分是这样一个研究，整理好一系列概念，着眼于展示对特定政党连续的、历史—经验分析的工具。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九章），前述几章关注的分析图示，将用来解释一些西欧特定政党的组织演进。第四章，作为第二部分的开始，仍然是理论为主。这里我着手于让制度化理论适应政党的情形，用以解释“起源模式”（genetic model）（组织的起源特征）和制度化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类型，这一类型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进行一项历史的检验。在这时引入制度化的理论，目的是对政党的组织发展进行动态分析。
第五章至第八章包含了一项对各政党历史的调查研究，虽然是人为选择过的，以作为组织可呈现的许多形态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尽可能地代表了许多不同的、可能的组织次序（尽管没有必要穷尽）。就支配性的史学命题而言，没有一个案例的分析本身是原创性的，并且这些分析也没有提出新观点。而且，出于前文已解释的、与比较—历史分析的内在困难相关的原因，重组历史材料必然要遵循某些最合适的、正被当代史学争论的几种不同的、可能的解释观点。如果这几章有哪些是原创的，首先是通过对不同历史主题过滤后的理论架构，这一理论架构可以确定不同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第九部分，我将在一定意义上得出推论（consequences）：在那里，我将使用充分的数据来说明政党组织的某种类型，尽管是暂定的，当然也不尽全面。
在第三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我将探讨具体的组织问题，这些问题在前面几章仅仅被思考过，然而这些问题对于政党的组织理论来说却是重要的，它们是：组织“规模”的作用、与劳动分工及组织复杂性相关的问题、环境影响及环境压力的作用、政党官僚的特征及官僚化。与第一部分一样，这些讨论也是理论主导的，即使有几个经验性的例证，也只是用来支持我的观点。
在第四部分（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我将探讨组织变迁，以及政党有时会进行的转型过程的问题。我将在两个方面来分析它们：（1）在第十三章，我将提出组织变迁的一种模型，并探讨这一模型对不同政党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化的有效性。这一模型只不过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公式化（非数学用语）本书所代表的观点。（2）在第十四章，另一方面，我也要检验当今西欧政党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更一般的政治进程的间接影响及意义。
我故意不提供有结论的一章。将政党视为复杂组织的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领域的研究只能对今后一连串的适应及修正保持开放。一方面，与大规模的理论努力相比，只有广泛且系统的经验研究，通过使用更广泛、更连贯的组织分类，才能实现深度探讨。另一方面，缺乏一个结论也有助于强调本书的特征：它是一部不断进步的作品，而非一个完工的成品；它更多的是发现并提出相关的问题，而非发现所有的答案。
注释
1．C.Perrow，Complex Organizations．A Critical Essay, Glenview，Scott，Foresman and Co.，1972，p.14.
2．C.Tilly，“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in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3.
3．关于社会学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参见T.Skocpol，M.Somers，“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XII（1980），pp.174—197。
4．有关欧洲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整合与分歧，最重要的参考是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参见Citizens，Elections，Parties．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Oslo，Universitesforlaget，1970一书中的重要论文集。
5．关于地缘政治学作为减少有效变量工具的分析作用，参见A.Lijhart，Il metodo della comparazione，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1（1971），pp.79ff。
6．关于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差异，参见G.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7．R.Bendix，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Wiley and Sons，1964，p.79.也可参见S.M.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 New York，Anchor Books，1967。
8．关于美国第一个政党以及后来的政党体系的分析，参见in W.N.Chambers（ed.），The First Party System：Federalists and Republicans, New York，Wiley and Sons，1972以及W.N.Chambers，W.D.Burnham（eds.），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9．B.Moore Jr，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Boston，Beacon Press，1966，p.121.